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10月17日，年届75岁的张伯苓一大清早就满怀兴致地起身洗漱，用过早餐后，他换上一套正式的服装，准备前往参加南开中学的校庆活动。
1950年10月17日，年届75岁的张伯苓一大清早就满怀兴致地起身洗漱，用过早餐后，他换上一套正式的服装，准备前往参加南开中学的校庆活动。
谁曾想，就在他打算出门之际，儿子在身后喊住了他，神情既有些羞怯，又带着几分犹豫地说道：“爸爸…您就别去了吧！之前学校有老师来过…说…说不希望您去……”
原本兴趣浓厚的张伯苓在听了儿子所言后怔了一瞬，正伸向门把手的手停在了半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看了好一会儿，随后转过头来，脸上挂着微笑说道：“外面也开始下雨了，那便不去了吧！”
张伯苓说完这句话后，装作镇定自若地返回房间，只留下一个落寞且痛苦的背影。
身为南开的创立者之一，张伯苓为何连校庆活动都无法参与？这背后究竟藏着何种隐情？
张伯苓诞生于光绪年间，其父亲为一位晚清秀才。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清楚，就算是处于晚清那个阶段，秀才也算得上是颇为难得的一种功名。
故而，张伯苓的家人起初期望他沿着父亲的求学轨迹前行，先考取秀才，再考取举人，最终考中进士，入朝为官。
年少时的张伯苓也算达成了家人的期许，不过并非全然如此；张伯苓确实去求学了，只是亲眼见证晚清军事羸弱的他，怀揣着满腔抱负，毅然选择进入军校学习，期望以此实现强军强国的目标。
1891年，年仅15岁的张伯苓凭借出色的成绩被北洋水师学堂录取，学习航海知识。次年，他转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开始学习驾驶军舰的技能。
张伯苓于北洋水师学堂求学时，成绩一骑绝尘。两年之后，依旧成绩出众的他前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依据当年《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情况，北洋舰队作为一支强大舰队，其最大主力舰重达7300吨，在全球位列第9，于亚洲排名第1。
年仅18岁的张伯苓朝气蓬勃，满怀壮志，一心打算在北洋舰队施展才华，成就一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遗憾的是，张伯苓的热情愈发高涨，所遭受的伤害也就只能愈发深重！
1895年甲午海战打响，张伯苓深感自豪的北洋舰队非但未展现出应有的风采，反倒被彼时名气尚未远扬的日本海军逼得不断后退，几乎折损了全部精锐力量。
张伯苓的雄心壮志被迎头泼了冷水，他满腔激愤地从北洋舰队返回学校。
由于北洋舰队战败，致使可用船舰数量匮乏。即便像张伯苓这般出类拔萃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也曾一度找不到可登乘的舰船，只能在家中赋闲度日。
在等待舰船分配的这段日子里，张伯苓常常痛苦地自我发问：明明咱们拥有实力强劲的舰队，还历经多年辛苦训练！为何最终败得如此悲惨，如此难堪？
在居家赋闲一年多之后，张伯苓最终被安排到同济舰任职，然而这很快给他带来了更为沉重的精神打击。
189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依据该条约，驻扎在威海卫的日军会撤离，待清廷代表象征性接管威海卫后，再将其移交给英军。
担任护卫清廷官员代表任务的，正是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舰。
在短短一日间，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先是降下日本军旗，升起清廷的龙旗，随后龙旗又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满心屈辱，清楚地发觉，英国和日本的士兵身材高大壮实，行动整齐有序，反观清廷士兵，个个面如土色、身形瘦弱，精神状态十分颓丧。更有甚者，在这般令人蒙羞的当口，竟还打着哈欠偷偷吸食鸦片！
这般强烈的耻辱感，这般显著的差距，使得张伯苓想要实现强军强国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他察觉到中国难以战胜列强，不单单是武器装备存在欠缺，更为关键的是缺少必要的思想与精神。
张伯苓察觉到问题后，愤而告别海军，回到天津老家投身教育事业，期望凭借教育让民众强大、让国家富强。
张伯苓是一位出色的军舰驾驶者，无论是操控船只，还是出海远航，他都十分在行！然而，这些技能与教育并无关联。
那时，中国教育的主要形式仍是私塾教育，新式教育究竟该如何开展呢？尽管说法不一，但实际上众人都处于摸索阶段。
一些人倡导坚守传统教育模式；一些人提倡将传统教育与西洋教育相结合；还有一些人主张摒弃传统教育，全面引入西式教育。
从事教育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身为“半路出家”海军军官的张伯苓，更是摸不着头脑。
为探究何种教育对国家民众最为有益，张伯苓打算亲赴国外考察，归纳出最契合中国的教育模式。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张伯苓出国考察的首站，居然是他最为憎恶的日本。
甲午海战失利，成为了初涉世事的张伯苓遭遇的最沉重打击；曾被称作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居然输给了亚洲的这个弹丸小国！
这使得张伯苓在对日本深感憎恶的同时，也对其萌生了好奇——作为中国曾经的学生，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居然能够击败我们往昔引以为豪的北洋舰队！
1904年5月，张伯苓前往日本，开展了时长4个月的教育考察活动，着重考察当地的教学体制与教学内容。
归国之后，张伯苓对于新式教育已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旋即着手寻觅志同道合之士来创办新式学校。
这一年，刚到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范孙同样是个心怀教育改革之志的人，他与张伯苓一见如故。
在严范孙的鼎力相助下，张伯苓将严范孙馆与王益孙馆这两所私塾进行整合，通过筹集资金将其改建成私立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出任“监督”一职。
这所院校，正是南开最初的雏形。
1904年，距“庚子国难”过去仅4年，国内守旧势力依旧颇为强大，然而有志之士已然察觉到开展新式教育的必要。
在严范孙与张伯苓的付出下，私立敬业中学堂给民众提供新型教育，让学生拓宽视野，了解新生事物，迅速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喜爱。
1907年，为了安置学生，私立敬业中学堂于天津城区南部的开阔洼地对校舍进行扩建，民间于是将这所学校称作“南开”。新校舍落成后，校方索性顺着这个称呼，把学校改名为“南开中学”。
1917年时，南开中学办学已然取得成功，历经十余载，培育出众多优秀学生，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此时的张伯苓并未感到满足，他认为中学教育传授的知识终究有限。尽管中学教育能够使民众变得强大，然而却无法让学生成为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人才。
张伯苓觉得，国家若想真正在世界一流之列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有更多接受过专业深入学习的人才。
于是，他向校董严范孙提议，在南开中学的根基上再创办南开大学这所高等院校！
严范孙听闻张伯苓的想法后，马上予以认可，并倾尽全力支持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
1917年夏季，时年42岁的张伯苓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近代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哲学等十余门学科展开考察学习，以此为筹建南开大学做筹备工作。
1918年，严范孙也奔赴至美国。张伯苓一边向严范孙讲述自己的所学内容，一边和严范孙争分夺秒地考察美国各所私立学校的办学模式。
42岁的张伯苓与58岁的严范孙，在美国酷热的天气里时常挥汗如雨地交流所学知识。较为年轻的张伯苓为缓解严范孙的负担，只好尽可能多地学习、多留意，将自己所学所见的内容提炼后向严范孙汇报。在美国期间，二人不仅考察了众多美国私立大学的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还与不少优秀留学生取得了联系，为南开大学的创办做了充分准备。著名教育家凌冰曾在美国留学多年，正是张伯苓在这一阶段寻访到的人才。
1918年12月，严范孙与张伯苓考察归来，打算开始筹备创办南开大学。
然而，一个极为实际的问题赫然摆在面前：资金要从何处获取？
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创办一所先进的大学，所需的资金都绝非一笔小数目。
为创办南开大学，张伯苓无奈之下接受了黎元洪、徐世昌等北洋军阀的资金支持。
那时，不少学生对此难以理解，觉得张伯苓接受那些人的资助，亵渎了教育的圣洁。更有甚者，借此对他发起攻击与批判。
对于此事，张伯苓并未在意，他用自我调侃的语气表示：再娇艳的花儿，也得靠粪水滋养。
经过张伯苓与严范孙四处活动、积极运作，南开学校大学部于1918年秋天落成。
在南开大学创办之前，国内众多大学主要侧重于文、史、法、地等文科领域。
张伯苓在聘任凌冰担任大学部主任之后，率先开设了商科与理科，使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这三个学院同等重要，在我国的教育实践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32年，日本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还扶持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其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可谓是一目了然。
在日军司令亲临的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们高高举起“收复失土”“勿忘国耻”等表达爱国之情的标语，齐声唱响爱国歌曲，令日军司令尴尬不已。
运动会结束后，日军凭借权势逼迫张伯苓，要求他处置那些在运动会上“闹事”的学生。
张伯苓毫无惧色，以正义之辞严词拒绝日军代表：“中国人于自身领土之上开展爱国行动，外国无权干涉！”
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之际，张伯苓引领为前线将士开展募捐行动，他率先捐出500大洋以作示范。
日军对张伯苓坚决的抗日立场极为愤恨，专门组建了针对他的特别行动小组，还采用将大炮运进南开学校、在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之间设立军营等手段，以武力胁迫张伯苓和南开学生。
然而，不管是张伯苓，还是南开的学生们，都未被日本侵略者的威逼恐吓屈服，始终如一地表明着他们抗击日本侵略的态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气焰嚣张的日军立刻对南开学校进行炮击和轰炸，以此宣泄心中的愤恨。
由张伯苓历经数十年精力创办的南开学校，在日军的轰炸之下迅速沦为一片断壁残垣。更为悲痛的是，张伯苓年仅25岁的儿子张锡祜在抗击日军的战斗里不幸殉国。
62岁的张伯苓接连承受了学校被毁和爱子牺牲的沉重打击，尽管已是白发苍苍，他却始终没有被击垮。
南开学校遭炸毁后，他安排南开大学部前往昆明，与清华、北大等高校共同创办西南联大，而他自己则在重庆重新开办南开中学。
针对儿子张锡祜牺牲一事，他说道：“我早把他奉献给国家了，如今这情况，我早有预料，只可惜他没能为国家建立伟大功勋，实在是令人惋惜！”
日本军队能够炸毁南开的学府，然而却无法摧毁南开的抗日意志！
日本军队能够致使一位父亲失去儿子，却无法磨灭千千万万父亲抵御外敌的坚定意志！
抗战时期，张伯苓与南开恰似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激励着众多国人坚守国土、保卫家园的信念。
尽管张伯苓在抗日精神层面无疑是达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和蒋氏之间的瓜葛颇为复杂，诸多事情难以说清。
在1948年蒋氏呈现衰败态势之际，张伯苓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这一职务。
尽管张伯苓担当此职位的时长不算久，然而曾几何时，这成了他难以磨灭的“瑕疵”。
在1949年蒋氏溃败撤离之前，曾两度亲自登门拜访张伯苓，劝其一同前往对岸。张伯苓在慎重考量之后，最终并未应允蒋氏，选择留在了大陆。
1950年9月，张伯苓返回南开，彼时南开的状况颇为敏感。部分师生非但没有对张伯苓表示欢迎，反倒要求以“战犯”之名对他进行审判。
因此，在10月17日的校庆活动里，南开中学部不允许张伯苓参与，校庆结束后，大学部也仅仅同意让他坐在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听学校安排的演讲。
对一手缔造南开的张伯苓而言，这样的精神冲击无疑极为沉重。
自校庆参与遭拒后，75岁的张伯苓便陷入了愁闷之中，常常独自坐着叹气，还不时用手拍打自己的脑袋。
1951年2月23日，距离此前仅仅过了几个月时间，张伯苓在孤寂与懊悔里告别了人世。
彼时，张伯苓尚有“问题”未交代清楚，除《天津日报》刊发了一则简短启事通报他去世的消息外，再无其他相关报道。甚至周总理前往吊唁这一事情，也未公开披露。
得知消息后，蒋氏在对岸为张伯苓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追悼会，并且在那之后，每逢张伯苓十年诞辰，都会开展纪念活动。
依据蒋经国日记的记录，蒋氏在离世当日，仍旧关注着张伯苓百岁寿辰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由此可见，张伯苓和蒋氏之间的关系，好像并非表面那般简单。
张伯苓在离世前夕留有遗愿，期望能安葬于南开大学的校园之中。
不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他的这一遗愿曾有段时间未能实现。
直至1986年，经过老一辈南开人的持续努力争取，张伯苓的骨灰才得以安葬于南开大学校园之中。
来源：自在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