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年，对于恶性肿瘤患者来讲，可能是从绝望到有希望的新生。5年前，晚期食管癌患者的病历也许是“姑息治疗”的铅灰色字迹，抑或入组临床试验的渺茫希望，如今却能够在PD-L1表达量的百分比间寻找生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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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对于恶性肿瘤患者来讲，可能是从绝望到有希望的新生。5年前，晚期食管癌患者的病历也许是“姑息治疗”的铅灰色字迹，抑或入组临床试验的渺茫希望，如今却能够在PD-L1表达量的百分比间寻找生机密码。

时间像被按下加速键，肿瘤治疗已跨越化疗、靶向、免疫三重纪元。而免疫治疗引领的肿瘤治疗跨越，不仅重塑了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诊疗格局，更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成为实现全民健康目标的重要支点。当我们站在2025年回望，那些曾被宣判“时间不多”的生命，正在用免疫系统被重新雕刻。这些年，科学逐渐渗透生活，更解锁了生命。

忆往昔，食管癌生命改写是怎么发生的？

变化孕育的生机往往是多方面的。从首个获批食管癌二线适应症的KEYNOTE-181研究，到奠定一线治疗新标准的KEYNOTE-590研究，免疫治疗以循证之力逐步改写全球食管癌治疗指南。深入参与到这些研究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对食管癌治疗的变迁可谓深有感触。

近5年来，食管癌药物治疗迎来颠覆性变革，彻底改写了诊疗格局。曾几何时，食管癌治疗以外科和放疗为主，药物治疗作用微弱，一度陷入“无药可用”的困境。免疫治疗的出现成为转折点。沈教授表示，其团队早期参与全球临床研究时，在过程中，通过深入探索食管癌的生物学与免疫特征，发现泛HER调控、细胞周期活动等关键路径，虽早期靶向治疗效果不佳，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沈教授团队围绕免疫治疗开展大量研究，不仅确立了PD-1在一线治疗中的地位，还向围手术期推进。分子机制下的不断突破，也不断深化学界对食管癌的认知，进一步证实了免疫治疗的巨大潜力。

提到食管癌围手术期治疗，身为一名胸外科医生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陈克能教授表示，手术治疗仍是当前食管癌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但近年来，手术内涵已经发生显著变革：手术方式从传统大切口开胸手术转向微创腔镜手术，重建方式从全胃/次全胃替代发展为管状胃高位替代，显著提升了患者术后舒适度，降低了反流发生率，从而实现了更彻底地切除与更小的创伤。

陈教授指出，另一方面，胸外科食管癌治疗已从单一手术治疗模式，转变为更安全、规范的综合治疗模式。如今手术安全性大幅提升，高龄及心肺功能不佳患者也可接受手术。诱导治疗（如术前化疗、术前放化疗）成为标准流程，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最值得一提的是，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等新方案已在临床应用，降期效果显著。

作为沈教授团队的核心成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鲁智豪教授分享了一例这样印象深刻的病例。一位五十多岁、处于晚期且多发转移的食管癌患者，原本计划入组晚期一线临床研究。用药前，患者突发食管穿孔，食物、液体流入胸腔引发脓胸，高热达40度，伴大出血风险，预计生存期仅剩1-2个月。鉴于患者PD-L1 CPS在30左右，医疗团队未选择放弃。多学科协作开展抗感染、引流、营养支持及心理疏导，成功控制炎症后，启动免疫治疗。神奇的是，肿瘤显著退缩，同时正常食管逐步修复，3-4个月穿孔愈合，患者恢复经口进食，营养状态进入良性循环。半年后，影像学及胃镜检查显示肿瘤完全消失，达到临床治愈。如今五年过去了，患者健康生存，每次复诊都感恩多学科团队赋予其“第二次生命”。

免疫治疗发展见证我国临床科研变迁，从跟随到自主

让人惊艳的生命改写是无数个或沮丧、或简单、或没有收获的日夜努力换来的。沈琳教授回望参与全球食管癌临床研究历程的时候感叹，“就好像一场从蹒跚学步到自主攀登的蜕变”。沈琳教授表示，九十年代首次接触国际多中心研究时，我们更多是数据的"搬运工"——在欧美学者设定的框架里，填写病例报告表，却鲜少有机会触碰核心的研究设计。那些年，面对中国食管癌独特的鳞癌高占比、地域差异显著等特征，我们常在深夜讨论：为何西方主导的腺癌研究方案照搬到中国就水土不服？

正是这种阵痛，催生了进步和觉醒。2015年KEYNOTE-181研究启动时，沈琳教授携团队，首次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方案设计。沈教授回忆到，记得在苏黎世召开的方案讨论会上，我们坚持要求纳入更多亚洲食管鳞癌患者数据。当最终研究结果表明，PD-1抑制剂对中国的食管鳞癌人群生存获益更显著时，那份激动至今难忘——这不仅是一个亚组分析结果，更是中国研究者在食管癌领域话语权的里程碑。

在攀登科研高峰的路上，每一步突破都刻着双重烙印。既有与全球学者碰撞的火花，也有扎根中国临床的坚守。当沈琳教授团队发现，NOTCH1突变在亚洲患者中高发且与免疫疗效相关时，他们迅速启动的"食管癌分子全景计划"吸引了7个国家23个中心的加入。曾经单向输入的研究模式，正在转变为以中国临床问题为起点的全球协作网络。

最令沈琳教授动容的是，见证了中国研究力量的集体成长。十年前，中国学者可能需要反复解释为何要关注食管癌的饮食烫伤来源。如今，由我国学者牵头的食管癌微生物组研究已登上Nature Medicine封面。从最初承接国际研究的"临床现场"，到主导制定ASCO指南的"创新策源地"，这一跃迁背后是无数个凌晨的学术讨论、数百次方案迭代、以及对23万例中国患者诊疗数据的深耕。

多方携手，共同推动食管癌防治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免疫治疗的发展，越来越多食管癌患者实现长生存，KEYNOTE-590研究成果堪称里程碑。该研究首次发布数据便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晚期食管癌一线治疗时，客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均显著优于传统含铂化疗方案，成功达成预设研究终点[4]。

2024年ASCO-GI大会上，研究公布的5年随访数据进一步彰显其突破性价值[5]：无论是意向治疗（ITT）人群，还是食管鳞癌（ESCC）患者，抑或是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10的亚组，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均将患者5年总生存率提升至单纯化疗组的3倍以上，使超10%的患者生存期突破5年。尤为亮眼的是，在CPS≥10的ESCC人群中，联合治疗组5年总生存率达13.8%，远超化疗组的3.7%，为晚期食管癌患者带来显著生存获益与新的治疗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治疗-随访-康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迫在眉睫。作为食管癌诊疗变迁参与者、见证者的鲁智豪教授表示，目前，食管癌诊疗指南侧重诊断与药物治疗，未来需通过前瞻性研究，细化长生存患者的康复管理、随访安排及治疗调整策略，推动指南向精细化发展。同时，要强化多学科协作，在治疗阶段以内科、外科、放疗科为主导，肿瘤控制稳定后，及时引入影像科进行精准评估，联动营养科、心理康复科，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顺利回归社会，让食管癌逐步实现慢性病化管理，消除患者对疾病的恐惧。

“健康中国2030”明确提出降低肿瘤死亡率、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目标，这一任务意义重大。而要将晚期转移性食管癌患者五年生存率进一步提升。沈琳教授认为，还需从多维度发力。其一是在药物研发与治疗策略上，不断深化升级。精准靶向药物，如EGFR、HER2等靶点的ADC药物及其他靶向药在早期临床研究中初显成效，为免疫治疗联合或已经失败的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而在策略层面，免疫治疗与手术、放疗的联合探索持续升温，局部进展期放免结合及围手术期治疗研究活跃，有望进一步提升食管癌治愈率。尽管此类研究仍需长期观察患者无病生存期与五年生存率，但国内外药企已积极投入研发。此外，肿瘤特异性抗原疫苗等新靶点药物的挖掘也在同步推进。

陈克能教授表示，在疾病防治层面，食管癌早诊早筛、放疗与手术技术优化等环节同样关键，需同步推进，多方协同。肿瘤诊疗水平的提升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医保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医疗可及性显著增强，为肿瘤防治创造了良好条件。

做好食管癌的三级预防与治疗工作至关重要：通过提升手术质量、优化全程治疗改善患者疗效；推进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二级预防措施；加强病因学调查、高发区域普查，开展转化与基础研究，明确病因，实现降低发病率的一级预防目标。这对医院、胸外科、消化科等全体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食管癌防治的光明之路。

来源：医学界肿瘤频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