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
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
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
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
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
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
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开朗直爽。
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
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
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
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
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
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
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
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
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
回到重庆后，我没有被立刻分发到部队。那段时间，我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以我家庭的关系，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多，但是谈不上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动。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谈不上有交友机会了。
有一次，何将军集合部队讲话，那时纪律非常严明，我在台上看见台下有一个士兵摇晃了一下之后，就笔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见状，立刻飞身过去，单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后把他抱到阴凉的地方，那时我才发现“他”竟是一位女兵。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西北军有一队是专门训练女干部的。
从小的生活发展，造成我对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练功，平时的精力都消耗在锻炼身体上，根本无心去谈男女之事。所以我个人对于男女情爱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时，认识了几位小姐，那时母亲也催我赶快结婚，于是，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
当时也有许多人想替我做媒，结果因为机会不凑巧，没有进一步接触，所以也就变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家为？
蒋纬国与发妻石静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四五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
常宁宫当时是七分校的办公地点，胡宗南将军取其吉利，便在常宁宫布置结婚礼堂。父亲到西北视察时，也是在常宁宫召开军事干部会议。
我本来是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后来，为了父亲要到西北开军事会议，他们挑选了一些人，成立第十连（即护卫连），由我兼任连长，负责训练事宜，父亲到西北时的内卫就是由第十连担任。
那时候，我几乎一星期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年纪还轻，也不在乎。常宁宫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的地方。
一九五三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
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十月三十一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
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他是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
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
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十月三十一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我把军官俱乐部的乐队训练成爵士乐队，我们会演奏舞曲，那时会演奏舞曲的乐队并不多，台视设立之后，群星会的开场曲就是采用我们那时候所演奏的舞曲），又要跑医院看母亲，又要照顾老婆临产。
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
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
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
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
“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
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成员有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装甲兵司令、通信学校校长，由徐培根将军（陆军大学校长）带队。
我们往返都是搭乘美国空军运输，美军还帮我们在日本订了旅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
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内容是：
静宜病危，速返。
接到电报后，我就与大使商量，向他借了一点钱，买了一张民航的飞机票，先行返回台湾，可是静宜已经病故。
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
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
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
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
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
“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国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
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通常，从台湾去的人都是年招训班，正规班的毕业生将来就是将校阶级的军官，招训班则是训练幕僚人员，为期四个月。
另外，还有一种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有翻译训练课程，时间更短，只是去了解美国的指挥参谋教育，从台湾去的都是几位将级官，例如刘安祺、高魁元。
回到国内后，我就接触正规的指参作业。
蒋纬国与爱妻邱爱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
“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
那时，刚好有一个中德文经协会召开年会，邱先生也在受邀之列，刚好邱太太生病，所以邱先生就带着他的女儿（邱爱伦）来参加年会，我就是在那个场合上认识爱伦的，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往。
后来，爱伦到日本索非亚大学进修，该校白天以日文上课，晚间以英文上课，所以她白天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索非亚大学上课。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七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
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
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向父亲报告过之后，他完全同意。
我与爱伦是在日本东京郊外的一座美国籍牧师的家庭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不大，与我们在士林的家庭教堂差不多，屋顶是圆的，我们的宾客都是大使馆的职员。
婚礼由冯执正大使当证婚人，冯先生的女儿是全世界知名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外籍斗牛士，非常男性化。
男方代表是蒋华秀夫妇，女方代表则是戴安国。婚礼之后，大使馆的四十余名名职员都参加了茶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安度过了结婚典礼。
蒋纬国与邱爱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
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
“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
哥哥说：
“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
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
“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
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
“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
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
哥哥后来又问我：
“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
我说：
“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
说完话后，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相濡以沫
我与牧师商量在他家举婚礼时，牧师表示热诚的欢迎，他说：
“本来结婚就是对上帝负责，在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堂里，在野外也是可以的。”
于是，我们就决定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
婚礼举办之后，我与爱伦在日本度蜜月，游览日本的名胜古迹，如日光、箱根，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回到台北后，就举行传统的仪式，新娘子向老人家奉茶。这就是我们的结婚过程。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一九六二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
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
孝刚的语文能力不错，我们也没有特别教他英文，在家里看外语片时，他年纪虽小，但是听得懂英文，有时候我没有听懂的部分，反而还要问他，他就会翻译给我听。
他到美国念初中及高中，这两所学校都非常好，要求外籍学生每星期用自己的本国文写信给父母，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保持自己的母国语文，做法相当不错。
他在美国念书时，有一度台独分子想绑架他，作为人质，向国民党威胁。刚好约旦国王胡笙有两个儿子就读该校，其中有一个和他同班，一个比他高一班，和孝刚是好朋友。
胡笙就命令四个保镖同时护卫孝刚，孝刚自己并不晓得这件事，所幸后来绑架事件也没有发生。
蒋纬国与爱子蒋孝刚的天伦之乐 图片来自网络
孝刚高中毕业后，我们准许他到欧洲旅行，作为奖励。
没想到，他在旅行时去报考剑桥大学，事前我们都不知道。
该校原来在圣诞节前放榜，我们也托了一位朋友帮忙看榜，一直没有消息，我们非常着急，结果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报佳音，孝刚这次不但考取，而且口试部分还得以免试。
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准备在二十四日晚上畅饮的香槟酒，在二十三日就用来庆祝孝刚金榜题名。
孝刚在剑桥大学念法律，这是他自己的兴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平常，我灌输他一个观念，念法律科系，毕业后的发展方向非常多，可以做生意、作公务员、作教员，选择性非常多。
他在剑桥大学主修银行法，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就读，取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
孝刚念完研究所后，又回到美国，准备考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纽约州的律师执照非常难考，考十次八次未获录取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排外心态很重，对外国学生百般刁难。
我建议孝刚先在纽约补习半年，找一位好老师，一对一学习，半年以后再去考试，结果他一考便取。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英国法与美国法不同。
考取律师执照后，孝刚就在纽约当律师。我告诉孝刚：
“国内很乱，而且很‘脏’，各种引诱太多，万一又有黑帮的力量介入其中，我是非常为难的。”
政治压力、黑帮压力，再加上金钱压力，这些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他先在国外实习几年再回国。
孝刚在美国工作五年后，于前年（一九九二年）返国，现在在台湾当律师。
这次我生病，幸亏他在台湾，即时决定开刀，救回我一命，实在是一大功劳，如果他的决心下得不够确定、也不够快，我的生命也早就结束了。
孝刚已经结婚，育有一女，今年（一九九四年）四月再添一子。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