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教研制度伴随着20世纪初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并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断发展。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它体现了“相观而善”的中国教育文化传统，顺应了教育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是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是中国特色教

朱永新：教研制度——强国建设的教育基石

学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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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研制度伴随着20世纪初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并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断发展。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它体现了“相观而善”的中国教育文化传统，顺应了教育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是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教研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着五级教研体系缺少顶层指导、部分地区教研工作弱化、教研工作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农村教研体系不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教研工作不够等薄弱环节。完善我国教研制度，推动传统教研向现代教研转变，应着重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官方和民间、专职和兼职、研“考”和研“学”等八个关系。

关键词:教研制度 中国特色 教师教育体系 教学管理

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它体现了“相观而善”的中国教育文化传统，顺应了教育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是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教研队伍是教师的教师，教研体系是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智囊参谋。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小学教研体系，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要求的现实路径，是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必要支撑。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关于“加强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受到全国政协和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调研组和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先后在广东、山东、海南等地开展深入调研，并召开以“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本文结合笔者的调研与思考，试析我国教研制度的特点与优势、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当前中小学教研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教研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教研制度伴随着20世纪初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而产生。面对私塾变学堂、塾师转教师和新学校的大量建立，那些原来以教读“三百千”和儒家经典为生的教师无法适应科学、算术、地理、图画、体操等新的教学内容，正如有研究指出的：这是小学教育的草创时期，完全没有什么根基，学生是年幼的“童生”，教师是年长的“秀才”，课程则是注重读经、策论等“科举的遗传”，根本不能够算是“国民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扎根于中小学并且旨在改进和提高在职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教研组织随之萌发和建立”。其中，既有以严修、张伯苓、江苏教育总会等民间设立的普通学社、师范补习所、教员研究所、单级教练练习所等，也有京师学务局、直隶提学使等官方开设的夜班师范传习所、私塾观摩会等。“这些组织机构脚踏实地开展了一些致力于教师专业化、教育现代化的活动，如现代科学和教育理论的传授，新式教学方法的演示、推广，以及教师间教学的相互切磋、观摩会课、批评会等活动。”这些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教研组织和教研活动，但在内容、形式和组织体系方面，与现代教研制度已经非常接近了。

民国时期，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出台《小学规程》和《中学规程》，明确要求中小学成立教育研究会、学科教学研究会，以法规形式推进教研机构的建立。以中心学校为核心的校际教研和区域教研逐步推开，类似今天教研员的“视导员”制度也正式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教研历经了“从草根经验上升至制度性安排、从全面认可演变为质疑不断、从日渐衰落走向转型发展的演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学习老解放区开展教师集体学习制度、吸收旧教育的教研经验和借鉴苏联教研制度基础上，教育部先后颁布《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等文件，要求中学以学科为单位设立教研组，小学设立教导研究会，教研机构开始成为学校组织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各地教育局也先后成立了教研机构。1955年11月，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发表了评论文章《各省市教育厅局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工作》，要求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置教学研究室，“使它成为厅、局长领导教学的一个有力助手”，同时明确了教研机构的三项基本职能：了解教学情况，检查教学质量；搜集、研究、总结和推广教学经验；组织和领导教学研究会。1957年，教育部在借鉴苏联经验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草案）》，对学校开展教学研究进行了规范，推进了中小学教研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文革”十年，教研机构处于瘫痪状态。改革开放后，教研机构逐步恢复活动。1990年6月，国家教委颁布《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教研室的性质、职能、任务，教研人员的待遇、经费、工作制度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教研室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设置的承担中小学教学研究和学科教学业务管理的事业机构”，要求各地建立省、地（市）、县（区）三级区域教研室，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负责指导。教研室的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教育思想、教学理论、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编写乡土教材和补充教材，总结推广教学经验，组织教育改革实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开展学科教学检查和质量评估，研究考试方法的改革等。

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2月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要求“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教研制度，发挥教学名师的示范带动作用。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同年1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对明确教研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完善教研工作体系，深化教研工作改革，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完善保障机制等提出了全面系统要求。文件首次提出了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明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指导各地教研工作。

2023年，教育部接连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和《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再次对发挥好教研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举措。同年8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会议，分析研判了教研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明确了教研工作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9月22日，以“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政协第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会上明确提出：要聚焦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协商议政，助推中小学教研工作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推中小学教研质量不断提升，助推中小学教研工作改革不断深化，助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中小学教研队伍，助推完善中小学教研保障机制。这是全国政协首次专题研究中小学教研工作，对进一步完善教研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教研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我国自建立教研体系以来，各级教研机构和广大教研员在推动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服务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国实现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由于我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成绩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我国教研体系被国际教育界誉为“中国教育的秘密武器”。

（一）教研制度体现了“相观而善”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化

相关研究在分析我国教研制度独特性时特别强调，“就中国来说，我们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其他社会很不一样。在方法的背后，是另一种文化难以理解的、更加根本的角度、信念、准则、价值、假设，是文化框架的差异”。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我国的教研制度，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传统，孕育和滋养了教研制度的文化基因，特别重视向他人学习。《诗经》、《论语》、《学记》等教育典籍蕴含的切磋琢磨、择善而从、相观而善、见贤思齐等意涵，正是这个文化基因的具体体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教育很好地继承了这个基因。这个基因，与当下正在推进的“教师共同体”建设，有着非常契合的共性，代表着教师职业认同与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教研制度顺应了我国教育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从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基本国情出发，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总体水平，1955年，教育部要求“设立设置教学研究室”。20世纪初，我国本土的教研制度诞生时期，各类新式学堂共有52500所，学生1284965人。时代的巨轮走到今天，我国的人口和在校生都有了更大的增长。面对1610.7万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迫切需要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教研队伍，才能保证基础教育的品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截至2023年，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中小学教研工作相关的教学研究、教育研究、教师研训等机构共约7200个，事业编制22.4万人，其中专职教研员队伍约6万人，兼职教研员约7万人。另外，据中国教育国情调查中心调研发现，我国教研员队伍中，省、市、县级教研员分别占5.37%、24.62%、67.92%。县级教研员是全国教研队伍的主体力量，适应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集中在县级及以下，农村教师更加需要参加各种教研培训活动和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的现状。

（三）教研制度是我国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力量

适应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十年一个周期的课程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通用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经历多次课程改革。每次课程改革中，教研机构都承担着研究和指导课程实施的重要工作，教育部也将教研组织确定为课程改革的支撑力量，要求各中小学教研机构要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等作用。进入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两轮，每次都是教研先行，教研员带领广大一线学科教师学习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探索新课程落地的路径和方法，对新课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调研表明，每年教研员解读课程标准平均次数为4.26次、教材分析平均次数为3.68次、指导课堂教学平均次数为6.78次。可以说，“发挥教研支撑作用”成为我国历次课程改革的秘密武器。

（四）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其中，教研机构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教研机构根据教师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名师工作坊、师徒结对、研讨会、公开课、讲座以及制度化的校本教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对教师开展分类分科分层系统培训，充分发挥了对教师终身专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调研发现，教师每年参加省、市、县级教研员组织的教研活动平均次数分别为1.58次、2.01次和2.71次。有学者认为，教研的“研”，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研”字，包含了探索向前的隐义，“是把教师放在教学向前发展的探索者地位，而不是纯粹的被动接受新知识、新技巧”，“教师参加专业进修，是被动的接受者，还是专业的发展者，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别”。他把“研”分为上游的“研”和下游的“研”，上游的“研”，主要形态是在学报发表文章，以取得同行的认可和注意，最终成为成熟的理论。下游的“研”，主要形态是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与创新，并有可能在同行中观摩传播；而传播的方式，发表文章只是其中一种，且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方式。“中国的教研体系，其实是一种经过考验的可行的教育下游研究的模式。”正是这种下游的“研”，对于一线教师的成长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长期以来，困扰西方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教育理论与一线教师之间有着巨大鸿沟。虽然教育学者有着丰富的教育研究成果，但是无法落到教育实践中去。教育理论只有被一线教师理解、接受、实践，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2022年，笔者有幸获得全球最大教育奖项“一丹教育发展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教育实验找到了教育理论与一线教师之间的桥梁，通过专业阅读、专业写作和专业交往，让一线教师掌握和运用教育理论。我国的教研制度，正是由一群教育理论基础相对较好、终身学习能力相对较强的“教师的教师”，通过教研的桥梁，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带给一线的普通教师，帮助他们保证了教学活动的基本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研制度是我国教师成长的最重要路径之一。

（五）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一系列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的都是真正的人民战争，靠的都是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群策群力。”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植根于国家实施面向所有人的统一的基础教育制度，包括统一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质量监测体系，等等。五级教研形成了广泛覆盖、上下联动、运行高效的教研制度以及相应的组织和工作体系，保障了我国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持续发展。

三、教研制度的问题与困难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教研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有体系、有人干、有作为”是对教研工作基本格局的总体概括；但同时，各地工作仍然很不平衡，许多部署和要求还没有完全落地见效，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薄弱环节。

（一）五级教研体系缺少顶层指导

2019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并且明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指导各地教研工作，同时指出“上级教研机构要加强对下级教研机构的业务指导”。但是，文件的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长期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推进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并没有非常好地履行教研体系的顶端领导与协调作用，既没有一个“国家教学研究中心（室）”的正式机构，也没有一个开展工作的平台，这导致各省教研机构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在资源开发与共享方面缺少统筹安排。

（二）部分地区教研工作有弱化现象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部分提出，要健全省、市、县教师发展机构和专业培训者队伍，“依托现有资源推进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建设与改革，实现培训、教研、电教、科研部门有机整合”。应该说，对于县级教研部门来说，这样的整合是有利于教研事业发展的，但是它在执行过程中却常常产生偏差；同时，县以上的许多省市也纷纷把原本独立设置的教研机构并入以科研为主体的教育科学研究院或者以教师培训为主体的教师发展中心及教育学院，使它成为其中一个职能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教研工作。

（三）教研工作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教研工作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不能按照要求配齐所有学科专职教研员。据调查，全国县级教研机构在编专职教研员和县的学科教师比例为1∶288，市县教研机构平均人数为18人，有的县教研机构只有2名教研员，根本无法满足音乐、美术、科学、体育等学科教研的需要，更远远不能够满足国家关于分学段分学科配齐教研员的要求。例如，据统计，如果要保障某市全市各学科教研工作高质量开展，至少需要补充三分之一左右的教研员。其次，教研工作经费短缺。调查显示，某省全省有28个县区教研机构财政拨款比上年减少，许多县区教研机构95%的经费用于保工资、保运转，真正用于教研的经费非常少。再次，教研员专业发展和激励机制不健全。教研员的身份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干部，经常陷入“收入水平不如一线，评优评先不算一线”的尴尬局面。各类评选指标一般都是针对教师，几乎没有针对教研员的评优评先，教育系统的各种综合荣誉也几乎与教研员无关。最后，职称结构不合理。教研员往往是从优秀教师中选拔出来的，由于名额和比例的限制，如果原来不具备高级教师或者特级教师职称，往往会出现“高级职称评定难，正高职称难上难”的情况。因此，由于保障机制不健全，教研工作对于优秀教师往往缺乏吸引力。

（四）农村教研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我国，县级教研机构承担着全县范围内所有学校的教研指导职责，但是由于农村学校比较分散、规模较小，教师数量少、学科教师配备不齐，教研活动难以正常有效开展；而县级教研机构整合后工作任务重、人员配置不足，又很难覆盖到位。调研发现，某县有教研员编制50个，实际在岗仅40人，其中有12人被教育局等行政部门借调，现有人员要指导全县190多所学校和8000多名专任教师，实属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农村学校的教研工作经常以分工抄写教案为主，完全是为了应付各种检查和考核，教师“不懂、不管、不会、不愿”教研的现象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

（五）社会力量参与教研工作不够

教研工作涉及3亿多家庭、2亿多中小学生、1600万左右的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教研不仅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益性教育组织、教育科技企业，在学科、科研、人才、资金、平台等方面拥有诸多资源；民间的优秀教育研究成果，也是服务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但在实际工作中，教研队伍更多的是孤军奋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开展工作，“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学教研工作缺乏相应的政策引导、工作机制和条件保障，因信息不对称而具有机缘性特点，组织化程度不高，可持续性不强”。

（六）教研转型和创新发展任务艰巨

传统的教研往往是以学科考试和分数为中心，以教师教学为中心，以知识技能学习为中心，以学校生活为中心，很少考虑学生的学习需要和社会生活对人的素养要求。目前，基础教育已经进入以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为中心的新阶段，“教研工作的重要性和挑战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但部分教研机构在职能定位、教育理念、教研方式等方面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这就要求深化教研工作改革，加快教研转型，围绕如何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如何强化学科整体育人，如何引导师生关心社会与世界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四、教研制度的转型与完善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教研工作的任务与方式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党的二十大对教育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教研工作来说既是重大挑战，又是转型提质发展的重要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在长期思考和此次全国政协组调研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完善我国教研制度，推动传统教研向现代教研转变，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八个关系。

（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目前，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的联系不够通畅。国家层面已经建立了智慧教育平台，其中丰富的课程对教育教学是有益的指导和有效的参照。我们的教研体系需要帮助智慧教育平台继续丰富、完善、更新和提升，提升课程的研发力量。现在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虽然具有指导职能，但是并不领导各地教研工作，“中央厨房”的供给不足。笔者建议，在教育部课程教材所加挂国家教研室牌子；支持省、市、县（市区）独立设置各级教研机构；在综合性的教育科研机构和教育学院等单位，加挂教研室的牌子。要建立起流畅贯通的五级教研工作体系，使其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就需要更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二）官方和民间的关系

过去支撑整个教研工作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组建的体系，民间力量发挥的作用有限，而现在民间的智慧和创造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如何将民间独特的创造、高品质的成果推广开，并与官方的体系交融互动起来，发挥合力，需要研究建立相关的机制。当前，尤其要高度重视高等学校和民间教育团体、机构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以国家、省、市、县（市区）四级教研机构为主体，以高等学校和民间教育机构、教育团体为两翼，以学校校本教研为平台的开放融合的中国特色教研新体系。

（三）专职和兼职的关系

目前，专兼职教研员之间存在体制割裂的问题，优秀教师不愿做教研员，某些地方甚至从新毕业大学生中选聘教研员。笔者建议把教师身份还给教研员，而且严格从一线优秀教师中遴选教研员，采取灵活机制（任期制），实现专兼结合、进出两便，确保最优秀的教师做教研员。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教研员专业标准，健全专兼职教研员配备、使用和管理制度。在这个前提下，出台国家、省、市、县（市区）教研机构编制标准，确保各级教研机构配齐配足各学段、各学科教研员。

（四）研“考”和研“学”的关系

过去评价教研工作多是以考试成绩来判断。而成绩虽是考核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教研工作追求的最高目标。教研的最高目标应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师生过幸福完整的生活。目前，教研多在研究课程、研究教法，对学生和教师这两个主体的研究不够。应明确教研工作的职能定位，坚决纠正“窄化”、“泛化”并存的局面，推动教研工作从研“考”转向研“学”、研“教”，研究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成长，带动学科教师以“研究性教学”支撑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五）单一和融合的关系

从单一到融合，是教研工作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教研体系以研究不同学段和学科的教育教学为主，其中设有语文教研员、数学教研员，甚至于细化到音乐和美术教研员，但是项目学习兴起以后，中小学的学科教学越来越强调综合、融合，这是育人方式变革的核心部分，是以培养核心素养为目标的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而综合性的项目制学习、融合性学习、合作式学习，需要教研员把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清楚，突破单科界限，运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教学难题；突破学生发展瓶颈和局限，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核心素养的提升。

（六）科研和教研的关系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研。现代教研体系的完善，离不开教研员的科研素养提升。对教师，我们强调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专业阅读是教师成长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个人经验总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大量的阅读才能超越前人。专业写作也同样重要，真正的阅读、思考是从写作开始的。不读书、不写作是无法成为一个好的教研员的。专业交往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它是在专业水平上的交往，是带有探究性的业务交流、比较借鉴、反思探究、改进提升，是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高级阶段。

（七）知识和技术的关系

科技更新越来越快，不断迭代的技术驱动着教育教学内容和形态的不断演进。究竟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多大的挑战，我们还难以想象。今天我们还在讲教研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也许明天人工智能就解决了困扰我们的问题；当今社会还在追求一纸文凭，也许有一天它也会被取代。要尽早地前瞻、研究人工智能和教育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教研体系建设的新路径，让科技更好助力教育发展。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首先为教研员所掌握，甚至首先从教研工作开始。笔者建议加快人工智能背景下教研组织优化和教研模式变革；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变革教研系统和教研流程，构建智慧教研环境，开展跨区域、跨层级教研。

（八）待遇和出路的关系

待遇与出路问题与前述专兼职问题有联系。如果专职和兼职的关系处理得好，那么教研员待遇、职称和出路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仅如此，还应建立荣誉、表彰和奖励机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研员予以表彰奖励。要强化教研经费保障，将国家、省、市、县（市区）教研工作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学校校本教研经费在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

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和使命，加快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中小学教研体系加快转型与创新步伐，探索更多新的可能，建设更有效的体制机制，释放更多优势潜能，引领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破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朱永新：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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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肖桐郡；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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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安街读书会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