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有关园林的诗文创作同样历史悠久。至晚明清初，江南的私人园林的兴建，为中国园林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以园林为主题的诗文创作蔚为风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善诗工画的士绅阶层女性也日益活跃于这一文化场域中，使园林

作者：王越凡（《中国文学与文化》期刊执行副主编）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有关园林的诗文创作同样历史悠久。至晚明清初，江南的私人园林的兴建，为中国园林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以园林为主题的诗文创作蔚为风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善诗工画的士绅阶层女性也日益活跃于这一文化场域中，使园林诗焕发出新的意涵。家族园林成为闺秀们表达审美情致、体现文化身份、营造女性空间的重要场所。女性的园林诗表达了女诗人对社会性别的思考和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深切回应。

植花咏蔬

明清女诗人常在宅邸庭园栽花植草，以赏花抒怀为雅好。甘立媃所作《花中十友诗》即是佳例，她以每首咏一花结谊为友，其分别以桂花仙友、荷花净友、梅花清友、菊花佳友、海棠名友、酴醾韵友、瑞香殊友、栀子禅友、兰花芳友及蜡梅奇友为诗题。于十首诗之后，甘立媃又赋尾诗一首，以抒广交女性贤友之愿：“解颦有意弄芳妍，恰比人间益友贤。半世吟魂资伴侣，百年心事寄诗篇。愁城乐土纷开谢，月夕风晨见性天。愿得万花都入谱，广交四海得忘年。”在霞蔚缤纷的诗境中，甘立媃把万花视为知音，同时也与历代文人的同主题诗歌隔空酬唱，意境深远开阔。甘氏另有《梅花绝句三十首》，以多重角度呈现出梅花之神韵。她不仅咏叹不同时节的梅花（如早梅、晚梅、春梅、寒梅等），亦细致刻画其在不同环境中的姿态：岭梅“数枝斜耸插云窝，千树花开总后他”；溪梅“落花水面无人问，莫作桃源浪品题”；官梅“相看官阁花初放，古色今香一样清”；野梅“幽性清标识本稀，荒村野径偶相依”；瓶梅“修到梅花不计年，胆瓶相对亦前缘”。尤具雅趣者，则是诗人对她与梅花互动关系的描写，如寻梅、观梅、折梅、画梅，更不乏具有女性气息的簪梅之趣（“昨夜芳林春有信，新从镜影上钗头”）与嚼梅之味（“拈来尝试吟花口，直沁诗脾香味除”），尽显细腻别致之情思。晏诉真与张纨英也曾以自家庭园所植花卉为题，各自创作组诗，晏氏以34首律诗咏花写意，而张氏则以8首律诗绘写园中花事，诗风隽秀朗润。

清宫廷画师绘《桐荫品茶》

女诗人们不仅钟情于吟咏花木之美，更缱绻于采录亲身参与园艺的日常生活。如张藻的《移菊》一诗，描绘了女诗人在晚秋亲手把菊花移植于宅中静逸园的图景。在历代诗文中，菊花常被隐喻为历经风霜的孤高傲岸的风骨，而在张藻的诗中，菊花却超脱于这种经典形象的复造。诗人以女性的身体柔弱给予菊花笃爱的呵护：“霜严勤护惜，切莫任离披。”一种审美的心绪伴行于有温度的生活，飘逸流转。

又如张藻的《画菜二绝》，将自己在园圃种植蔬菜的寻常琐事一并入画题诗。其一题曰：“土膏浮动露痕青，生趣天然涉笔成。却笑髯苏贪一饱，煮来午后说消酲。”其二题曰：“江南雨后青尤好，抽得新芽黛嫩凉。半幅家园好烟景，凭添白苋与红姜。”在诗、书、画的韵味交融中，张藻通过造境拓展了审美想象，透显出明清士绅阶层女性在生活和艺术之间所颐养的审美情致。

近现代黄君璧绘《蕉园雅集》

尽管明清士绅阶层女性普遍喜爱植花咏蔬，但亲自下地种菜者较为少见。一方面，家中婢仆代劳，使她们无须亲履园圃；另一方面，闺秀身份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俗伦理约束，以致她们亲耕农桑的举动常被视为有违闺秀规范。在此背景下，张印的长诗《种菜》就显得颇不寻常了。此诗摒弃了六朝宫体诗对闺阁生活柔靡的藻饰，淳然地勾勒出诗人与婢女四时种蔬、同耕共作的场景：

我性喜种植，况此多荒陂。

春风吹浩荡，人意良迟迟。

赤脚灶下婢，饭后辄酣嬉。

亦欲课之读，目不识书诗。

顾使把犁锄，欣然愿我随。

荆榛既日辟，礧砢亦日夷。

于此压豆荚，于彼播露葵。

秋菘与春韭，燥湿相所宜。

纵横有经纬，我心堪自师。

中馈及暇日，到此神旷怡。

会当微雨过，生理渐以滋。

破土玉芽茁，临风翠叶披。

哑然时失笑，暴富同贫儿。

读罢全诗，素朴的画面中仿佛溢出泥土气息，不可遏制地弥漫而来。首联“我性喜种植，况此多荒陂”化用了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两联，显然意在向这位田园诗派的鼻祖致敬。张印以亲身耕耘呼应陶渊明的归隐理想，不但无损其闺秀身份，反而平添了几分脱去脂粉气的审美情致。

诗中所咏之蔬包括豆荚、露葵、菘菜（类似今之白菜）与韭菜，皆为庖厨俗见之物。诗人不仅识其生长习性、晓其节令，更能因地制宜地安排种植，于细微处见巧思，于劳作中显从容，字里行间饱含着与自然对话的馨雅与娴熟。最为动人者，当属尾联“哑然时失笑，暴富同贫儿”，一句自嘲，尽显丰收之乐。这不仅是对田园耕种的温情书写，也是超越物质的精神满足与文化姿态。张印的劳动体验不仅为女性园林诗增添了质朴落地的野趣，也拓绘出一幅空间建构的园圃图景。

《花中十友诗》书影

桐阴教子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园林是践行教养之道的重要空间。明清之际，伴随女性识字率的提升与母职在家庭结构中地位的凸显，女性诗画中的育子主题显著增多。其中“桐阴教子”或“桐阴课子”是清代女性诗画作品的常见主题，其不但体现了她们对母亲角色的自觉实践与教育理想，也表明了园林空间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花木扶疏间，母亲们不仅传授诗书礼仪，更以草木为媒介，教化子女性灵的塑成。

翁瑛《题自写桐阴教子图》一诗，以图文互证的形式将育子的日常经验升华为文化象征。其诗不仅描摹庭院教子的温馨场景，更援引欧阳修之母“画荻教子”和柳仲郢之母“熊丸教子”的母教典范，以唤起读者对女性教子传统的集体记忆，从而凸显母亲的辛劳与德范。在翁瑛看来，所育之子若堪比欧阳修、柳仲郢，那么纵然荻草夜熬，也能甘之如饴。

尤为动人的是诗末两联：“写我劬劳意，手泽儿好藏。荷风与竹露，披图自有香。”翁瑛直抒，亲作此图此诗是为了将教子之心化为可供子孙珍藏的遗墨。她不仅在图文中为自己留下纪念，更巧妙地将母亲的辛劳刻入家族记忆，使家族庭院承载起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双重意义。那片桐阴不只是课读之所，更是母爱凝结和世德流芳的精神源境。

江苏镇江的鲍氏三姊妹以擅诗文著称，三人均有“桐阴课子”的题咏，然所作之诗皆以他人为镜，未及自身，用笔曲折柔婉，别赋余韵。长姊鲍之兰有《题桐阴课子图》二首，皆以其母为中心。其一描摹母亲彻夜不寐、躬亲教子的情景，语意持重，情感恳挚；其二则以“女师心苦古今闻”一句将母教之劳提升至历史的维度，追溯历代兼任“闺塾师”的母亲的坚忍苦心，既承传统之重，又饱含私情之深。其诗转笔言及母亲的温润性情，字里行间顿生一抹柔光，敬爱之情愈显浓郁。

次姊鲍之蕙的两首《题四娣桐阴课子小影》以幼妹鲍之芬为主角，尤见独具慧识的关爱。不同于翁瑛诗中对功名学业的褒扬，鲍之蕙着意形塑的是一位秉持别样教育理念的母亲：鲍之芬不仅淡泊自守，更在教子之道上“抛却牟尼课子书”，不拘泥于章句训诂，而以亲口讲解和因材施教为要。“往复不辞亲口授，严师慈母两非虚”，既展现鲍之芬在教养之事上的勤勉不怠，又刻写出一位柔中见刚的母亲形象。

更具代表性者是鲍之芬的《题张节妇桐阴课子图》。诗中所咏并非鲍氏直系亲属，而是一位孤身抚子的贞妇，此举尤见诗人对母亲角色的深切体察。正如翁瑛在诗中强调自身对家族声誉的维系，鲍之芬以张氏在寡居之际仍使家声不坠之事迹为楔子，勾勒其舍却己志和守义持家的形象，着力刻画母亲在子女养育与家族德业传承中的中枢角色。尾联“寸草何时报，菤葹自苦心”的问而不答，寓意于无声处写至情，将母亲的牺牲与隐忍推至读者内心的柔软处，使“桐阴教子”的主题超越私域情怀，升华为对女性伦理价值的公共表达。

在鲍氏姊妹笔下，私家庭院不再只是育子课读的场所，更是她们托付敬意、铭刻德范、凝炼家风的文化空间。

四时节令

园中四时流转，士绅阶层女性常应景而动，开展各类节令游赏与吟咏的活动，其相关诗词的创作也颇具趣味与雅韵。

春日草木初萌百花争妍，引人携亲唤友共赏芳菲。为防游人恣意折花，章韵清特制禁令，亲题《小园定例无故折花者罚以灌花一月》诗，书曰：“花开何必谢游人，禁帖黏门例自新。为怕三旬提瓮苦，一时敛手对农春。”此诗用幽默的笔调传达了惜花之情，亦显园主护物之深心。春色虽宜赏玩，但也容易触动女性的伤春感喟。叶小纨途经旧园，触景生情，于《临江仙·经东园故居》一词中吟咏：“探得春回春已暮，枝头累累青梅。年光一瞬最堪哀。浮云随逝水，残照上荒台。”词中既有对春光易逝和物是人非的敏锐体察，也融入了对岁月无常和旧居寂寥的深切追思。

女性的夏日园林诗多以消夏和纳凉为主题，常以组诗形式呈现，每首咏写一种消暑方式，灵动地勾勒了宅园中怡情养性的日常图景。刘芸阶的《消夏八咏》即铺陈了8种逸乐，灵动展现士绅女性于夏日闲情中的审美趣味与生活格调：把钓（“曲曲池塘浅浅洲，荷香竹影一竿收”）、弹琴（“半庭修竹半庭阴，琴榻萧然物外心”）、采莲（“几日前头女伴邀，邀来曲港荡兰桡”）、着棋（“闲人爱领忙中趣，置得楸枰对客弹”）、对酒（“绿藤阴下梦腾处，那管人间热恼场”）、煮茗（“诗已能清还嗜饮，知他陆羽是神仙”）、观画（“炎天怕受登临苦，聊向匡床作卧游”）与品香（“购得新来海外香，曲屏深处试焚将”）。

女诗人所咏之活动，也因年岁与家境殊异而风貌迥然。归懋仪曾作《平远山房消夏八咏》，她一方面慨叹“中年苦多疾，刀圭贮满笼”（《晒药》）与“家贫食指繁，聊用杂齑腐”（《造酱》）之清苦现实；另一方面亦在劳作中寄寓诗思，“缠绵乃如许，譬诸下笔时”（《缫丝》），体察劳动妇女的日常，“农妇竞提筐，村儿学骑马”（《插秧》）。身为士绅之女，归氏仍具这一阶层的生活品位，善以诗化语言赋予寻常消暑之事以审美意涵，如“惊走盘中珠，化做波心月”（《折荷》），“寒光凝太阴，冷气逼亭障”（《买冰》），“并刀剖红玉，消此炎日永”（《浮瓜》），“金剪修绿筠，玉泉灌碧筒”（《洗竹》），于清淡生活中自铸诗境，透显出安贫乐道的气象。

在士绅阶层女性的消夏诗中，炎炎夏日化作荷风蝉语中的静美时光，也成为心境与物境相契的园林意象。

女性的秋季园林诗乃感怀与丰收并存之境。对行动受限的闺秀而言，园林所建构的小天地恰可寄托情思。不同于文人诗中每以秋意寄哀的传统笔调，不少女诗人乐于摹写秋园的清朗与生机，于静美中见丰盈，于清凉中得温意。席佩兰的《秋院》有言：“更喜夜凉凉似水，白云绿树自为邻。”语淡而情深，于夜色与自然之间，流转出园居心境的澄澈安然。又有孙莹培园中赏菊，时值秋雨初霁，周、刘、郑、孙四夫人造访园中，情致盎然，遂题诗曰“明月同杯须见性，好花相对莫悲秋”，将秋园赏花、邀月、对酌化作一场女性间的心灵会晤，这场造访既有自然之美，更有情谊之暖。由此，私人园林成为士绅阶层女性跨家族社交往来的文化空间与精神栖境。

冬季园林诗虽为数不多，但不乏佳构。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咏寒梅之孤芳与坚贞，二为寄亲友情思之殷切，三为抒离乡迁徙之感怀。这些诗各臻其妙，从不同侧面拓展了园林冬景的审美想象。

四时之中，女性常在园中举行节庆活动，或表达团圆之喜，或追忆昔人往事。如徐熙珍的《园中元夕张灯纪事》、沈善宝的《上巳与李倚香四姊同游也园》、窦兰轩的《端节与桂园感旧》、薛绍徽的《张家园七夕会》和赵桂枝的《重阳后五日东园行》等，都是农历节日的园林诗。这些诗作勾勒出一部女性视角的“园居日历”，既有对时序流转的敏锐体察，也有对人事冷暖的诗意升华；同时，园林也被赋予节庆典礼、亲友交游、家族聚会等多重文化功能，成为女性社会建构的重要文化空间。

园中雅集

园林不仅是女性日常起居之所，也是她们艺术实践的重要空间。张藻的《春日小园读书作》正是当时士绅阶层女性园居生活的写照。对于张藻这类受过良好诗文教育的才女而言，园林的意义并不限于花木亭台的感官享受，更在于它能在文化想象中激发诗思。才女们在园中读书临帖、吟诗作画和对弈清谈，构筑出文雅自足、心游万仞的精神意境。

欣赏戏曲也是明清女性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缕曲：徐园随绎如听昆曲》中，薛绍徽记述了她在友人园中聆听《长生殿》《桃花扇》等名曲的感触。明清时期，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多种戏曲形式日渐繁盛，女诗人们不仅描摹了戏中的婉转曲调与缠绵情节，也记录了观戏时的所感所思，将舞台上的虚拟情境化为个人情感的共鸣。园墙之内，戏声袅袅，庭院空间不啻女性审美想象与文化修养交融的回音壁。

除了各自创作诗文之外，士绅阶层女性也常与夫婿、亲友创作“联句”。此类诗作不仅加深了参与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使多种视角融汇于同一诗篇。在此互动过程中，女诗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与回应者，其诗人身份因此得以拓展与深化。鲍之蕙与其夫张铉以《夏日园居即事》为题共作的4首联句正是佳例。诗中两人分别以各自的字“茝香”“舸斋”署名分题，往返酬答。第二首联句曰：“开卷连朝俗虑忘（舸），愔愔深院昼偏长。蝇蚊作阵乘时出（茝），草木非花过雨香。悦我心情还仗酒（舸），医人贫病竟无方。大裘广厦谁能任（茝），万物浮生梦一场（舸）。”

此诗作于荒年。张铉虽未亲历饥馑之苦，却深感黎庶之艰。鲍之蕙敏锐地体察到夫君的心忧，在联句中代他倾吐“医人贫病竟无方”的哀痛，进而揭示了饥荒背后的无力与悲怆。她对园中虫蝇草木的描摹激发其夫“万物浮生梦一场”的慨叹，使两人情感与诗思交汇升华。此类联句创作不仅促进了家庭内部的互动，也体现出女性在文本建构中的想象力与能动性。

至清中叶，女性的园林雅集已蔚然成风，最具代表性的是蕉园诗社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群体。前者创立于17世纪末，社中才媛以杭州的蕉园、西湖诸地为集会之所，吟咏抒怀。18世纪，袁枚广收女弟子数十人，开风气之先，使一群无亲缘关系的女性得以集体性公开进入士人文坛。其后陈文述亦延续其风，门下女弟子达44人，兼擅诗、书、画三艺，多为闺中翘楚。其弟子吴藻在《翠渌园》中以“隆中风月真名士，林下烟霞彼美人”一联，妙合古今，以诸葛之风月比闺秀之英姿，不仅肯定了女性才情之卓绝，亦将园林视作可彰显女性精神风貌的文化空间。

从读书观戏到联句诗会，女性在园林空间中的文学活动形式愈趋多元。这些园林诗的主题不仅塑造了明清女诗人的审美想象，更使园林转化为女性表达自我、认同身份及与同道共鸣的空间。

园林送别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送别诗占有重要一席。正如唐人擅长以诗歌托寄友情，明清女性也广泛涉猎此题材。不同于男性诗人常在江边、城门、名胜古迹等公共空间送别，女性诗人往往在自家庭园中饯行。

在女性送别诗中，园中花木常成为抒发离情的重要媒介。沈善宝在《留别也园》（其二）中营构出情意绵邈的园中送别空间。此诗为唱和闺友刘嘉荫、张学圃赠别之作，其中第三联“愧无彩笔酬云锦，剩有诗魂伴海棠”，以云锦与海棠比喻友人诗作之华美，既含深情赞誉，亦寓自谦之意，展现了女性诗人情怀与文辞的修养。尤为动人者是尾联“殷勤更向花神祝，珍重东风护众芳”，诗人以“花神”与“众芳”寄喻女性，表达对友人及自身的殷殷祝愿。此类以植物隐喻女性情谊的诗，在男性送别诗中甚为罕见，显示出女性诗人在传统题材中开拓的性别维度。

女性园林送别诗，还在内容与情感维度上拓展传统题材。相较于男性诗人多聚焦于友人或爱人间的分别，女性诗人则常以亲人离别为题，如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也不乏对男性师长的敬别之作。这种多向度的人际感受，显示了女性更宽绰而细腻的情感。园中花木草石不再只是自然景物，而成为唤起记忆和传递思念的载体，承载着离别者之间的共鸣与回忆。

送别不止于一瞬离情，更是一次深植记忆、回望生命的感怀。女性园林送别诗中最强烈的情感维系源于对往昔的追忆。园中的四时流转象征着人生变幻与历史变迁，因此，园景空间的建构常成为记忆的感发之源。如甘立媃以《忆昔》12首绝句纪念早逝夫君徐曰吕，字字情切，逐首回溯夫妻共度的温柔岁月。其中第五首追述了二人雨后同赏园中花事，既凸显园林在家庭生活和精神契合上的重要性，也使园林成为承载哀思的诗意场域。

游历遗迹或探访荒园，常能唤起女诗人对历史兴替与人世沧桑的吟咏。如钱凤纶在《玉津园怀古》中借咏西湖旧迹隐喻明室王气衰竭，沉郁悲怆。又如方云卿《琵琶亭怀古》一诗借白居易《琵琶行》诗境，于亭台之间追思前贤旧事。诗人将自身情感融入历史语境：“亭中亦有悲秋客，明月沉江事委尘。鸟雀南飞夜已分，大江东去水如云。萧条异代空惆怅，一片秋声不可闻。”诗人自况为“悲秋客”，于夜色渐沉之际目送鸟雀南飞和江水浩荡，抒发对生命流转的感怀。尾联营造出万籁俱寂的氛围，引导读者由外部景物转向诗人面对朝代更迭而叹息的历史幽思。通过再造“琵琶亭”的审美想象，方云卿在诗境与庭院空间的交融中投射了情感、记忆与文化的多重交汇。

园隐之志

“隐”作为一种文化理想，起于先秦，历经诸朝演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气质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尽管“隐”的具体内涵因时而异，但作为一种审美象征，它常寓意着超脱仕途、回归自然，以追求精神的自由。明清时期，“隐”的外延拓展，性别成为一个尤为显著的维度，越来越多的女性借助园林抒发对于“隐”的体认与实践。

具体而言，自晚明起，造园风尚盛行，“园隐”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流行。男性文人视园林为微缩的自然空间，通过造园、居园、赋园等活动，实现与出仕相对且面向私人领域的归隐。另一方面，对于栖居内室的女性而言，园林是她们扮演妻、母、媳等社会角色的“家庭职场”。因此，尽管女性在文化传统上被边缘化于仕途之外，长久以来缺席于“隐”文化的主体，但明清女性还是借助园林空间建构相关的书写，表达深藏内心的隐逸之志，追寻精神的超脱。

女诗人通过两种策略塑造了独特的“女隐者”形象。

第一种策略，是借用“偕隐”的概念表达与夫婿共隐的愿望，巧妙地挪用男性文人的园隐传统。基于夫妻共有的隐居理想，女诗人把婚姻关系与园隐理想相互嵌合。这一策略的典型例证见于杭州“偕隐园”的命名与题咏。该园名即寓“夫妇偕隐”之意，颇具象征色彩。蕉园诗社的推动者顾若璞曾造访此园，以清婉的笔调写下《秋日过偕隐园》一诗，既书写游园的闲适恬淡，也借此园名暗喻其归隐之志。又如明代才女陆卿子与其夫赵宦光在苏州筑寒山别业，以为退居之所。清初学者朱彝尊以“偕隐”赞其高义，称曰：“夫妇偕隐寒山。”陆氏工诗赋且擅挽词，其诗文集《考槃集》《玄芝集》二书名皆含隐逸意涵：“考槃”典出《诗经》，指隐者山居之乐；“玄芝”则指古人所信的延年仙草，寓长生与出尘之愿。陆诗收入《名媛诗归》，钟惺评曰“妙似寒山诗”，将其与唐代高僧寒山并列。由此，陆赵伉俪成为明清之际园隐践履与夫妻偕隐的典范，建构了一方性别互文且文德兼美的隐逸图景。

第二种策略，是进一步区分园居与山居的差异，借“向往山林”表达全面抽离现实家庭生活的愿望。与“偕隐”书写中对婚姻家庭生活的认同相异，此类诗作有意拒绝妻、母、媳等社会身份，力图在审美想象中获得心灵的隐逸。陈德懿是此类女隐者的代表，其《书怀》一诗直言自身不适于儒家礼教下的角色：“游宦江湖已有年，归来晦迹爱林泉。自知学道疏人事，每为搜诗减夜眠。闭户欲寻芳草地，卷帘愁对杏花天。肯将俗事萦怀抱，须向山中作女仙。”

作为士大夫之妻，陈德懿受困于日常伦理之中，但通过搜诗勤修，她在“人事”和“学道”之间追索精神超然的可能。在《闽山道中》里，她再次直抒对隐逸山林的向往：“平生颇有山林癖，欲向溪边结草堂。”此种山林情结的隐意，不同于传统诗文中的“归田”或“优游”，而是深植于性别角色困境的内在挣扎。俗务与志节之间的抗衡，磨砺出不改心志的女性心灵写作，由此成就了一位拒绝妥协且深具哲思的女隐者形象。

在女性以“隐”为主题的园林诗中，“隐”不是避世出仕的退让，而是审美想象对社会规约的柔性抗衡。这一主题开启了女性自我吟咏的新路径，更使“隐”这一原本为男性专属的文化理想获得了女性的诠释与诗意的延展。

明清女性的园林诗绘构出一幅有别于男性文人作品的艺术图像，这亦转化为她们审慎而有力的历史回响——既贴近生活，又通向诗性审美的深层维度；既是个人体验的抒发，也是集体记忆的建构。毋庸置疑，女性园林诗彰显了女性的审美想象创造力与建构园林空间的艺术感知力，是中国古代文学谱系中的瑰丽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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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