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23年安特生在甘青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以来，已百年有余。到20世纪80年代，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学科发展的重点开始向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转型。但这并不代表甘青地区的物质文化史重建工作已经彻底完成。实际上，区域内部的考古学研究进展还很不平衡，

自1923年安特生在甘青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以来，已百年有余。到20世纪80年代，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学科发展的重点开始向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转型。但这并不代表甘青地区的物质文化史重建工作已经彻底完成。实际上，区域内部的考古学研究进展还很不平衡，部分区域长期不受关注。因此，在不断强化以多种科技手段提取信息和用不同层次理论阐释物质遗存背后意义的当下，选择考古工作较为薄弱的区域进行主动性调查，快速获取大量材料，运用类型学分析确定区域内部各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并通过与周邻地区开展比较研究，从而建立起合理的文化交流互动图景，仍然是一项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任务。

由甘肃教育出版社于2023年6月出版的《甘肃黄河左近地区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正是这样一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空白的力作。报告首次系统发表了“甘肃黄河左近地区”的史前考古调查材料，为深化对甘青文化区形成过程的理解提供了新材料，有助于推动本区考古学研究迈上新台阶。在阅读过程中，调查区的选择、多学科手段的运用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甘肃黄河左近地区史前考古调查》 编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首先，选择关键区域开展学术目标明确的考古调查，极大地填补了以往工作的不足。

根据报告第二章对项目缘起的介绍，研究者是在对黄河流域甘肃段史前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发现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最终确定将兰州市的红古区和永登县，白银市的景泰县、靖远——平川区和会宁县以及武威市的古浪县作为此次调查的重点。报告强调，这一区域地处陇东黄台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是陇西黄土高原通往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的中心环节，也是连接甘肃中部和宁夏南部的关键区域。

实际上，在该区域开展考古调查还有更深层次的学术意义。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本区在历史时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萧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行萧关道的人们在出朝那县的萧关后，向西北行至今固原市原州区，再沿清水河北行，之后转西北经今宁夏海原县和甘肃靖远县，渡黄河经景泰和古浪便可进入河西走廊。一般来讲，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建立在史前基础之上的。然而包括庄浪河流域、黄河干流白银段及其支流祖厉河流域等在内的区域，以往开展的考古工作十分有限，学界的认识也相当模糊。选择这些关键区域进行考古调查，恰好可以验证其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是否已经承担起沟通陇东、宁南、陇中与河西走廊的桥梁作用。由此可见，调查者对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具有很高的学术敏感性。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从调查准备工作开始到实地踏查，再到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完成，前后花费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堪称高效！材料的及时公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弥补了以往田野工作的不足，而且完善了学界对史前丝绸之路内涵的认识，丰富了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和人群交流互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进步。

其次，多学科研究大大提升了本次考古调查获取信息的能力，加深了对调查区域史前社会与生业经济的理解。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多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实现重建过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然而相比考古发掘项目，考古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某一种文化的分布范围、某一时代的文化和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科技手段的运用还相当有限。而本调查报告的一大特点就是多学科研究，提供了种类丰富的数据，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运用。在调查准备阶段，研究者就运用空间信息技术手段对三普调查发现遗址的空间分布特点进行分析，总结遗址分布规律，圈定疑似遗址分布区。该方法的运用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除复查157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遗址外，还发现新遗址29处，成果相当丰硕。可见，该方法对人员和时间都比较有限的调查项目来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外调查者还运用聚落空间分析法对遗址空间分布形态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比如，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时期，遗址的面积处于较高水平，但遗址的分布较为松散，彼此间差异不大。而到了半山和马厂时期，遗址规模减小，数量明显的增加，聚集程度也显著提升，同时遗址开始向更高海拔地区扩展，尤以祖厉河流域的黄土丘陵地区表现突出。而到齐家文化时期，调查区东部的遗址密度高于西部，大型遗址的数量增加，在河谷和丘陵地带出现了等级不一、层次分明的遗址聚类，暗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调查者还从部分遗址剖面采集土样，开展了包括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碳十四测年在内的多项研究。这些研究对学界理解区域史前社会和先民生业经济有重要意义。以植物考古的研究为例，研究者指出“黄河左近地区”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时期，先民主要种植和摄食粟黍作物，从齐家文化中晚期到辛店文化时期，先民开始种植和摄食麦类作物。这一认识虽然未有重大突破，但新区域新数据的发表本身就是研究拼图的一部分，是对已有研究的验证和重要补充。

再者，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考古工作的根本目标，有助于黄河文化价值的阐释和黄河故事甘肃篇章的讲述。

设立专门的章节讨论调查区域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问题，是本报告与其他考古调查报告的又一重要区别。由于文物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因此摸清区域文物资源家底是每一次考古调查的首要目标。接下来就是对调查材料进行专题研究，解决相关学术问题。一般情况下，调查报告到此就结束了。然而，本报告的编写者却不止步于此，而是在学术研究赋予文物资源更多价值的基础上，继续对区域内部的文化遗产开展保护和利用研究。

调查者分析了目前黄河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五点具体改进建议，并在报告最后附上了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不同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统计表。这些工作对日后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机制和增强保护力度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这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助力国家黄河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报告还具有为政府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的功能，社会意义显著。

当然毋庸讳言，调查报告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是调查方法的问题。报告强调此次调查采取的是区域系统调查而非传统考古调查，主要特点是空间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然而传统考古调查与区域系统调查的区别并不在于某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在于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是随着聚落考古的兴起而发展出的一种调查方法，核心在于系统化和定量化，要求采取统一的踏查方式和标准化的遗物采集程序。本次调查“除采集地表典型陶片外，重点对发现的文化层及遗迹单位进行测绘、拍照和土样采集，采集地层和遗迹单位中的陶片、人骨、动物骨骼、炭屑等”，并未对踏查方式和遗物采集程序作出要求，因此也就失去了后续开展定量研究的条件。况且，本次调查的首要目的仍然是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而非聚落考古研究。因此，这次调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系统调查。

二是材料收集和调查区域命名方面的问题。报告绪论部分第三节分流域介绍了黄河流域甘肃段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现状，但这部分内容存在材料收集不全的问题。比如研究者认为渭河流域最早开展的考古工作是裴文中1947年对渭河上游—天水—陇西一线进行的调查，但早在1924年安特生就曾派其助手白万玉在渭河上游进行过考古调查。再比如，在湟水-黄河干流兰州段的学术史部分，没有将永靖红城寺坟台和兰州红古下旋子两遗址的发掘工作包含在内，而二者均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这种疏忽实不应该。

研究者用“黄河左近地区”来概括本次调查的地理范围，理由是“除古浪县外，全部位于黄河流域，在地理界线上处于积石峡—马衔山—华家岭一线以北的黄河左岸邻近地区”。但这一概念并不严谨。这里姑且不论被当作特例的古浪县，单就靖远—平川区和会宁县而言，大部分都处于黄河右岸，用“黄河左近地区”来概括并不恰当。考虑到调查区的主体位于陇中黄土高原，那么是否可以使用“陇中黄土高原中北部及其邻近地区”这一概念。

三是对部分遗址性质的判定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大约从仰韶晚期开始，陇山东西两侧就已成为中原文化与甘青文化交互的过渡地带，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因素长期在此交汇融合。这次调查的会宁县和靖远—平川区位于陇山西北麓，和宁夏南部的西吉、固原和海原毗邻，联系密切，同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理应相似。然而在遗址性质的判定上，两地却存在很大差异。以半山时期为例，调查者将会宁县和靖远—平川区境内的遗存认定为半山类型，而以往研究显示同时期宁夏南部只分布有菜园文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遗址中半山和马厂风格彩陶片的高频发现应是此次调查判定遗址的重要指标。然而遗址性质的判定并不能单纯依赖一类器物，而应对所采集陶片进行分类统计，并与周邻地区比较才能最终确定。遗憾的是，调查报告只对典型标本做了详细描述，而没有附上包括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等内容在内的陶器统计表。这也让其他研究者失去了二次研究的机会。从报告公布的线图和照片看，靖远—平川区诸多遗址都有菜园文化风格的陶片。而从最新发表的《宁夏海原——南华山地区史前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也可以看到，不少菜园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半山和马厂风格彩陶片。因此，会宁县、靖远—平川区不少遗址的性质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遗址性质的判定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部分遗址性质的判定争议，既可能影响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准确性，也可能造成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误解。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甘肃黄河左近地区史前考古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空白，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推动了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尽管在调查方法和部分遗址性质的判定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在团队建设和学术影响力提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报告正是其努力的结果之一，可喜可贺。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