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留下了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留下了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

1900年，尘封的敦煌藏经洞被开启，重见天日的旷世奇珍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此时八国联军肆虐华夏，敦煌也遭遇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劫难，这个艺术宝库被发现后的几十年中，却成了无数强盗、窃贼唾手可得的“宝库”。留下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份伤痛。

有盗窃和破坏，就有拯救和保护。一批又一批守护者为拯救、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艺术奔走呼号，他们前赴后继，让敦煌重获新生，更该被历史铭记。

1944年，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而敦煌最终得到妥善保护，还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张大千功过难辨

在张大千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中，“礼佛敦煌”可以说是其艺术最高峰。

初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临摹壁画的工作一度遇到很多困难。他曾回忆说：“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数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缝。拼缝完毕，钉在木框上，涂抹胶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光滑才能下笔。”

张大千带到敦煌的颜料，多是近现代工艺，那些朱红、靛青、石青、石绿，看起来够鲜艳，但画上去，便显得灰暗，和壁画的富丽绚烂色调不能比。而喇嘛画师却掌握着古代矿物颜料的配方。比如用料最多的青金石，是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进口而来。据张大千回忆，临摹敦煌壁画，光是颜料就以“千百斤计”。

敦煌洞窟大多数的光线都不够。张大千要一手拿蜡烛，一手拿画笔，还得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时躺卧在地上。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这样辛勤的作画，多数日子是清晨就进洞工作，黄昏才出来，有时候还要开夜工。

1943年3月，正趁着冬去春来紧张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忽然接到敦煌县长转来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急电：“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电文语气不善，“免滋误会”听起来更像是警告，“对于壁画，勿稍污损”指的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说。

八十年过去，张大千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仍争论不断，甚至愈演愈烈。众多亲历者、当事人、研究者截然不同的叙述，将此事演绎成了一出“罗生门”。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毁誉参半，功过难辨。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是与非，功与过，任凭世人评说，无可否认的一点是，正是这位传奇画家的敦煌之行，促使敦煌成为显学，让敦煌艺术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知。

常书鸿甘之如饴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浙江，自幼习画，1927年赴法国留学十年，研习油画，成了塞纳河畔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正是在法国期间，常书鸿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画册，才始知祖国古代艺术成就辉煌如斯。常书鸿自述从此与敦煌结缘，“心向往之”，这也是促成他1936年回国的原因之一。

陕甘宁监察使高一涵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则必须找个专家。在众多文化名人的推荐下，当时的教育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常书鸿接过了这个使命。随着常书鸿一行人的到来，敦煌终于开始得到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1950年8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

研究所从北京请去多位地质勘探、防沙、美术、古建筑各方面的专家和熟练工人，对千佛洞261个洞窟、7000多立方米的挡墙、300多米的岩壁作了彻底的加固。所有洞窟都安装了门窗，流沙基本控制。一个收藏2万多张照片和数万册书籍的资料室建立起来了，敦煌遗书的显微胶卷，几万卷各个时代的写经和文书，唐代绢画和文物都完好地收藏在新建的图书馆中。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在这一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曾经“出走”的敦煌学终于回归故里。此后，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得以逐渐改变。现在，中国是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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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