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村里第一个在县城买房的。不是多有出息，就是赶上了好时候。九十年代末进了建筑公司，跟着包工头全国到处跑，没有地方安家，钱也就攒下来了。

我是村里第一个在县城买房的。不是多有出息，就是赶上了好时候。九十年代末进了建筑公司，跟着包工头全国到处跑，没有地方安家，钱也就攒下来了。

转眼2003年，县城房才三百多一平，我一咬牙就付了全款，十八万，两室一厅，五楼。没电梯，不过也用不着，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腿脚麻利。

电话是姐姐打来的，一边咳一边说：“老三，你看能不能……”

我还以为她要借钱。不是头一次了。姐夫老张，就是那种典型的农村男人，爱喝酒，种地，干点零工，手里一直不宽裕。我早看不上他了。不过姐姐跟着受罪，我心里不是滋味。

“要多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姐姐说：“不是钱的事，老李给小芳找了个对象，想请你过来看看。”

小芳是我外甥女，那年刚上高中。我一听就急了：“高中还没毕业呢，找什么对象？是不是老张又……”

没等我说完，姐姐又咳嗽起来，说：“你先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新栽的行道树发呆。树苗细得像筷子，怎么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能长得把阳光都遮住，我那会儿也想不到后来的事。

县城到村里三十多公里，路不好走。我借了工地的摩托车，骑了一个多小时，一身的土。走到村口的水泥厂就看到姐夫在那里抽烟，西边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棵歪脖子树。

“老三，来了。”他不太自在地掐了烟，拍拍手上的灰。

我没好气地说：“听说小芳要找对象？她才多大？”

姐夫抓抓头，笑得难看：“谁说的？小芳在学校住宿，这不期中考试又考了全校第三？”

我一头雾水。

到了家，姐姐在做饭，灶台上一锅白菜豆腐，还煮了几个荷包蛋。看到我，她勉强笑了笑，脸色不太好，眼圈发黑。

“咋了？瘦这么多。”我随口问道。

“这不是熬夜给人家绣十字绣嘛，眼睛都快绣瞎了。”

我没再问，知道这些年姐姐为了补贴家用，一直给县里的小商店代工刺绣，一个枕套才五块钱。

吃过饭，姐夫说去看看邻居家新买的抽水机，把空间留给我们。我和姐姐坐在昏黄的灯下，她突然抓住我的手：

“老三，你能不能借五万块钱给我们？”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谁生病了？”

姐姐眼圈一下子红了，但她使劲摇头：“没人生病，就是…小芳明年要高考了，我想给她攒点学费。”

我松了口气，却又有点狐疑。大学费用哪用得了五万？就算是北大清华，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也就两万左右。况且小芳成绩好，说不定能拿奖学金。

“姐，有啥事你直说，是不是姐夫…欠赌债了？”

她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却不发出声音。

“是不是？”

她终于点点头，嗓子嘶哑得不成样子：“他去年赌了一场，欠了两万多，后来为了还，又借了高利贷…现在都五万多了。那些人…昨天来家里，说再不还就…”

我腾地站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我就知道！我早就说过，这种人靠不住！你说你…”

“求你别说了…”姐姐的哭声把我的怒火浇灭了一半。窗外，麦穗随风摇曳，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去年七月。

姐姐的身子比我记忆中小了一圈。她那副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打我，她挡在前面的情景。

我深吸一口气，说：“行，我借你。但是有条件——”

“老张不能再碰牌桌和麻将馆，否则我就去派出所告他赌博。”

“小芳的学费我另出，这五万，你得给我打个欠条，写清楚啥时候还。”

姐姐点头如捣蒜，抹着眼泪说：“一定还，等小芳上了大学，我就出去打工……”

我当时就笑了，摆摆手说：“你打什么工？老张家有四亩地，加上你那个十字绣，顶多十年二十年慢慢还呗，我又不急着用。”

第二天，我把钱汇给了姐姐指定的一个账户。她给了我一张字迹歪歪扭扭的欠条，上面写着”今借到叁老五万元，日后定当奉还”。那个”叁”字明显是抄的存折上的写法，生怕我嫌她没文化。

回县城的路上，天忽然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像是一串串的眼泪。我突然有种预感，这钱我这辈子是见不着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芳不受影响，能考上大学。

生活就这么过去了。小芳果然没让人失望，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毕业后在市里医院找了工作，后来还考上了研究生。姐姐那边，日子过得紧巴，但也算安稳。有一阵子老张改了性子，不赌了，跟着建筑队干活，偶尔也会给我带点土特产，腊肉啊，笨鸡蛋什么的。

五万块钱的事情，我几乎忘了。毕竟我这些年生意做得顺风顺水，那点钱不算什么。只是每次过年回家，看到姐姐那双绣出老茧的手，心里总不是滋味。

转眼十年过去了。2013年春节，我和老婆孩子回村里探亲。姐姐家院子里晒着红辣椒，墙上贴着小芳穿学士服的照片，笑得一脸灿烂。

饭桌上，姐夫破天荒地没喝酒，只是默默地扒饭，连平时爱说的黄段子都省了。饭后，姐姐把我拉到一边，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老三，这是一千块钱，你先收着。”

我愣住了：“什么钱？”

“还你的呗，”姐姐眼睛亮亮的，“这些年每个月攒一点，你知道的，老张工资低，我那十字绣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嗓子发紧。一千块，十年，平均每个月才十块钱不到。想到这，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姐，这钱你留着吧，我不缺这个。”

她却执拗地把信封塞进我口袋：“借的钱就是要还的。以后每年我都会还你一点，你就收着吧。”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每年过年，姐姐都会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有时候两千，有时候一千，多的时候三千。我从来没数过，也不在意。

又过了五年。姐姐身体一直不太好，说是有点贫血，我让小芳带她去医院检查，她总是推脱说忙。小芳现在是市医院的护士长，嫁了个老实人，小日子过得不错。

2018年的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九，我接到小芳的电话，说姐姐突发脑溢血，已经送进了医院。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赶往市医院。

病房里，姐姐躺在那里，脸色蜡黄，一侧嘴角微微下垂，说话含混不清。姐夫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在旁边，一看到我就啪地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老三…你救救你姐…”

我扶他起来，心里又气又疼。小芳在一旁低声跟我说，姐姐的病其实早有征兆了，高血压好几年，一直瞒着家里人，怕花钱。

“医生说，这次情况不太好，需要手术，大概需要十几万…”

我摆摆手：“钱不是问题，你安排最好的医生，该用的药一样别少。”

手术很顺利，但姐姐恢复得慢。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她，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让我帮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

那个存折看起来已经很旧了，封面都磨出了白边。她艰难地翻开，指着里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一条一条地给我看：

“你看，2004年1月，还了50；2月，还了100；3月还了80…”

我看着那些微小的数字，突然明白了什么。这是她这些年来一直在还我的五万块钱！

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已还款49560元。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姐…你这是……”

“差440块，我刚住院前准备还的，谁知道…”她的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你把存折拿去，让小芳把剩下的还给你…”

我拿着那个小小的存折，感觉它重若千斤。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姐姐这二十年来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绣花时刺破的手指，省下的每一分钱，吃的是最便宜的白菜豆腐，穿的是集市上十块钱三件的T恤…

我哭着摇头：“不用还了，这钱…我早就不当回事了…”

姐姐却固执地说：“借的钱就是要还的。老张戒赌了，这么多年一直很努力…我不能让你看不起他…”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五万块钱的事，这是姐姐的尊严，是一个家庭的体面，是她对做人原则的坚守。

我流着泪走出病房，看到姐夫和小芳站在走廊上。小芳告诉我，姐姐一直有个账本，记录着每个月要存多少钱。有一次，姐夫想买部手机，她硬是没同意，说那钱是要还债的。

“妈妈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不会拖欠别人的。”

姐夫抽泣着说：“老三，当年是我混账…这些年，是你姐一直逼着我戒赌，每个月攒钱…我…我对不起她…”

我默默地掏出那本存折，放进他手里：“她还有440块钱没还，你替她还了吧。”

姐夫愣住了，然后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正好是440块钱。

“这是她住院前准备的…说是今年过年要给你…”

我拿着那个信封，里面的钱像是有千钧重量。窗外，医院的喇叭里正播放着《得意的笑》，一首我和姐姐年轻时都喜欢的老歌。走廊尽头的自动门开了又关，送进来一阵冷风，吹动了墙上”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标语。

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小时候，姐姐用草帽遮住我，不让烈日晒到我的样子。那时她才十几岁，手里拿着一根没剥完的甘蔗，汁水顺着她的手指流下来，在尘土上留下深色的小点。

“姐，我回来了。”进入病房，我轻声说。

姐姐微微一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五万块，终于还清了。”

她好像卸下了一个巨大的担子，整个人都轻松了。我握着她的手，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宁静。在这个充满躁动与浮华的世界，我姐姐用二十年的时间，诠释了什么叫做诚信，什么叫做坚守，什么叫做爱。

康复后的姐姐，我执意要她搬到县城来住。她起初不肯，说乡下还有地要种。我说：“你和姐夫都六十多了，该享享清福了。地可以托人种，房子我早准备好了，就在我家隔壁小区，电梯房，三室一厅。”

姐姐眼里闪着泪光，终于点了点头。

搬家那天，我看到她从柜子底层拿出一个旧鞋盒，里面装着各种零碎的东西：一副旧眼镜，一串钥匙，几枚徽章，还有那本已经还清的存折。

她郑重其事地把存折包在一块红布里，放进新家的抽屉。我问她为什么还留着，她笑着说：“留个纪念吧，提醒自己，日子再难，也要讲信用。”

晚上，姐姐做了一桌子菜，有她拿手的红烧肉，还有我爱吃的鱼头豆腐汤。席间，姐夫难得地滔滔不绝，讲起他们这些年的事：如何靠种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如何一分一厘地攒钱，如何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老三，说实话，一开始我是不想还的，”姐夫红着脸说，“但你姐非逼着我，说借的钱一定要还，哪怕是亲兄弟也一样。这二十年，我们省吃俭用……”

姐姐打断他：“那都过去了，现在日子好了，往后余生，就开开心心地过。”

我举起杯子，说：“来，为了我们的姐弟情，干一个！”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窗外，县城的夜景灯火通明，远处不时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姐姐家新买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春晚，小品演员的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与满足。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珍视承诺，如此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分责任。

次日早晨，我起床时发现阳台上放着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几个鸡蛋，还有一张纸条：“老三，这是老家带来的土鸡蛋，你最爱吃的。——姐”

我拿起一个鸡蛋，蛋壳上还沾着一点鸡舍的草屑。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映出一道微微的彩虹色。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又如此珍贵的情感与坚守。

我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回纸盒，决定晚些时候拿去给姐姐做个蒸蛋羹。

外面，又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窗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县城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卖早点的小贩吆喝着，上班的人骑着电动车穿梭而过。

我站在窗前，望着新一天的开始，心中充满了感慨和希望。

五万块钱，二十年的岁月，一家人的坚守，写就了一个平凡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些东西，或许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和维护。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