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恰同学年少》这部剧在拍摄的过程中，演员练束梅曾告诉记者：“之前‘陶斯咏’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在任何影视作品中出现过，导致身边还有不少朋友以为我演的这个角色是虚构出来的。”

《恰同学年少》这部剧在拍摄的过程中，演员练束梅曾告诉记者：“之前‘陶斯咏’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在任何影视作品中出现过，导致身边还有不少朋友以为我演的这个角色是虚构出来的。”

历史上，关于陶斯咏其实还引起过一段争议，那便是《贺新郎·别友》究竟是写给谁的。

幕后女主可能另有其人

毛主席作诗作词水平极高，但爱情词他一生只写过两首，分别是《虞美人·枕上》与《贺新郎·别友》。

《虞美人》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和对象并不难以琢磨，毛主席很清楚地写下这首词是1921年创作的，使得后人不用去研究太多资料便能充分查证，但《贺新郎》这首词就不一样了，因为毛主席没有作出任何提示，按照逻辑来看，就是个谜团。

广大群众第一次看到这首词还是因为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这首词是一首好词，但读懂一首词，关键还要看创作背景和创作对象。

除了极为审慎的《毛主席词选》外，其他几乎所有收录词作的资料都阐述了“给杨开慧”之类的表述，造成这种解读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普遍认为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只与杨开慧一人产生感情。

不过细细品读这首词就能发现一个问题：词中女主是“温顺”的，但杨开慧的性格是极为刚烈的，对毛主席也有过埋怨，很少无条件去服从毛主席的话语。

到了1996年，中央文献室在编著《毛主席诗词集》时，编者在这首词后批注了自己的疑问：标题为《别友》，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能涵盖“友”字形容夫人的，只有革命时期的“战友”，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友”来形容夫人了。

而且，后来刊登出来的《贺新郎》也不是毛主席一开始写下的那版，从1923年到1973年，毛主席共用了6种手迹，在修订过程中风格也更加朝着婉约豪放的方向去了。

根据卫士张仙明的记忆，那是在1961年，毛主席将这首词抄在正稿上，加上了标题《别友》。

至于第一版的写作时间则有两个推断，首先是写于1923年12月。

回到当时的历史来看，杨开慧于1923年在距离长沙40多公里外的板门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那么她是没有机会去长沙城东的火车站与毛主席挥手告别的，结合词作的具体内容，杨开慧是《贺新郎》主人公的可能性基本排除。

毛主席是“霜重”时离开长沙，此前他在出席中共三大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寄哪里革命统一战线，当年9月到12月间毛主席一直在湖南从事工作，年底接到通知：从长沙去上海再转广州，到那里参加国民党一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这时才可能涉及离别，也就是说，这首词大概率就是创作于毛主席12月底离开长沙的时候。

但还有一个可能，该词作写于1919年12月上旬。

这个时间节点，“驱张运动”正紧张推进，为了争取外援，毛主席以公民团团长的身份赴京；根据这个情况，毛主席这首词就是描写从长沙去武昌的场景，当时的杨开慧人在北京“待字闺中”，能跟随他送行的另有其人。

回想着送别时的场景，他的思绪随着火车的移动而翻涌，最终伤感地写下了这首《贺新郎》。

那个令毛主席脑中翻江倒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陶斯咏。

另一段故事

这种可能性，要从1913年开始说起，一连串缘分的故事，共同促成了那段历史。

当年，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孔昭绥出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充满活力，为了推动新式教育改革，他聘请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其中就包括杨昌济。

众多青年才俊闻讯而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蔡和森、萧子升等，凭借着出众的文字功底，年仅19岁的毛主席脱颖而出，开启了崭新的求学生涯。

毛主席在学校的表现也是非常特殊的，大部分学生都中规中矩，但毛主席的个性峥嵘，也有着偏科现象，他十分热衷于学习社会学知识，也坚持着自己的思想观点。

孔校长见过无数学生，认定了毛主席是人才，就放任他自行寻找发展方向。

同学们结下了校园友谊，还与周南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们共同谈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方向，那些女学生大多有所作为，比如杨开慧、向警予、陶斯咏。

结合这些年拍摄的电视剧来看，陶斯咏的形象少之又少，就连《恰同学年少》中陶斯咏的扮演者练束梅都说：“剧本中也说得很明白，虽说有她与毛主席在书店第一次碰面的镜头，但她对毛主席并不是现在人理解的那种‘一见钟情’，而是在后来的交流过程中，被他的才华和品质逐渐了解，才渐渐积累了倾慕之情。”

在当时那个年代，学生们想要度过“纯净的校园生活”根本不现实，因为外面的社会随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就连学校都没法安稳度过变局。

由于学生们反对袁世凯复辟，也反对他签订21条，与军阀展开了激烈斗争，湖南军阀用武力逼走了孔校长，个性鲜明的毛主席也差点遭到军阀逮捕。

学生们难以决定局势的变化，他们合理的抗争诉求也抵不过刀枪。

直到袁世凯倒台，孔校长才重返校园，学校的面貌又回到了当初的模样，上下朝气蓬勃，经历了那些事情后，毛主席内心深处却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靠教育和改良难以改变中国，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军阀手里有枪，枪能堵住别人的嘴。

可能就在某个瞬间，陶斯咏暗恋上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年轻时就有一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他的思想同样跳跃，总能带给同学们惊喜。

不过，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这段感情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陶斯咏是一位典型的新型女性，主张教育救国，她读过很多书，且家境富有。

陶家在湘潭一带都是典型的富户，这从送女儿读书这点就能看出。

回到家后，陶斯咏向家人袒露了这些情况，但是她的父亲、哥哥都表示强烈反对，这使得陶斯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两人的感情压根就没有开花，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下定位为友情。

后来在毛主席的人生道路上，两人的友情几乎没有中断。

1918年和1919年毛主席两次离开长沙，都给陶斯咏写过信，劝说她到北大去深造；第二次，大概率就是留下《贺新郎》的时间。

1920年7月毛主席去创造书社，陶斯咏就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当时她在毕业后选择留在学校工作，殷实的家境、稳定的收入让她有闲钱能够支援友人。

当毛主席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斯咏也是支持者。

即便受到如此大的阻力，陶斯咏从来没有放弃对毛主席的喜欢，还有其他优秀的男孩子猛烈追求她，却都被她直接拒绝。

参加一大后，两人还曾在南京见面，那之后，毛主席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继续教书，两人的联系才渐渐变少。

大概，陶斯咏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也有着家庭原因，家中生活富足的话，家长一般对孩子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更不希望孩子在外“节外生枝”。

陶斯咏此后就一直没有结婚，直到1931年因病离世，那年她只有36岁，她的学生中有一个出名人物，便是丁玲。

若不是当年与毛主席产生联系，恐怕有关于陶斯咏的资料只会越来越少，相比于杨开慧、向警予轰轰烈烈的革命故事，陶斯咏一直留在学校教书，所以留下的资料也并不多。

只能看出，她的思想是极为先进的，也是才女，但是在做人生选择时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若是说陶斯咏对毛主席的喜欢是“女追男”，那么毛主席对夫人杨开慧的爱则是“男追女”。

毛主席离世后，杨开慧的手稿陆续被发现，这些手稿毛主席生前都没有看到，也是一种遗憾。

杨开慧的性格比较骄傲，在恋爱这种事情上，她是不会主动的。

在她的手稿中就有这样一则：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他了，不过我没希望同他结婚。

她对于爱的认知也比较明确：不会表示，爱是操纵在自然手里，我绝不希求，哪怕我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会埋没，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孤独一世的。

从出来念书到投身革命这段路上，毛主席也有着和杨开慧相似的思想，他认为恋爱、结婚都是革命的拖累，还和蔡和森、蔡畅兄妹三人定下共同契约：为了革命，永远不会结婚。

走上革命道路了确实没错，但是蔡和森与向警予走到一起、蔡畅与李富春结为伴侣，他们兄妹两人首先违约了。

虽说毛主席早在1914年就认识了杨开慧，那是他老师的女儿；到了1918年毛主席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去北京做组织工作再度遇到杨开慧，当时的杨开慧已经是大姑娘了。

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聊天时，毛主席清晰地说：“在这里，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

而1919年五四运动后，杨开慧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她也觉得留在国内学习马列主义同时开展革命运动要比直接去法国要强，这使得毛主席感到欣慰，更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另一边，其实陶斯咏的思想偏向于无政府主义，也没有投身革命运动的想法，她对毛主席更多的则是仰慕，还不算同志。

杨开慧带领几个女生去了男校和男同学一起上课，那种正气、勇敢的精神受到很多男生追捧，一些男生同样向杨开慧表达爱意。

毛主席也不能等了，展开了猛烈追求；一向心高气傲的杨开慧却在此时发现了陶斯咏对毛主席的暗恋，她也不能再等了，一对青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终成眷属，两人结婚的时间是在1920年冬。

杨开慧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后更是表示：假如一天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十字岭。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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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家杨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