摘要：这诊所不大，瓷砖门面漏着青灰色水泥，一个红十字标已经褪成橘粉色，两边贴着治疗跌打损伤、胃病、小儿感冒发烧的告示，字迹因为日晒雨淋都褪色了，也没人去换。每到阴天，那铁皮招牌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老人的关节在叹气。

桃园县的人都知道县城东头那条生产路上有个昌盛诊所，老高的诊所。

这诊所不大，瓷砖门面漏着青灰色水泥，一个红十字标已经褪成橘粉色，两边贴着治疗跌打损伤、胃病、小儿感冒发烧的告示，字迹因为日晒雨淋都褪色了，也没人去换。每到阴天，那铁皮招牌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像是老人的关节在叹气。

我是十来岁才见到老高的，那年我摔伤膝盖，血流了一裤腿。我哭着被母亲带去诊所，记得那天诊所里摆着的日历是1987年，后来很多年那日历都没换过，直到纸张发黄，像诊所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一样。

“没事，小伙子挺勇敢。”老高头顶已经秃了一大片，戴着一副老式金属边眼镜，镜片上有几个小刮痕。他手很稳，拿着棉签蘸碘酒给我消毒，另一只手在我没受伤的膝盖上轻拍，“数三下就好，一、二、三…”

实际上他数到五我才感觉到一点刺痛，但那时我已经不哭了，被他的语调安抚住了。

诊室里有股药味，但不刺鼻，反而混着一种淡淡的薄荷气息。墙上挂着发黄的证书，柜子上摆着一个生了绿斑的铜砂罐，里面插着几根签子——据说那是他用来决定收不收钱的，但我从没见他真摇过。

“多少钱？”我妈掏出布钱包。

“十块就行。”

“大夫，我昨儿卖菜才赚了七块多…”我妈犹豫着说。

老高头也不抬，摆摆手：“那就七块。”他接过钱，随手放进抽屉，连收据都没给。那抽屉拉开一条缝的时候，我看见里面零钱和钢笔卷标签乱七八糟堆在一起。

后来才知道，这是老高的一贯作风。他从不按物价表收费，总是看着来看病的人的穿着打扮，再决定收多少。实在穷困的，他连挂号费都不收，只收药钱，药钱也是批发价。

“这么着能开下去吗？”有人问他。

“我一个人过，又不攀比啥，够吃就成。”他总这么回答，然后低头去看下一个患者，好像这个话题比看诊还让他不自在。

诊所门口摆着张旧木凳，漆早就掉了，露出打磨得发亮的木色。天气好的时候，老高喜欢坐在那里，手里端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子，里面是没过滤的茶叶水。路过的人总爱停下跟他闲聊两句，问问腰疼该吃啥药，孩子咳嗽该不该去大医院。他也从不摆架子，耐心解答，有时还招手让人进去免费量个血压。

十几岁那会儿，我偶尔路过诊所，看见老高总在忙活。有次差点撞到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妈妈从诊所冲出来，她脸色煞白，怀里的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夫！大夫！”她焦急地冲着后面喊。

老高慢悠悠地从里面出来，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袖口沾着黄色的药渍。看了眼孩子，摸了摸额头：“发热多久了？”

“昨晚开始的，我家远，今早才到。”

老高点点头，带她们进去。我好奇，就站在门口往里看。老高给孩子量体温，又看了看喉咙，然后挥挥手示意年轻妈妈不要担心。

“高烧，扁桃体发炎，不碍事。”他从柜子里拿出几盒药，“先吃这个退烧，这个消炎，明早再来看看。”

年轻妈妈咬着嘴唇：“大夫，我…我钱不够…”

老高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叮嘱用药方法：“记住啊，四小时一次，别着急，孩子抵抗力弱，得耐心点。”

最后他只收了十块钱，我站在门口亲眼看见的。那时一盒进口退烧药就得十五、六。

“你小子站那干嘛？”他突然发现了我，“腿上的伤好了吧？”

我点点头，惊讶他还记得我。

“下次小心点，男孩子摔摔打打没关系，但长点心。”他笑着说，脸上的皱纹堆起来，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

后来我去城里上学，寒暑假回来才会见到老高。他的诊所从没变过，倒是周围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先是理发店变成了网吧，再变成了手机店；对面的缝纫铺变成了小超市，再变成了彩票站。

只有老高的诊所，和门口那棵老槐树一起，固执地留在那里，连招牌都不肯换一换。

有年冬天回来，发现诊所外多了张告示：因赴医院进修，诊所暂停半月。县城里流言四起，说老高终于被医疗管理部门查了，说他行医资格证过期了，说他被举报偷税漏税。

半个月后，诊所重新开门，老高还是那身打扮，只是似乎瘦了一圈，脸色也不太好。我妈偷偷跟我说：“听说老高查出肺结节，去省城大医院治疗去了。”

“那他还出来工作啊？”我有些担心。

“他能歇着吗？”我妈叹气，“这县城东边多少人就靠他看病呢。”

的确，老高的诊所服务的不只是县城居民，还有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大医院人多，挂号难，费用高，排队长，很多普通病小病，大家都愿意来找老高。有些老年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医院，却对老高的诊所熟门熟路。

诊所角落里有个老旧的暖水瓶，冬天总是冒着热气，夏天则换成凉白开。旁边一次性纸杯早就黄了，但是架子擦得很干净。等候区就三把椅子，来晚的就得站着，没人抱怨，大家就那么等着，有时还能听老高在里面跟病人拉家常。

“你家那块地种的啥？”“闺女考学校的事定下了吗？”“老伴腿脚还利索不？”

再后来，我在外地工作，回县城的时间越来越少。某次回家探亲，晚上和几个发小聚餐，才听说老高的病情加重了。

“听说是肝癌，晚期。”发小小声说，“医生说撑不过今年。”

“那诊所还开着？”

“开着呢，他说得干到干不动为止。”

第二天，我专门去了趟老高的诊所。推开门，熟悉的药味扑面而来，但明显掺杂了一股消毒水的刺鼻气味。老高坐在诊桌后面，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看病。他比我记忆中憔悴太多，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什么。白大褂在他身上显得特别空荡，领口那里别着一枚已经氧化发黑的听诊器。

“血压高了点，最近少吃咸的，这药两顿一次，记着啊。”他拖着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老太太点头如捣蒜：“晓得晓得，老高大夫您自个儿也保重身体。”

“死不了，放心。”他笑笑，却牵动了一阵咳嗽。

等那老太太走后，诊所里就剩我一人。他抬头看我，愣了几秒，然后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是小王家的娃吧？又长高了。”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只是从兜里掏出两盒从城里带回来的高档点心递给他。

他看了看，摆手：“拿回去给你爸妈吃吧，我这人没啥福气，吃不了这些。”

我没听他的，还是放在了桌子上：“您…身体怎么样？”这话一出口就后悔，太生硬了。

“还行，能动弹。”他低头整理桌上的病例本，那本子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角都卷起来了。“有空就回来看看，县城变化挺大啊。”

我知道他在转移话题，也就顺着聊了几句县城的变化。临走时，他突然问：“你妈那个关节炎好了吗？”

我一愣：“您还记得啊？”

“我这记性不好，但看过的病人，多少记得点。”他摸出一个塑料药瓶，里面装着几片药，“给你妈带回去，阴雨天关节疼就吃，不要钱。”

我接过药瓶，上面手写的标签已经模糊，能看出是他歪歪扭扭的字迹。药瓶上还有一个褪色的贴纸，是那种小孩子喜欢的卡通图案。

走出诊所，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见老高一个人坐在那里，正对着窗外发呆。阳光透过不太干净的玻璃照在他脸上，照出了他脸上每一道皱纹。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县城里的”老神医”，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老人。

我回城后不久，家里打来电话，说老高情况不好，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连夜赶回县城，到医院时已是凌晨。本以为会很安静，没想到医院走廊上坐满了人，有穿着睡衣的，有披着外套的，有带着孩子的，甚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

“都是来看老高的。”我爸小声说，“从昨天开始，就没断过人。”

病房门口贴着”重症监护室，闲人免进”的牌子，但护士把门开了条缝，让大家依次进去看一眼，不准说话，就看一眼就出来。

轮到我时，房间里只有呼吸机的声音。老高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钢笔和一个没写完的处方本，处方本下压着几张纸，我看清是一些便条，上面写着病人的名字和欠款数目。

“他昏迷前还在记这些。”一个护士小声说，“说怕自己不在了，有人来还钱找不到地方对账。”

我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默默退了出来。

第三天早上，老高走了，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消息传开后，县城东头的街道挤满了人，都是来送他最后一程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就连县医院的几位主任医师也来了，他们带着花圈，花圈上写着”医德高尚，大医精诚”。

葬礼很简单，老高没有子女，只有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赶来主持。但送葬的队伍却排出去老远，有开三轮车来的农民，有背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撑着拐杖的老人，甚至有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

我和几个发小帮着抬棺，走在前面。一路上，听见后面有人小声议论：“老高存了多少钱啊？”

“听说就一个存折，里面只有两万多。”

“怎么可能？他看病五十年啊！”

“可不是，那都是明面收的，他从不收穷人钱，还经常赊账，那账本谁能算清楚？”

那天下午下了场小雨，如同天空在流泪。回程路上，一个老人拦住我们，说是专门从十里外的村子赶来的。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纸包，打开后是两颗红枣。

“当年我儿子高烧不退，是老高给看的，不但不收钱，还给了几颗红枣让熬水喝。”老人眼里含着泪，“这两颗我一直留着，本想还给他的，现在…现在…”

我接过那两颗早已干瘪变硬的红枣，不知该说什么。

葬礼结束后，有人提议把老高的诊所改成纪念馆，但被他侄子婉拒了。“叔叔生前说了，诊所的东西都捐给县医院，药品给需要的人，诊所的房子…”他顿了顿，“诊所的房子其实不是他的，是他每月租的，一租就是五十年。”

这个事实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原来老高并不是诊所的主人，他只是一个租客，却在那里坚守了半个世纪。

后来有人整理他的遗物，在枕头下发现一本发黄的日记本。日记很简单，大多是记录每天看了多少病人，用了多少药，收了多少钱。最后一页写着：

“今日诊所开业五十周年，没什么特别的。刘婶带了两个鸡蛋来，说是感谢我给她孙子看好了脚气。我说不用，她非要留下。中午吃了一个，挺新鲜。另一个留着明天吃。”

日记本夹着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是年轻时的老高站在诊所门口，身后是崭新的红十字招牌。他笑得灿烂，眼中满是希望和坚定。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73年，昌盛诊所开业第一天。愿此生悬壶济世，不负医者之心。”

诊所最终还是关了门，门口那棵老槐树却依然在生长。每到春天，它依然抽出新芽，落下的花絮会飘到诊所门前，像是在怀念什么。

县医院后来在急诊室门口立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高医生精神永存”。牌匾下面摆着一张老高的照片，是他晚年时拍的，照片里的他虽然已经憔悴，但眼中依然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而我，每次回县城，都会去看看那个已经关门的诊所。招牌还在，只是更旧了，那个褪色的红十字仿佛还在诉说着一个老医生的故事，一个把大半生都奉献给这个小县城的人的故事。

后来我在城里遇到县医院的一位医生，他告诉我，老高去世后，有很多人来还钱，那些年欠的诊疗费。有人带着几十元，有人带着几百元，甚至有人带着几千元。这些钱最终都汇成了一笔”老高医疗救助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看不起病的贫困患者。

“他走了，但他的精神还活在县城的每个角落。”那位医生说，“有时我值夜班，会觉得他还在诊室里，对着病人说：‘不碍事，很快就好了。’”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了。一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但他的精神和故事，却能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就像老高诊所门前那棵老槐树，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来源：缤纷青山EfQy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