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沁园春·雪》（以下简称《雪》词）一词的创作时间，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期间与诗人柳亚子畅谈，并以《雪》词相赠，同时在附信中提到：该词系“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写。然而，这场大雪发生在何时何地？这场大雪究竟有多大、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在什么时

关于《沁园春·雪》（以下简称《雪》词）一词的创作时间，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期间与诗人柳亚子畅谈，并以《雪》词相赠，同时在附信中提到：该词系“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写。然而，这场大雪发生在何时何地？这场大雪究竟有多大、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毛泽东看见的？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本人并未具体说明。最近，笔者查阅毛泽东自1935年10月抵达陕北直至率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等部队渡黄河东征期间的历史资料和参与相关活动的亲历者的回忆文献，找到了有关“大雪”的一些具体且较详细的记述，梳理这些记述，对于探究上述问题有着积极作用。

一、曾思玉《踏雪访黄河》一文记录的大雪可能就是《雪》词中的“雪”

《雪》词创作的时间、地点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学者们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多认为该词创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渡黄河东征的行军途中。经考察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行动路线，他先后经过吴起镇、下寺湾、川口子、直罗镇、东村、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地，又到袁家沟准备渡黄河东征。通过搜集、整理这一时期内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录，发现在1935年12月底，这一行军路线上曾下了一场大雪。与《雪》词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惟余莽莽”的景观十分相似，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的曾思玉在《踏雪访黄河》一文中对此留下了详细记述。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通电下达了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计划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

为更好地为东征行动做准备，曾思玉作为侦察参谋被派遣前去黄河岸边的河口—辛关渡一带进行实地勘察，选择部队渡河点，随即率骑兵班从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出发，经清涧、延川去往河口一带（图1、图2）侦察地形。据曾思玉回忆，他们一行人乘马出发后，“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河口附近地区，晚上又下起了大雪。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二尺多深，而且还在继续下着”。第三天，他们“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河岸上走。这正是阳历12月底”。文章还对河口一带的雪景进行了具体描述：“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丽。”“十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的河边上……，冰冻了的黄河，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的浮动。”“继续向北上游走，这里雪更深，有的地方把整条腿都陷没了 ……，河对面的山梁上也被雪盖着。”“傍晚雪又下起来，我们又冒着雪往回走。”从文章的记述中可以得知，曾思玉所侦察的河口—辛关渡（图2）一带下的这场雪，降雪时间长、雪量大、积雪深厚，雪景之壮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图1：渡河东征前的行动路线与位置（瓦窑堡—文安驿—延长—延川—双庙河—辛关渡）

图2：毛泽东渡河前经河口地区的路线与位置（川口村—袁家沟—高家坬、辛关渡）

而查阅其他亲历者的相关回忆文献和历史资料时，除1935年12月底的这场大雪，当年毛泽东所途径地区再无其他下大雪的记录。相关文献资料显示，从1935年11月至12月底，仅有几次小范围的下雪天气，但规模均不大，也无形成积雪的记录。如当时军团直属队的萧锋就在《长征日记》中记述了一行人抵达陕北几日的天气状况，其中最早有记录的下雪天气是11月4日，此后他又在《要的是歼灭战》一文中记述了11月21日在直罗镇战地，他去送信时，“毛主席正坐在山坡上”，汇报时，“毛主席招呼参谋拿过一张地图，铺在长满荒草的地上”。这表明当时该地区的雪应该并不大，之后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或是积雪很少，已被清理。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奠基礼》一文同样记述了直罗镇战役前后的情况，也没有下雪的记述。曾任青年团特支书记的刘占江在《保卫瓦窑堡》一文提及到12月初该地区的天气情况，“12月9日晚上看见进屋者衣服上面披着雪”，但在记述从当天半夜到次日的行动中再未提及雪，并且还有这样的记述：凌晨（12月10日）登上城墙准备保卫瓦窑堡的士兵们决心采用“火烧茅草”的方法抵御敌人。这说明地上没有积雪或积雪较少，茅草比较干，较易点燃。由此也可以推断，前一天的雪应该也不会太大。同样的，在1936年初至毛泽东率红军渡黄河东征前的这段时间里，也无文献记载有其他下大雪的记录。

如上所述，在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又从瓦窑堡出发到延长城的这一段时间所途经的有关地区内，虽也有下雪的回忆记录，但都与“惟余莽莽”的大雪景观相差甚远，加之前期气温还不太低，很大概率不会有持续较长时间的大范围的积雪。据此推测，河口—辛关渡一带的这场雪极大可能是当年冬天毛泽东渡黄河东征前经过地区内仅有的一场有清楚且具体记述的大雪。

二、这场大雪受其发生时间、地理因素影响，积雪大概率能留存至1936年2月

毛泽东在1936年2月初“看见”的是否就是这场雪留存的积雪景观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继续以相关历史文献和气候资料考证这场大雪持续时间、积雪留存时间、具体分布范围等相关问题。已有资料表明，曾思玉在回忆录中仅说明了到岸边侦察这天“正是（1935年）阳历12月底”，并未提及确切的出发日期，又经进一步查找，在后来曾任曾思玉秘书的康永保回忆录中查到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记载：曾思玉一行人是在1935年12月29日清晨从瓦窑堡出发的，向着勘察方向清涧、延川之间的黄河前进。据此日期结合前文引用的曾思玉在回忆录中的论述，可以推断，曾思玉一行人应该是在12月30日晚上冒雪到达河口地区附近，31日去黄河岸边侦察，恰好与其文章《踏雪访黄河》中明确记述的他们到河边的这天“正是阳历12月底”相吻合。直到31日晚上，曾思玉一行人“又冒着雪往回走”。因此可知，河口—辛关渡一带这场大雪至少在1935年12月30日到31日晚之间一直下，降雪持续时间久，因而积雪深厚。

有关这场大雪的具体分布范围，经对曾思玉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可得知，他所说的河口地区，是指无定河汇入黄河的河口一带，前文记述的“雪更深，把整条腿都陷没了”，则发生在辛关渡及其上游一带（接近高家坬塬附近）。由此推测，这场大雪覆盖的范围大约是以河口—辛关渡到高家坬塬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

河口—辛关渡一带约处于北纬37度，河西属黄土高原，其北为鄂尔多斯高原（主体为毛乌素沙漠），河东则又地处吕梁山西麓。清涧一带海拔最高约在1200米，冬季受强大的西伯利亚冷空气控制，气候寒冷干燥。据相关的研究与监测资料显示，上世纪30年代，本文所涉及地区的气温应该较现今更低，冬天更冷。据《叶子龙回忆录》等记载，毛泽东于1936年1月26日从瓦窑堡出发，向南于1月28日先到延长县城开会，会后于2月5日到达清涧县高杰村镇的袁家沟村准备率红军渡黄河东征。这一段时间正值最寒冷的“四九”期间。如曾思玉记述的，当时黄河中“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小的银山，在水里缓缓的浮动”，这一景象比较符合当地当时的地理环境，这也表明，当时的气候已经非常寒冷。由于天气严寒、积雪很厚，其存留时间也会相应增长。所以，1935年12月底的这场大雪到了1936年2月初，深厚的积雪在严寒期间应该难以大幅消融，而且当年人烟稀少、交通闭塞，雪景能大范围保持着原貌。

三、毛泽东1936年2月到达河口附近袁家沟一带时，大概率看到了这场雪后大范围的积雪景观

毛泽东一行从瓦窑堡出发后，先到延长县城开会，会后到达袁家沟准备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毛泽东年谱》中记述说，“毛泽东到袁家沟后，于2月8日到高家坬塬上侦察黄河渡口，在当天回到袁家沟后于晚九时发出一份电报，让后续（从延长）来袁家沟的人员走延水城、双庙河、川口镇到袁家沟”。如果毛泽东同样走的是这条路线，那么他很大概率能够在路途中看到黄河两岸留存的茫茫积雪。当时毛泽东身边随行人员的记述也佐证了这一推断。1936年2月初，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台队队长的曹丹辉在回忆录中记录到：“从延长出发向北去袁家沟时，附近的山背坡和山沟里铺着一层积雪。”红一军团的肖华在记述到达清涧县以北的绥德县沟口渡河时也提到，“虽然初春了，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他们“站在白雪皑皑的河岸上”。

如前所述，毛泽东离开延长县城时，附近的山背坡和山沟里就有局部的积雪。从其行军路线结合大雪的规模地域等特征，由于双庙河东距河口的直线距离不到12公里，往前（北）所途径的高杰村距离河口—辛关渡一带更近。据此推测，毛泽东在去袁家沟的路途上，进入清涧双庙河一带，就能看到这场大雪留存的壮丽景观了。对比《雪》词中“惟余莽莽”的雪景与曾思玉《踏雪访黄河》中记述的“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视觉回忆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从某种程度上相互佐证，两篇文献所涉及的应是同一场大雪。《叶子龙回忆录》同样提到：“也就在这时（指去黄河渡口侦察），在黄河边，毛泽东吟咏了《沁园春·雪》”。

这样看来，毛泽东大约是1936年2月上旬看见这场雪后的积雪景观，同样与《毛泽东年谱》中注明该词的创作时间为1936年2月上旬也能够相互映证。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35年12月底在河口—辛关渡为中心的地带下的这一场雪，其地域分布、规模、景观和时间等各方面与《雪》词诞生的时间及其雪景描写相吻合，与词中“惟余莽莽”的雪景能够对应。基于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地理气候特征的考证，可以认为，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河口—辛关渡一带下的这场大雪，应该就是毛泽东所写的大雪。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