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军队中有一支特殊的化学细菌战部队，这支部队在中国的国土上，用3000多名中国人做了残酷的化学细菌武器试验，甚至于解剖孕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许介鳞教授在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后，撰文披露了这段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军队中有一支特殊的化学细菌战部队，这支部队在中国的国土上，用3000多名中国人做了残酷的化学细菌武器试验，甚至于解剖孕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许介鳞教授在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后，撰文披露了这段历史。
日本的化学细菌战部队，是特指关东军在侵略中国期间，设于中国东北的两支部队——七三一部队和一OO部队。七三一部队设于哈尔滨市中心南部约20公里的地方，以平房（地名）附近为据点；一00部队设在长春南边10公里处的孟家屯。两者都是极隐秘的从事化学细菌作战的部队，在中国领土上，以中国人（还有少数外国人）为试验材料，以中国为试验场，集日本当时最优秀的医师和科学家，从事非人道的生体试验，并进行毒气和细菌作战。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侵略者炸毁其化学细菌部队的据点，其中有关生化作战的资料流落他国之手。英、美、苏等回都知道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和细菌作战，但在中国学者缺乏数据资料去探究这一段史实。
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在京都陆军医院服务。1928年至1930年奉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之命出差欧洲。石井去欧洲名义上是视察各国的军事医学，而真正的目的却是调查当时德军秘密进行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可见日本陆军部要将各种细菌武器诉诸战争的构想，早在石井出差之前就有了。
1931年秋，石井返回日本，其时正逢九一八事变爆发，石井提议在中国东北设立细菌战部队。他曾对七三一部队负责人表示：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资源及其他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务必寻求新式的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一种。在这方面日本不能落后。
在日本宣布建立伪“满洲国”之后的1932年8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依石井四郎的建议，设置防疫研究室，然后，将这种“防疫”研究推展到我国东北。1933年在哈尔滨东南的滨江设立“关东军防疫班”，匿称“加茂部队”，因归石井领导，又称“石井部队”。1936年该“防疫班”扩大为“关东军防疫部”，由石井任部长。1938年，关东军将该部迁至平房附近，将三屯、四屯、五屯地带建成日军化学细菌战部队的据点。翌年，为了掩人耳目改称“东乡部队”。1939年6至9月，日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发生两次武装冲突，在第二次冲突中，日军开始使用细菌武器，“防疫部队”在作战区用细菌污染了哈勒欣河。
1940年5至6月，日军在宁波又实施了细菌战。8月，“关东军防疫前”改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年12月，又增设牡丹江、林口、孙矣、海拉尔四个支部，扩大细菌战部队。1941年8月，设在平房的细菌战本部和这四个分部的代号分别改称为本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满洲第六四三部队、满洲第一六二部队、满洲第六三七部队和满洲第五四三部队。
1940年夏天的“宁波作战”中，石并四郎指挥部队用专用的“特别细菌派遣队”飞机，空投带黑死病菌的跳蚤。翌年夏天，又用同样方法，由太田澄大佐等40多人在常德空中撒下这种带菌跳蚤。1942年日军在浙赣作战时，由石井亲自率领，用伤寒、副伤寒菌污染水源，并在给俘虏食用特制的带菌馒头后予以释放。
一位七三一部队队员曾证实，该部队已掌握黑死病菌的保存和干燥技术，所制造出来的病菌，比一般黑死病菌强60倍。同时，他们也在研究黑死病菌的雨化技术，制造陶器细菌炸弹，大量繁殖吸血和污染力最强的跳蚤。据称，光是黑死病菌就制造了将近20公斤，连同储藏及干燥的病菌，竟有百公斤之多。仅当时由田中领导的“昆虫研究班”，就有4500个跳蚤养育器，数日就可生产出一亿只带菌跳蚤。
日本战败后，细菌部队虽已瓦解，但随着其营地建筑物被炸毁，大量带菌鼠和跳蚤四处逃窜，传播病毒，致使从1945年冬天到1946年春短短的几个月内，平房及附近地区全部为猛烈的黑死病所袭，义发源村平均每日有10人死亡，最后400户人家全部遭难，无一幸免。
七三一部队戒备森严，设有专用机场，“凡擅自飞到该部队上空的飞机，不论敌友，一概击落”。该部队中有将近3000人的研究员、技师、技工等，绝大部分来自日本国内的大学医学部、医料大学及各研究所。该部队还拥有最新技术和高性能的设备。
这个部队设五个部，各部的任务大致如下：
第一部（研究部）：研究并培养最利于细菌战的最有效条人细菌。
第二部（实验部）：将第一部选出的有效细菌，在活人身上做试验，而后加以鉴定。同时制造散布细菌的媒介物，如炮弹、特殊散布器及带菌跳蚤。该部拥有4500个跳蚤养育器和装备特殊器具的飞行部队。
第三部（防疫给水部）：从事军事用给水事务。
第四部（制造部）：将试验中选出的细菌迅速加以繁殖。该部拥有颇具规模、性能精良的设备，一个月可制造出300公斤的黑死病菌。
第五部（教育部）：培养指挥细菌战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人才”。
日细菌部队称供试验用的活人为“丸太”（圆形木材之意），视活生生的中国人为任意处置的木料，在活人身上做黑死病菌、霍乱菌、伤寒菌、炭疸病菌等的感染试验及各种生物化学和医学试验，手段极其残忍。其方法主要有：
1.用活人试验氰酸化合物的最低致死量。
2.因入侵我国东北的日军有不少冻伤，于是将中国人冻伤后，研究冻伤原理、治疗、细菌感染、最适温度等。
3.让活人吸入大量的烟、瓦斯，观察肺的变化；给活人灌入腐烂物及毒物，观察胃的变化。
4.将活人炸伤，强制其伤口感染坏疽病菌，观察并详细记录由发病到死亡的过程。
5.将活人用手枪、手榴弹或角钝器击伤，观察伤口，制作标本。
6.将活人关入装甲车，引燃1000度以上的高热火焰，以试验陆军发明的燃烧剂和火焰放射器，受害者均被活活烧焦。
7.用活人试验三八式步枪的穿透性能，看同时可击穿几人，及贿施、穿防兼服与否等的人数。
8.解剖活人甚至孕妇，“采集标本”。
9.在活人静脉内注入空气，观察其身体各部器官变化及死亡的过程，结果。
10.将活人倒挂，计算其致死的时间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变化。
11.将活人放在巨大的离心器上高速旋转，至其死亡，然后解剖
12.用活人做饥饿和干渴试验，计算其无水、无食物情况下致死所需时间。
13.将活人的脑壳剖开，触刺脑的各个部位，观察身体的哪一部位有反应。
14.将尿或马血注入活人的肾脏，观其反应，并做榨血试验，看被抽多少血后致死。
15.利用活人做X射线长时间照射的试验。
16.利用活人做各种预防疫苗的试验。
17.将活人浸泡在开水中，逐渐增加水温，观其烫伤的部位、程度及与生存的关系。
18.将活人固定于电椅上，缓缓增加电流，观其如何休克。也做打雷试验，将活人在瞬间电击得遍体焦黑。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已定。日军匆忙再次将七三一部队改称为二五二O二部队。“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了日本陆军省责成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指令，司令官山田乙三即将这一指令用活人做试验的“工厂”转达石井四郎，自此，日本的细菌战部队结束了试验阶段，转为为细菌战做准备的生产阶段。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在东北的日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日本细菌战部队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一旦地处平房的本部落入苏军之手，物证、人证俱全，全部队员都将成为战争罪犯。为此，“作战会议”在这个魔窟紧急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石并四郎下令解散部队，“家属即刻开始撤退，部队长则联络列车，指挥各支部撤退”。
关东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和村知胜曾供称：1945年8月9日或10日,总司令山田鉴于军事行动业已开始，决定把培养细菌的一切实验室和贵重设备完全销毁，并将该部人员撤往朝鲜汉城。命令下达后，由当地工兵协助，把这些部队所有的建筑物都炸毁和破坏了。
这时，石井四郎一面设法将该部所有的人员、资料、菌种、文件等带回日本，一面下令要在“杀害所有‘丸太’之后，紧急撤退”。
“丸太”，本是细菌战部队不可缺少的试验“材料”，但现在若生还，将成为日本细菌部队血腥罪行的人证。从1945年8月1日起，石井就下令开始以注射氰化物毒杀他们。七三一部队将活的“丸太”300多人关入密闭室，用毒气毒死，将以往从活人身上取下的标本，连夜投入松花江。此外，将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包括翻译、苦力、勤杂工等全部枪毙，尸体焚烧、掩埋或投入松花江。
8月11日，七三一部队的撤退列车开始出发，至15日陆续开出15班次，每班20节车厢。细菌部队撤退的列车，被关东军总司令部视为特别机密的军用列车，途经车站警卫森严，保障其最优先的通过权。逃遁的列车于8月中下旬抵朝鲜釜山，然后乘船返日。这些船于8月18日至25日陆续抵达日本港口。船到日本港口后，全体七三一部队的队员都接到如下三条命令：返归乡里之后，隐瞒曾在七三一部队服役之事实及军历；二、不就任往何公职；三、严禁队员相互联络。这一命令，在战争结束40年后的今天，仍约束着细菌战部队的大部分队员。
日本战败后，石井虽然严令部下严守部队的秘密，自己却积极地向美方提供生化战的资料，图谋借此保住自己性命。石井在日本战败后，即在东京新宿区的若松町，利用陆军残留的建筑物，经营旅馆业，至1945年冬，才被美国占领军传讯。
在将要召开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会上，苏联曾要求调查并处罚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及其属下的骨干分子。但是，石井早已将秘密带回的七三一部队有关资料提供给美军，以谋求保身免诉。美国军方获得大宗当时世界最新的细菌资料后，立即释放关在上海俘虏收容所中的北野政次（1942—1945年间的七三一部队部队长），悄悄将他遣送回日本。
北野政次
在石井受讯问之前，石井和北野曾进行过一次长达一整天的秘密会谈，通过交换意见，统一了出庭答辩的口径。结果，美军总司令部当局只在形式上加以讯问，给苏联的答复是：“石井四郎以下的人员已去向不明，石井也算不上什么战犯。”后来，美方又提供一间由东京的四谷海军宿舍改装而成的“美军慰安设施”（娼妓馆），让石井一边经营，一边整理由中国带回的七三一资料。
依照华盛顿当局给东京的1947年4月2日的电报，美国于4月5日派陆军部代表化学部中校费尔博士和兽医部中校汤姆逊博上两人，去日本寻访七三一部队首脑。因为这些专家可以评价细菌战资料的价值。两人于5月6日从东京向华盛顿发机密电报，透露美国情报部自196年月17日已经开始讯问石井四郎。石井招认已在1945年8月毁灭了400公斤的干制细菌。石井还说，如果以文书的形式保证他及其部下可以免除战犯追诉，他愿意将细菌作战的细节资料提供出来。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档案，美军对石井四郎的讯问，自1946年1月22日起，延续了约2年时间。这些侦讯的记录，都集中在美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第二部（GZ），即谍报部部长威洛贝手中。据说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过激烈的争论，与华盛顿电报往来频繁。
到“东京裁判”时，依照当时的审判手册，一切有关战犯的资料，都应送到首席检查官季南手里，而季南却将一切有关细菌战的事实都掩盖起来。美军为何要庇护石井四郎，可以从当时的历史文件中得到了解和证实。一位美国记者鲍威尔，从1981年的夏天到秋天，在美国国立公文档案馆进行有关七三一部队公文档案的查寻研究工作。他发现了一份1947年3月21日华盛顿统合参谋本部拍给正在东京的麦克阿瑟的电文，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苏联讯问石井将军和菊地、太田两大佐有关细菌战之事，必须在总司令部最高司今官之下进行，且唯有在以下条件下方被许可.……
这一电文中“总司令部最高司令官”指麦克阿瑟，“石井将军”指石井四郎，“菊地大佐”为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细菌研究部长），“太田大佐”为第一部研究班班长太田澄，他兼指挥细菌战实战的第二部长。
电文中还说：
a.在苏联进行讯问之前，菊地、太田两大佐要先由美国要员接见调查，为了协助阁下，已尽速准备派遣经陆军省特别训练的代表，令其担当美国先行讯问之任务，并监视紧接着将举行的苏联讯问……
b.在先行讯问中，若有认为不宜让苏联知晓的重要情报，应指示菊地和太田，不得泄露该情报与苏联。
c.在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讯问之前，应明白告诉日本的细菌专家，不得说出美国已先行接见调查之事。
该电的目的，无疑是要将一切有关人体试验及细菌战的重要情报和资料都归美国所有。
1947年6月7日，麦克阿瑟的法务局局长卡本特上校，以极机密电报向华盛顿报告，对日本细菌战的可靠性提出怀疑，同时提出在沈阳被俘的美国人也曾被进行细菌试验。但他又表示，这并不说明石井一伙必须以战犯起诉。
1947年7月1日，美国学者魏特博士和史杜布里费德，在一件致美国陆军部和国务院官员限定阅览的备忘录里说：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情报，只有一小部分落入苏联之手。因此，为了美国的“国防利益”和“国家安全”，应避免对石井等人公开裁判。并说，石井和他的同僚完全“跟我们合作，正准备庞大的报告书，并同意提供在细菌试验中，从人类和动物身上弄到的8000张切片幻灯片”。美国学者还说：“人体试验比动物试验要好。”
基于利害关系，美国严防石井一伙落入苏联手中。1947年9月8日，美国务院在致麦克阿瑟的一封密电中发出详细指示：
一、总司令官对石井及其他有关的日本人均不可给予任何承诺，尽可能地继续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
二、所获得的情报，事实上将列为谍报管道。除非在东京伪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上已无法掩饰美国之做法，石井等人的犯罪证据已昭然，否则应持续目前的情报收集工作。
三、虽然不对石井等承诺使其免除战犯，但是美国当局基于安全保障上的考虑，对石井及其同僚不追究其战争犯罪之责任。
1947年10月，美国国防部派遣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底特里克堡研究所的两名高级细菌专家——希尔博士和维克特博士，到日本评估石并提供资料的价值，他们至少访问了19名日本的细菌战专家，于同年12月12日向美国陆军化学战团魏特将军报告说：
石井部队的资料，是日本的科学家花费好几百万美元的经费和长年研究的结果。这种资料关系到人体试验，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所不能得来的。这些资料的获得，总共只支出25万日圆（约合当时700美元）的数目，跟实际研究的花费相比，真是太便宜了。
希尔二人因此为石井等人请求免罪，并感谢美军总司令部谍报部长“威洛贝准将全心全意的合作”。
现在在美国底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中，保存有最完整的有关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资料。美国防部五角大楼中，还保管着费尔报告和汤姆逊报告，这是1945-1946年间审讯石井四郎等七三一部队军官的报告书。
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特别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作战。此议定书由48个国家签订，而拒绝批准此议定书的只有两个国家，即日本和美国。难怪美国对日本的细菌和化学武器表现出那样高的热忱。日本做生体试验主要是以中国人为对象，而苏联人只是少数。在毒气或细菌战的实地运用上，日本也是以中国为试验场，并将之用于对中国的战争中。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裁判席上，日本犯人供称，对苏联实施细菌战仅止于谋略，尚未实现就已战败投降。
日本战败后，苏联力争讯问七三一部队重要人物，在裁判席上，也极力声讨日本化学部队的罪行。但是在东京裁判时，中华民国派遣的法官却一言不发。联合国对日理事会（美、英、中、苏四国组成）的中华民国代表，在开会时竟“毫无表情”，从未为死难于日本细菌战中国人讲一句公道话。
来源：天有余而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