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陵戏与汉剧、京剧等20多个剧种，同属板腔体系的皮黄戏系列。这些剧种皆以西皮（北路）二黄（南路）为主要声腔，所以在剧种之间的关系上，非专业人员很容易产生误解。比如有人说巴陵戏是汉剧的支流，甚至说巴陵戏是汉剧的“崽”，或者说是京汉楚的“混血儿”，不一而足。为澄清

□陈湘源

巴陵戏与汉剧、京剧等20多个剧种，同属板腔体系的皮黄戏系列。这些剧种皆以西皮（北路）二黄（南路）为主要声腔，所以在剧种之间的关系上，非专业人员很容易产生误解。比如有人说巴陵戏是汉剧的支流，甚至说巴陵戏是汉剧的“崽”，或者说是京汉楚的“混血儿”，不一而足。为澄清事实，特从拙著《巴陵戏史稿》中抽出相关内容辑成此文，以飨读者。

巴陵戏形成于明末清初，流行于湘北的岳阳、湘阴、汨罗、平江、临湘、华容及湖北通城、监利与江西修水、铜鼓等地，清代中叶曾到武汉、南昌、长沙、沙市等地演出，算得上岳阳的文化名片。近代名班“岳舞台”在湘西北、鄂西南、赣西的38个县市颇负盛名，与岳阳花鼓戏则可谓兄弟情深、情意绵绵。

巴陵戏不是汉剧的支流

巴陵戏，是明末清初和汉剧同时形成、发展起来的地方大戏剧种。作为岳阳人民数百年来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2006年，巴陵戏便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明末清初，随着弋阳诸腔、昆腔的流播，特别是清代康熙年间乱弹诸腔的兴起，各地的艺人们，将这些腔调与当地的语言和民间艺术相融合，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区别剧种，一般以声腔、表演等为准，但最主要还是语言。虽说各地的地方大戏，大多称是以方言的声调入“中原声韵”，由“中原声韵”以规范的地区官话作为舞台语言。但各地的官话不同，声调也就各异，于是引起声腔的变异，因此便形成了各个地方剧种的不同特色。巴陵戏与汉剧同属“皮黄”系统，板腔方面的音乐语汇基本相同，但声腔却各具特点，巴陵戏较粗犷激越，汉剧则细腻柔婉。再说行当，巴陵戏分生、旦、净3大行，每大行中主要有4个小行当。考其源，它来自乾隆时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所云“乱弹诸腔”的“江湖十二门角色”。汉剧则一直分十行：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戏曲是行当的艺术，行当设置不同，各类角色归属的行当就各异，便引起表演风格的差异。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巴陵戏不是汉剧的支流，跟汉剧没有从属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巴陵戏与汉剧同是明末清初在各自的地域形成发展起来的，早期不存在任何联系；二是在发展过程中，汉剧对巴陵戏没有直接影响。从历史文献考察，恰恰相反，巴陵戏对汉剧的影响史籍记载较多。首先是被《汉剧志·大事记》列为第二的“李翠官”条目，源自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出版的《汉口丛谈·李翠官小传》：李翠官，“幼习时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数年，去而来汉，年二十许”。到汉口后搭班荣庆部，“每妆饰登台”，观众“咸啧啧称赏”。从乾隆三十年左右到汉口，在江汉间活动了10多年。其次是嘉庆道光年间，岳阳人和班艺人高秀芝赴汉口演出，叶调元在《汉皋竹枝词》中写有两首词盛赞，其一云：“座有歌郎酒易干，应酬却比上台难。风流蕴藉谁称最，惟有湖南高十官。”原注：“湖南‘人和班’高十名秀芝，美目巧笑，爪长六七寸，善饮不乱，应酬酒席，雅静宜人。”再次是周贻白《中国戏剧论集》载：“在清代末年，岳阳有一个人和班，都是湖南人，曾在沙市、宜昌一带演唱；班主倪春美，唱功老生名贺四，其声调极为动人，汉剧名老生余洪元……最佩服贺四，私下辄仿其声调，后来余洪元克享大名，成为汉剧泰斗，走的便是贺四的路子。”《汉剧志·记》说得更明白：余洪元“又拜贺四（唱功老生）为师”。是直接师承于贺四。

关于巴陵戏与汉剧的关系，著名戏剧史家周贻白在《谈汉剧》中早有定论：“汉剧与岳阳戏发生交流，早在初有二黄之际。”所谓“初有二黄之际”，即乾隆年间李翠官在汉口演唱之时。继而他在综合分析前述史料之后，便得出了结论：巴陵戏是影响汉剧形成的“重心”。我国在1949年以前没有剧种这个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岳阳地方大戏，因艺人多出自古巴陵、湘阴、临湘，故名“巴湘戏”，又因其形成和主要活动都在岳州府而称“岳州班”。1952年，湖南省戏曲改革委员会认为岳阳古称巴陵郡，于是正式定剧种名为“巴陵戏”。

综上所述，巴陵戏与汉剧没有从属关系。

巴陵戏与京剧的关系

巴陵戏与京剧的直接接触，据老艺人回忆是在光绪年间。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岳阳咏霓戏园开张，请京剧名伶路凌云率班来岳演出，当路凌云在南岳庙庙台看了巴陵戏“小生四块牌天牌”杨和凤的《三气周瑜》后感叹道：“这样好的名角可惜生在岳阳，要是在武汉、上海，那还了得！”自此二人交厚，互相交流切磋技艺，路向杨学了几个周瑜戏和武松戏，融入自己的表演中。杨向路学习了《八腊庙》及武打套路。据看过京剧“盖派”武松戏的老艺人谈，盖叫天侧身拗势表现武松睥睨恶棍的身段，与杨和凤如出一辙。是艺术家塑造人物的巧合还是互相借鉴？今已无从考察。

但从文献考察，巴陵戏与京剧还有一点特殊关系——京剧的经典剧目《贵妃醉酒》源于巴陵戏的《杨贵妃醉酒》。何哉？清代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版《汉口丛谈·李翠官小传》：李翠官，湖北通城人，幼年在岳阳楚玉部学戏成名，而且“名噪湖之南者数年”。20岁去汉口，搭班荣庆部演出，“李貌不逾人，然每妆饰登场，观者咸啧啧称赏。迨转喉发声，清圆明秀，高入云表，场下数千人，无或哗者。”他的拿手戏“《杨妃醉酒》《潘尼追舟》，不独风致嫣然，且酒后娇憨，船中倥偬之态，描摹毕肖。”李翠官（公元1751年—公元1820年）乾隆年间将《杨妃醉酒》传入汉剧后，又在光绪年间，由汉调名伶吴鸿喜传入京剧。周贻白《谈汉剧》载：“京剧《贵妃醉酒》一剧，歌四平调，则确系由汉剧名旦吴鸿喜传入。据王瑶卿谈：‘吴与我父王彩琳（绚云）为盟兄弟，在京时常往来我家，所传不止一剧，唯《贵妃醉酒》由路三宝唱红’。”以上两条材料记述的是史迹，另一条史料则有现存资料证明。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云：“曾经风行上海之《贵妃醉酒》新曲，所谓‘西宫夜尽百花香’，实即湖南之‘丝弦调’，旧日唱法，每句皆有长短过门”成为新曲后乃废其过门不用。巴陵戏《杨妃醉酒》此段至今仍唱“西宫词”，而且过门依旧。2017年8月，笔者根据周贻白的论述，拿着巴陵戏“西宫词”的曲谱，向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专攻湖南地方音乐研究的刘镇钰教授请教。刘教授对周贻白的论述作了补充：“湖南‘丝弦调’中有湘西、湘中、湘东北3种不同风味的‘西宫词’，巴陵戏的这个谱例属浏阳、平江的湘东北流派。”如果李翠官所唱《杨妃醉酒》西宫词即为此曲谱，那么，此剧似最早演出于湖南。为此，笔者在拙著《巴陵戏史稿》中对《贵妃醉酒》这个剧目的流变进行了探讨：《杨妃醉酒》，在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成书的《纳书楹曲谱》记作《醉杨妃》，列入“时剧散出”，说明它在当时是传唱不久的剧目。此剧巴陵戏有“四平调”“西宫词”“渭腔”“昆腔”4种腔调，可谓“诸腔并奏”时代的典型产物，是“初有二黄之际”的代表作品。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贵妃醉酒》是乾隆年间才开始上演的“时剧”，今存文献记载，巴陵戏是最早演出这个戏的剧种，而且是巴湘班艺人李翠官把它打造成了精品，带到汉口后传入汉剧，再由汉剧艺人吴鸿喜传给梅兰芳师父王瑶卿的父亲王彩琳，然后由路三宝唱红，自此成为京剧的代表性剧目。今日《贵妃醉酒》风行海内外，巴陵戏功劳卓著。

民国以来，巴陵戏与京剧的交往就多了。抗日战争期间，京剧艺人“赛活猴”搭班岳舞台数年，传授了一些武戏与武功。1951年，巴陵戏的青年演员周扬声、肖远柏、冯保生等人，经常结伴到梅溪桥群乐剧院岳阳群力京剧团，找陈鑫芳、陈少芳学戏练功；周扬声还拜郭叔鹏为师学艺。2007年郭叔鹏弥留之际，76岁的周扬声偕夫人前往沙市探望，在艺坛传为佳话。1957年，刘立炎将巴陵戏名剧《九子鞭》传授给天津京剧团，后来在全国京剧会演中获奖。1961年，岳阳巴陵戏剧团向京剧学习《雁荡山》《虹桥赠珠》，全面提升了巴陵戏的武戏艺术。1964年学演“革命样板戏”，更是与时俱进，京剧的样板戏除《海港》外，其余全部学演了。

巴陵戏与岳阳花鼓戏

巴陵戏对岳阳花鼓戏的影响较为深刻，是因为它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形成时，正值巴陵戏的鼎盛之际。湖南花鼓戏六个流派之一的岳阳花鼓戏，它的十大班规、演出习俗、行话隐语、程式名称等等，多源于巴陵戏。岳阳花鼓戏有些艺人，也是先唱巴陵戏，然后改唱岳阳花鼓戏的，如李月来、易光龄、左满保等等。由于当时在庙台演神戏，是地方大戏的重要经济来源，而花鼓戏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淫戏，不准进入庙台演出。但花鼓戏深受农民欢迎，群众基础扎实。因此，有些花鼓戏班兼演巴陵戏，巴陵戏班也有兼唱花鼓戏的，称之为“半丝半朵二弦班”，借以搞活经营、增加收入。因此，二者之间的艺术交流就更加密切。据岳阳花鼓戏著名老艺人邓渭元说：“岳阳花鼓戏的袍靠戏与起打翻扑、功架身段，以及一些戏班规矩，都是找巴陵戏学的。因为巴陵戏是本土戏曲的老大哥，流行于湘北地区的其他民间艺术，如皮影戏、木偶戏等，都受到它很大的影响。岳阳花鼓戏未形成之前，皮影木偶戏大多都唱巴陵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10月成立岳阳县文艺学校，建了巴陵戏和岳阳花鼓戏两个班。1960年县艺校撤销时，由于岳阳花鼓戏的学生培训时间短，基本功还不太符合要求。当时巴陵戏班学生较多，便从中抽出何建奇、潘阳益、赵素珍等几位同学，充实到岳阳花鼓戏剧团，后来皆成为该团的艺术骨干，对传播巴陵戏的艺术程式，发展和丰富岳阳花鼓戏的表演艺术，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来源：岳阳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