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撰文 | 苏旭晗2024年11月23日,中国癌症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纪念暨首届全国肿瘤公益慈善大会于北京盛大召开。40年来,中国癌症基金会始终以防癌抗癌、促进健康为己任,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癌症防治,倡导全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坚持不懈助力推进国家癌症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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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癌外科诊疗理念的革新和技术进步
撰文 | 苏旭晗2024年11月23日,中国癌症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纪念暨首届全国肿瘤公益慈善大会于北京盛大召开。40年来,中国癌症基金会始终以防癌抗癌、促进健康为己任,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癌症防治,倡导全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坚持不懈助力推进国家癌症防治工作。值此机会,医学界特整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高树庚教授在大会上关于“早期肺癌外科治疗新进展”的报告,以飨读者。图1 高树庚教授于大会上发言早期肺癌外科技术的进展在肺癌漫长的治疗历程中,外科手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回顾肺癌手术的发展史,不难发现,随着对肺部解剖学认识的深化、手术器械的不断更新迭代,以及手术方式的逐步优化,我们已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开胸手术时代”向“微创手术时代”的重大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微创技术快速发展,单孔胸腔镜的熟练应用,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推广普及,甚至是三维重建及3D打印模型精确展现空间结构并精准定位病灶,显著革新了肺癌手术的临床实践。现代医生可以依据肿瘤学原则,结合解剖结构发育特点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切除范围和手术方案。当然,微创手术的飞速进展离不开先进医疗器械的研发。近年来,胸外科智能手术平台迅猛发展,如今以达芬奇手术系统为代表的机器人在胸外科手术中普遍应用、广泛开展,不仅可以保障手术的安全性、微创性及肿瘤的根治,还能大幅提升复杂手术的开展率。相信随着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更加广泛地应用,未来有望实现人机交互、机器认知学习,进一步迈入“微创”治疗新时代。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演进(1930-1990s)
1933年4月5日,Evarts A. Graham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全肺切除术,向全世界表明充分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拉开了肺癌外科发展的序幕。
受此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肿瘤的大小及位置,全肺切除术一直是肺癌标准手术术式。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即便全肺切除手术的技术日益精进,患者术后出现呼吸衰竭及死亡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肺癌手术中更小切除范围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进行,关于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佳术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局限性肺切除还是肺叶切除。
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数据显示,与全肺切除术相比,肺叶切除患者不仅在生存率上无显著差异,而且还能显著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
1972年,Bonfils-Roberts和Clageett等人相继提出肺段切除术作为肺癌妥协性手术的适应证,并首次进行了肺癌的肺段切除手术。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变迁(2000s-至今)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影像筛查技术的提高和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包括磨玻璃结节在内的早期肺癌的诊断比例不断提高,这些早期肺癌往往病灶较小,且没有淋巴结转移,越来越多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切除范围更小的亚肺叶切除术,认为局限性肺叶切除术尤其是肺段切除术用于治疗T1a期NSCLC可以取得与肺叶切除相当的肿瘤学疗效,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肺功能。
随后有大量学者开展了多项关于亚肺叶切除术的研究。如日本Okada教授于2006年开展的三个学术中心回顾性研究,美国的CALGB140503研究,以及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先后开展的系列研究(JCOG0802/WJOG4607L等),均提示早期肺癌的亚肺叶切除疗效确切,预后不差于肺叶切除。历经大量回顾性和III期RCT研究后,亚肺叶切除的效果获得了肯定。
早期肺癌外科理念的演进肺癌的切除范围永远是胸外科关心的重要议题。从1933年第一例全肺切除术成功治疗肺癌,到1995年确立肺叶切除为肺癌标准术式,到今天根据病变情况个体化区别对待,如对于实性成分为主的结节,尝试以肺段切除代替肺叶切除,对于磨玻璃成分为主结节,尝试以楔形切除代替肺段/肺叶切除,亚肺叶切除肿瘤直径的上限由2cm向3cm拓展,均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保留更多健肺组织。近20年来,随着我国肺癌的发病人群及病理组织学类型的显著变化,尤其是早期肺腺癌的检出率日益增加,对传统上被视为早期肺癌外科治疗“金标准”的肺叶切除术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我们团队于2014年提出了以肿瘤学原则为核心的早期肺癌治疗理念,即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APL),APL是依据肺组织气、血双重供应的解剖特点,以肿瘤学原则(切缘距离)为基础,以保留更多健康肺组织为目的,基于肺段和亚段解剖结构的部分肺叶切除。传统意义上的亚肺叶切除,包括楔形切除和解剖性肺段切除。APL不单纯是某种解剖范围上的具体术式(譬如肺段切除、亚段切除、联合亚段切除),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理念,精确解剖处理需切除靶肺组织的中心主要结构,保障切缘的充分性和段门淋巴结处理,不拘泥解剖学上实际的段间交界,也不强求保留细小的段间静脉全程,旨在将复杂手术简单化,使其更安全、合理。肺癌外科理念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合理简化的过程。但其理念的初衷是不变的,那就是既要充分切缘,保证肿瘤学效果,又要合理简化,避免不必要并发症。高教授团队研究中心在2014-2024年间开展的11,369例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2021年间进行的2299例APL病理类型以浸润性腺癌为主,原位癌极少,如图2。因此,在早期肺癌中对于是否做手术、手术的时机及术式等的判断,以及对于早期肺癌的手术窗口期、治愈窗口期的把握,都十分关键。图2 2011-2021年度2299例APL病理类型2011-2021年度1621例原发肺腺癌行APL的生存情况如图3,5年总生存期(OS)率为97.0%;8年OS率为95.5%,5年无复发生存时间(RFS)率为94.8%,8年RFS率为93.0%。图3 2011-2021年度1621例原发肺腺癌行APL的生存情况以长生存思想的手术方式的演进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各种靶向、免疫治疗,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患者在“活得长”的基础上更要“活得好”。所以针对早期肺癌患者术后预后不佳的情况,需要外科、内科及放射治疗科的肿瘤医生需通力合作、共同参与。一方面,外科医生根据不同患者的特点个体化设置手术方案,实现手术步骤的模块化,保证手术的安全和治疗效果。而针对早期肺癌手术的空白领域,也要开展临床研究以提供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如我们中心发起的探究IA1-IA2期NSCLC楔形切除是否可行/足够(楔形VS解剖性部分肺叶)的多中心RCT研究,目前已完成了80%的患者入组;旨在探索IA2-IA3期驱动基因阳性的非鳞NSCLC是否可行靶向辅助治疗的ADAURA2研究,目前已在中国区顺利完成入组。另一方面,掌握其发病规律,精准化管理,对需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启动多学科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尽最大可能提高这部分患者的生存率。以IMpower010研究数据为例,官方未报道IB亚组人群的获益情况,但从整体人群和II-IIIA期人群生存曲线的差异来看,很可能IB期人群是属于无差异的“分母”,提示我们个性化治疗的重要性,“无筛选,无获益”。我们中心也开展了相关研究,目的在于回答IB期肿瘤,是否可行新辅助免疫治疗和有预后不良因素的IB期肿瘤,是否可行辅助免疫治疗这两个重要问题。综上,早期肺癌的外科治疗经历了多个层面的演进,在技术发展上从开放到微创,从多孔到单孔,以技术进步带动了术式革命;手术方式上从肺叶切除到亚肺叶切除,从系统性淋巴结清扫到采样/选择性清扫;外科手术的理念也逐渐从活的更长到活的更好,从复杂高难到合理简化。未来,对围术期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包括根治性手术联合新辅助或辅助治疗,相信会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来源:医学界影像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