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稿抄本作伪的巅峰——民国古籍的作伪

摘要：民国政局动荡，兵祸连年，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反映在古籍的买卖上，则是市价如巨浪般高低起伏。此时古籍的购藏多属于学者文士、藏书楼，并由学者主导的学术风气左右着古籍市场。

民国政局动荡，兵祸连年，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反映在古籍的买卖上，则是市价如巨浪般高低起伏。此时古籍的购藏多属于学者文士、藏书楼，并由学者主导的学术风气左右着古籍市场。

书商趋利，为迎合市场伪造名家批校与钤印，作伪不仅局限于少数几家书店，而是形成一种愈演愈烈的风气。

学风所及——缪荃孙划分的古籍标准

缪荃孙（1844.9.20—1919.12.22），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

缪荃孙是晚清民国版本学上的巨擘，晚年为人编著藏书目录，其划分的善本标准成为当时的金科玉律，无论是藏书家，还是书商书市都无不笼罩在这个标准下。

这个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大的抬高了手写本的地位，甚至有“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之原则，并将清早期精刻排除在善本之列，甚至一度影响当下的善本划定标准。这种风气也致使抄本价值获得巨大提升，伪抄本增多。

缪氏划分标准如下：

（一）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

（三）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

（三）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

（四）日本及高丽重刻中国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

时风蔓延下，有的藏书家为跻身藏书家之列，将所藏之书专门雇佣抄写，并重新装帧，多次钤印，不得不说是时风下的扭曲和怪诞。

“尝见宁波沈某家中雇用抄胥十馀人，取粤雅堂、知不足斋等普通易得之丛书，悉用佳纸工楷传抄，每册衬纸精装，册首钤藏印数方，已抄成数十箱，惜精力不继，不克编成日录以侪于藏书家之列。后来一并售去，曾未得抄费之什一。若沈君者，可谓误信缪说附庸风雅者矣。”——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蠹鱼篇》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7页。

书商也正是看重这一点，为迎合购书者，极力抬高抄本价值，以此获得巨大利润。

“自缪氏发明此项条规后，一时奉为金科玉律，其影响于藏书家及书店者甚大。盖藏书家必循此条规以购书，方可编成目录，以享藏书家之名。而书店售书者尤不得不准此以迎合藏书家之意。于是抄本书不论内容如何，尽成善本。若加盖数方藏印或写几行题跋，更可要索善价。”——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蠹鱼篇》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7页。

劳校转售——作伪之风日盛

光绪末，由古书店主文元堂主人杨耀松引起一系列的连锁作伪事件，可以看出民国书商的作为活动和手段。作伪的方式主要是对古籍进行批校、抄录并伪造钤印。

“光绪末年，杭州文元堂主人杨耀松以六十元从塘栖购得旧书两大箧，启箧检视，但见每册皆有蝇头小字批注满幅，而无一棉纸书，大为失望，以为无利可获矣。他日试以数册示京估，每册索十元，京估欣然受之。嗣后北京人相继追纵而来，索购有蝇头小字之书。傅沅叔先生亦派专人来杭，所获较多。两月之间，销售一空。获利两万馀金，杨氏以此起家。事后，始有人告耀松日，尔所售去蝇头小字书，皆劳季言批校本也。若持至京护，每册当值百元以上。耀松大为悔恨，因伪刻劳氏藏印，苟得刻本稍旧而有批校者皆钤之。如是数年，钤伪印者皆得善价。”——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蠹鱼篇》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0页。

对于批校本的珍贵，行内有“黄批顾跋，毛抄劳校”，皆明清最顶流集藏书刻书于一体的书家，他们对古书的批校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学术成就。其对书的批校虽皆属传统旧学，但仍为民国文士所重。

此事件虽文元堂主人杨耀松走眼将劳氏批校之书贱卖，但也从中尝到巨大甜头，在此巨大利益驱使下，伪造钤印数年。作伪的手段主要是伪批校、伪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