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备受尊崇的国宝级新闻主播道格拉斯被人爆料,称其在一场婚礼上说了一个极具性别歧视的笑话。这条爆料推文被道格拉斯的节目搭档麦德琳转发否认后,反而将话题推成热搜头条。道格拉斯深陷舆论风波,尽管经纪人、制片人、电视台上层千方百计展开危机公关,仍无济于事,最终,道格拉斯
备受尊崇的国宝级新闻主播道格拉斯被人爆料,称其在一场婚礼上说了一个极具性别歧视的笑话。这条爆料推文被道格拉斯的节目搭档麦德琳转发否认后,反而将话题推成热搜头条。道格拉斯深陷舆论风波,尽管经纪人、制片人、电视台上层千方百计展开危机公关,仍无济于事,最终,道格拉斯被全网封杀,麦德琳取代了他。
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3分的迷你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今年在国内再度引发热议,该剧不仅展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女性主义反击,也揭示了“取消文化”的荒诞与残酷。
塌房艺人是否应该被全网封杀?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消费失德者的作品,又算不算助纣为虐?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马瑟斯在《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中聚焦大量当代欧美艺术界案例,深入探讨了这一现代性难题。
马瑟斯并未在书中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帮助读者在阅读时追问内心:我们应在何时何地在创作者与作品之间划清界限?
当“取消”变成失控的狂欢
取消文化是一种社群抵制行为,也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放逐形式。当某个公众人物因为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引发争议时,大众通过发动舆论讨伐将其驱逐出所属的社交圈或专业领域,使之失去原有社会关系平台的公开支持,既而“被驱逐”。
取消文化的实质,不仅在于字面上取消艺术家的活动,更包含从集体意识中将其彻底抹除的隐喻意义。这使其与指控文化产生本质区别:虽然二者都以指控为起点,取消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抹除,而不是痛斥。
可怕的是,这种群体行为带有自动性与献祭性,极易导向失控。在道格拉斯的例子中,尽管最初的爆料缺乏实证,舆论却在公众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发酵,虽然道格拉斯确实存在道德污点,但这场全网审判却早已偏离真相,沦为集体宣泄的狂欢,道格拉斯最终被简单粗暴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由此可见,取消文化的运作往往摧枯拉朽,用力过猛刹不住车,这并不奇怪:你不能部分地抹除某人——要么完好无损,要么荡然无存。提倡取消文化的人可能想要的是问责制,但问责制应该遵循比例原则进行调整。让某人为不当的玩笑负责与试图解雇他,这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分寸感彻底缺失时,那些原本只需承担自己不良行为之合理后果的人,现在却将成为这种过于狂热的取消文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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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成为恶行的帮凶
当然,特定情境下的“取消”确实是有效且正当的。事实上,对失德艺术家的很大一部分关注都与性虐待和性剥削有关,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艺术家的公众影响力为其剥削行为提供了便利,这种职业光环与其恶行之间的共生关系,使得“取消”具有了保护潜在受害者的现实意义。
以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为例,当多起针对年轻男性的性骚扰指控被曝光后,他长年担任主演的美剧《纸牌屋》将他除名,并从已拍摄完成的电影中抹除他的戏份,替换新的演员。这种处理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声援,也是试图瓦解他以自身名气掠夺他人的社会资本。名人并不总是拥有这种对他人的形式化的权力,但他们确实拥有相当大的社会性权力。削弱其未来的工作项目,就是削弱其社会权力的一种方式。
2013年,凯文·史派西在《纸牌屋》片场。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另一个案例是:201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决定“无限期推迟”他们即将举行的美国肖像画家查克·克洛斯的展览,原因是他被指控对合作模特实施了性虐待行为。这个决定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家美术馆举办的特别展览不仅仅是展示艺术家作品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荣誉。当一位艺术家面临性侵指控时,若继续为其举办荣誉性展览,这看起来就像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无视。正如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彻和本杰明·马西森所说:
简而言之,表彰失德艺术家会助长这样一种期待:人们不会倾听,即使他们听了,他们也不会关心,这就是在劝告受害者保持沉默。
美国国家美术馆。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愤怒很廉价,改变很昂贵
此外,我们需要针对正确的权力杠杆实施有效的行动。当前取消文化的一种困境在于:只对特定的艺术家进行惩罚,却忽视了那些媒体高管,而正是他们塑造了我们所能看见的流行艺术内容。正如剧中所示,玛德琳的性骚扰惯犯上司在整个舆论风波中隐身,甚至为保全自身而最终选择牺牲道格拉斯。这种选择性惩戒证明,取消文化的献祭性质,实际上是可以为艺术界掌权者的利益服务的。
作家奥西塔·恩万内武的观察一针见血: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每周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愤怒中头晕目眩,我们就应该想想,没有什么比愤怒更加成本低廉了,而且它会让那些唱反调和肇事的从业者大获渔利。
鉴于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取消文化也是注意力经济的一部分,而注意力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取消文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体的献祭式毁灭时,对于那些在艺术界拥有权位的人来说,就很容易默许一些代表性艺术家被取消,但并不会对组织中行使权力的人选或制定决策的方式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作为艺术界迟来的道德清算,取消文化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果,但它终究不是我们追求所需变革的最佳方法。或许,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是否“取消”某个艺术家,而在于如何建立更透明的行业规范,打破系统性沉默。
来源: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