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重臣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

清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重臣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段话在后来的流传中，逐渐变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

“大变局”之所以是“三千年未有”，原因是“西方”的到来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但都未像这个“大变局”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个“大变局”之所以是“三千年未有”，原因是“西方”的到来。那么，这个“西方”到底是什么？它对中国的影响始于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具有何特点？过去人们对这些问题存在一些含糊、片面甚至偏颇的看法，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大变局”？蒋廷黻做了阐释:“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这段话中说的“与我抗衡”的“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就是新兴的西方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到来，才导致了这个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大变局”，因此追寻这个“大变局”的起始时间，就不能不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说起。

中国和西方之间交流的追溯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但是在16世纪以前，交流并不多，而且都是通过中介进行的。因此中国和西方对对方的了解都很有限，甚至对对方的名称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认识也很模糊。到了16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明确地认识到以往被西方人称为“丝国”(Seres,Serica)的那个国度，正是他已经来到的这个国家，并且第一次确定了以往西方人说的“契丹”(Khitai或Xathai)是中国的别名。因此他采用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Cina，把中国称为Sina，之后又演变为China。在此同时，一个新名词“欧罗巴”也进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1602)，李之藻刊印《坤舆万国全图》，在原图总论部分中引述利玛窦的话说：地分五大洲，欧罗巴居其一，其地理范围为“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在1600年前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明了“泰西”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与此同时，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远东”(Far East和Extreme Orient)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外一端的东亚。“泰西”与“远东”两个名词的同时出现，表明远隔万里的中国人和西欧人，对于对方的了解已经有很大进步，可以创制出一个合适的新名词来称呼对方所在的地区了。

“大变局”的开端是16世纪，在17和18世纪加速进行

中国和欧洲对对方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是因为双方往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双方的往来发生大变化，又是因为从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就是地理大发现，其开端标志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三大发现:哥伦布发现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线、达·伽马发现从欧洲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以及麦哲伦发现从美洲到亚洲的航线。这些新航线把世界上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全球网络。这个全球贸易网络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地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网络的密度和网络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网络中货物、人员、资金的流动越来越快，使得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这个巨大变化主要是通过欧洲人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做了精辟的阐释：“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每个国家的命运都和其他国家的命运也交织在一起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通过“西方”之手变得越来越紧密。

也正是在16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学界所谈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近年来，学界又提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新看法，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或“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始。所谓“晚明”或者“明代后期”，大致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而在“晚明历史大变局”的研究中，西方的到来都被视为“晚明历史大变局”的主要外因。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变局”的开端是16世纪，在17和18世纪加速进行。到了19世纪中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成为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因此，就中国大变局的历史进程而言，16—19世纪中期是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则是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而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就是鸦片战争。

简言之，16—19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的时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开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近代史主要也就是16世纪以来的历史。因此16世纪是世界历史“大变局”的开端，中国的“大变局”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大变局”中，并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