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上五点，天还没亮，老李头已经推着他那辆破三轮车出门了。他的三轮车上栓着两个破旧的蛇皮袋，里面装着昨天捡的一些废品。车把上挂着一个不锈钢饭盒，盒盖上有几个凹陷，那是他不小心摔掉好几次的痕迹。
村里人都叫他”老李头”，连他自己有时候也会忘记自己的全名——李长青。
早上五点，天还没亮，老李头已经推着他那辆破三轮车出门了。他的三轮车上栓着两个破旧的蛇皮袋，里面装着昨天捡的一些废品。车把上挂着一个不锈钢饭盒，盒盖上有几个凹陷，那是他不小心摔掉好几次的痕迹。
村口的槐树下，几只乌鸦不知什么时候落在树枝上，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老李头抬头看了看，嘴里嘟囔了一句：“叫什么叫，没见过老头子出来捡破烂啊？”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会沿着镇上的街道走一圈，翻翻垃圾桶，捡捡能卖钱的塑料瓶、纸壳和废铁。如果运气好，能遇到哪家装修扔出来的废铜烂铁，那一天就算是赚到了。
今年老李头已经78岁了，他是我们村里的五保户，一个人住在村西头的一间土坯房里。房子是集体的，据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屋顶漏雨，墙上的裂缝里长出了小草，但对老李头来说，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够了。
村里人对老李头的印象就是”怪”。他很少和人说话，平时除了出去捡废品，就是一个人在屋里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夜深人静，从他屋里还能听到收音机的声音，也不知道他听的是什么节目。
“老李头，今天收获咋样？”老王从门口经过，顺嘴问了一句。
老李头头也不抬，只是摆摆手：“嗯，还行。”
就是这样的对话，在村里已经算是热络了。大多数时候，老李头都是自言自语，像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
有人说他年轻时候参过军，还立过功。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当兵时受过伤，脑子不太灵光了。但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没人真正了解他的过去。而老李头从来不谈这些，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再关心了。
我记得第一次注意到老李头和别人不一样，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天晚上突然停电了，漆黑一片。村里人纷纷出来乘凉，我跟着大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忽然，老李头从黑暗中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
“都别愁，我这有灯，你们看看路。”他把灯放在石头上，然后自己退到一边。
灯光下，我看到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却亮得吓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我注意到他左胸口的位置有个小补丁，那补丁的边缘异常整齐，像是被刻意保留的。
有个年轻人随口问：“老李头，听说你以前是当兵的？”
老李头咧嘴笑了笑，没说话，眼睛望向远方，好像在看着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后来我爷爷告诉我：“别看老李头现在这样，年轻时候可是村里的骄傲。”但当我追问具体情况时，爷爷只是叹了口气：“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谁还记得清楚呢。”
老李头的破烂生涯已经持续了十五年。据我所知，在此之前，他在村办砖厂干了十几年杂工，后来砖厂倒闭，他就开始靠捡破烂为生。
村里的干部曾经试图帮他申请低保，但都被他拒绝了。
“我还能动，不要政府的钱。”这是他的原话。
他的固执让人又气又无奈。每月五保户的补助也就那么几百块钱，再加上捡破烂的收入，勉强够他糊口。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伸手向人借钱。
村里人都习惯了他的存在——那个推着三轮车，弯着腰，在垃圾堆里翻找的老人。有时候遇到下雨天，他会套上一件塑料雨衣，雨衣破了好几个洞，但他从不更换，只是用胶带一遍又一遍地粘上。
他有一个怪习惯：捡到别人丢弃的相框，不管里面是什么照片，他都会小心地取出来，然后把相框擦干净带回家。村口的李婶说，有一次她去送东西，发现老李头的墙上挂满了空相框，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却没有一张照片。
“不得了了，老李头今天从垃圾堆里捡了个收音机，那玩意儿还能响！”村里传来消息。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老李头在镇上一家杂货店门口捡到一台旧收音机，右上角摔破了一个小口，但居然还能用。从那以后，他晚上会靠着收音机听新闻和评书。
有次路过他家，听见收音机里在播放阅兵仪式。透过窗户的缝隙，我看见老李头坐得笔直，面对收音机，就像面对一面旗帜一样。
老李头的生活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他开始每天准时回家听收音机里的某个节目。有人猜是戏曲，也有人说是新闻联播。但其实，只有住在他隔壁的张大妈知道，老李头听的是军事节目。
“老李头，你咋对那些打仗的事这么感兴趣？”张大妈问过他。
“习惯了。”老李头只回答了两个字。
那个冬天特别冷，老李头的土坯房怎么也暖和不起来。村里有心人给他送去一床新棉被，却发现他把旧被子垫在收音机下面，自己却盖着一件又破又薄的军大衣睡觉。
去年腊月二十七，我回老家过年，在村口碰到老李头，他还是推着那辆破三轮，看上去比前一年又瘦了一圈。
“老李头，马上过年了，今年有什么打算？”我随口问道。
他愣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是”打算”，然后憨憨地笑了：“过年嘛，能有啥打算，和平常一样。”
我有些不忍心，掏出两百块钱想给他，被他坚决推辞了。
“不缺钱，不缺钱，”他摆摆手，眼神忽然严肃起来，“我这辈子没要过别人的施舍。”
那一刻，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倔强、自尊，还有某种我形容不出的坚定。这让我想起爷爷说的话：“老李头年轻时候可是村里的骄傲。”
我没再坚持，只是问他：“那我能给您带点什么年货吗？”
他思索了一会儿，说：“要是方便，带盒茶叶回来就行。”
这个要求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印象里，老李头从不喝茶，他平时喝的都是自来水，或者廉价的散装茶叶。
第二天，我买了一盒还算不错的龙井，送到他家。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我第一次仔细打量他的住所：一张单人床，一个缺了角的桌子，两把破旧的椅子，墙上挂着几十个空相框，桌上放着那台有缺口的收音机。
屋子里冷得厉害，但出奇的干净，地面被扫得一尘不染。他接过茶叶，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谢谢，这茶不错。”
我注意到他的床头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壶身已经磨得发亮，但壶盖上的五角星依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个小铁盒，上面落了一层薄灰，看样子很久没有打开过。
临走时，老李头忽然叫住我：“小伙子，记住了，人这辈子，宁可清贫，不可失节。”
这句话在我心里回响了很久。我不明白一个靠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正月初五那天，村里炸开了锅。老李头被发现在家中去世了，是送年货的村干部发现的。
医生说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没有痛苦。他的三轮车停在院子里，蛇皮袋整齐地叠放在车筐里，似乎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出去捡破烂了。
按照规定，村委会要负责处理老李头的后事。乡长亲自带人去整理他的遗物。
人都走了，遗物没几样：一台破收音机，几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还有几十个空相框。乡长把那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一个年轻士兵的合影。再往下翻，发现了一沓用牛皮纸包着的黄纸。
乡长小心地打开，脸色突然变了。
“这是…功臣证书？”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是一叠军功证书和立功证明，最上面的一张已经发黄变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一级英雄模范战士证书”，落款是1959年。
铁盒最下面，还有一枚二级红星功勋章。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震惊了。随后乡长让人查询了军方档案，终于揭开了老李头的真实身份——他曾是一名特殊部队战士，参加过抗美援朝和边境自卫反击战，立下过大功。
后来因伤退伍，回到老家。再后来，他的家人陆续去世，只剩他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捡破烂的，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英雄选择了沉默，把荣誉深藏在铁盒里十几年，从不向任何人提起。
“这说不通啊，”村支书疑惑地说，“他有这么高的军功，不可能没有抚恤金和退休金啊？”
大家一合计，决定查查老李头的银行账户。结果让所有人再次哑口无言——账户里有17万多元存款，几乎一分未动。
而在账户的备注栏里，写着一行小字：“捐献给烈士基金会”。
老李头的葬礼办得很隆重。乡里出面联系了部队，派了一个仪仗队来送行。新闻也来了，县长也来了，连省军区的领导都派人参加了。
葬礼上，我看到了那张泛黄的合影被放大，摆在灵堂中央。照片上的年轻士兵眉清目秀，笑容灿烂，与我记忆中那个弯腰捡拾废品的老人判若两人。
村里人都来了，包括那些平时从不正眼看老李头的人。很多人眼圈发红，或许是惭愧，或许是感动，又或许两者都有。
乡长在悼词中说：“李长青同志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不是靠宣扬自己的功绩，而是在平凡的岁月里坚守本心，宁可默默无闻，也不改初心。”
我想起老李头说的那句话：“宁可清贫，不可失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拿着国家的抚恤金却不做事，是一种失节。他宁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也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
葬礼结束后，我和几个村里人帮忙整理老李头的房子。在收音机下面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来他捐出去的钱：贫困山区的学校、灾区重建、军烈属扶助基金……总计金额超过30万元。
而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老李头用颤抖的笔迹写道：“我这一生，无儿无女，唯有祖国。死后，愿葬在排长王二小的旁边。”
现在，老李头的事迹已经被写进了县志。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微电影，在网上传播开来。但对我们村里人来说，最深的教训是：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视而不见了十五年。
老李头的三轮车被村委会保存了下来，放在村史馆里。那台破收音机也在那里，据说每天傍晚六点，它还会自动打开，播放新闻联播的片头曲。
有时候，我会想起老李头那双深陷的眼睛，和他看向远方的眼神。或许在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我们这个小村庄，而是他年轻时候战斗过的战场，和他深爱的祖国。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现在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宁可清贫，不可失节。”碑下经常有人放上一杯茶，那是我们村里人对老李头的怀念方式。
人们说，每年清明，乡长都会亲自去给老李头上坟，带着一盒上好的龙井。还有人说，老李头的墓碑旁边，真的就是他的排长王二小。
这些，或许都是真的，又或许只是人们对一个英雄最美好的想象。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曾经生活过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大爱与担当。
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来源：小柒萌物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