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被困病房17年，家庭伤痕难愈，谁该为社会性死亡买单

摘要：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精神病”的概率。然而，十二年过去，非自愿住院患者的出院问题依旧是难以解开的困境。

“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唐阳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精神障碍患者的无奈与痛苦。

当年的门诊病例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精神病”的概率。然而，十二年过去，非自愿住院患者的出院问题依旧是难以解开的困境。

唐阳曾经住所附近的老房子，他自己的房子已拆迁，只有老邻居对他有点印象

唐阳，在重庆的一家精神病院（A 院）度过了 17 个除夕。2008 年 4 月 30 日，父母以拜访亲戚为由，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他骗到 A 院强制住院。入院 4 个月后，他就已符合出院标准，但家人至今未接他出院。多年来，唐阳多次尝试与家属、院方、社区沟通，均没有结果。

唐阳小时候的日记

唐阳曾经也是一个阳光、勇敢、勤奋好学的男孩。他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均毕业于四川大学，父亲在军区工作，母亲是大学老师。唐阳从小爱读书、看报，关心时事，还喜欢和同学下棋、游泳、打乒乓球。初中三年，他是班长，成绩始终年级第一，数理化竞赛也经常获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成都七中。

唐阳小时候的日记

然而，成都七中汇聚了全省的尖子生，激烈的竞争给唐阳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高三备考时，他的状态急转直下，变得邋遢，还经常与家人发生矛盾。父母请专家诊断，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单纯型，这种类型较为少见，多在青少年时期发病，且需终生服药，愈后较差。

唐阳高中时候，老师在他本子上的留言

起初，父母隐瞒病情，骗唐阳吃药。高考前，母亲带他去针灸治疗，他才得知自己患病。高考时，唐阳虽然超过二本线 3 分，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但大学期间，他贪玩且未坚持服药，病情愈发严重。

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唐阳的行为愈发失控。他与父母冲突不断，对母亲大打出手，还伤害过父亲。父亲曾多次带他四处求医，但唐阳的暴力行为让父亲心寒。2008 年，在巨大的精神负担和未知的恐惧下，父母将他骗进 A 院。

唐阳在精神病院应父亲的要求写的检讨书

在 A 院的 17 年里，唐阳渴望自由。他交了很多朋友，病友们都认可他的谈吐和知识。但医院的生活让他窒息，白炽灯 24 小时常亮，医护人员管理模式不合理，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住 A 院四个月后，医生就告知他已符合出院标准，可他给父母写信、联系父亲，通过各种人劝说父母，都没有得到回应。亲戚们害怕惹怒唐明德，也不愿插手。

唐阳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精神病的恐惧

医院方面，唐阳曾经的主治医生陈鸣表示，他早已“临床治愈”。医院也希望他能出院，因为占床影响新患者收治，但医院认为这是家庭矛盾，不便过多参与。按照“谁送来，谁接走”的潜规则，唐阳无法自行签字出院。他曾以“非法拘禁”报警，民警也未插手。

唐明德拒绝接儿子出院，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没有能力看住唐阳，让他按时吃药。唐阳曾多次进出精神病院，承诺好好吃药却未做到。唐明德还担心出院后唐阳出事，他身边就有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伤害家人的例子。唐阳则辩称自己只有一年停药，是为了工作。

唐阳写的保证书

唐谦博，唐阳的弟弟，面对哥哥的处境也十分为难。母亲在世时，哥哥的住院事宜由母亲负责，2023 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后，他不得不“接棒”。他知道哥哥多次联系他，但他始终没有去见哥哥。他并非不想承担责任，只是目前小家庭离不开他。他开车往返深圳和成都，需要时间放空思绪，面对家庭的困境。

唐阳短暂的超市工作，现在该超市已经停业

唐阳确诊时，唐谦博还不理解“大灾”的含义。哥哥患病后，邻居的议论给他带来了负面影响。与成绩优异的哥哥相比，他成绩一般，父母对哥哥更为重视。小时候，新衣服总是哥哥先穿，穿不下再给他。直到哥哥患病后，他才得到父亲买的新衣服。兄弟俩感情生疏，即便就读同一所学校，也基本不一起上学。唐谦博曾看过心理医生，他认为哥哥患病遗传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各占 50%，父母关系不好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唐阳早已规划好出院后的生活，他想投靠病友解决住宿和工作问题，最大的心愿是结婚。但家属和老师都认为他的计划不切实际，院方安排保安或临时工岗位更为合适。

唐阳的父亲曾经希望落实唐阳的工作，写的报告

唐阳的遭遇被报道后，网友谴责家属“没有人性”。但上海心声公益秘书长二坤认为，不能将家属和患者对立起来。目前国内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普遍较差，家属不仅有严重的病耻感，还面临巨大的照护压力。

2020 年，心声公益启动“羽翼计划”，并发布了相关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大部分照顾者存在重度照顾负担，生活质量差，健康状况不满意，还存在焦虑和失眠等问题。从事身心障碍者平等权利研究的黄裔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家属面临更多考验。患者的异常行为会给家属带来隐性压力，导致信任关系难以重建。而现有政策缺乏针对残障人士家庭成员的支持，社会组织对照护者的心理疗愈和家庭关系重建方面的支持也很少。

去年，唐明德为唐阳做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唐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唐明德被指定为监护人。即便唐阳对鉴定结果存疑，在国内现有的司法环境下，成人监护制度限制了他行使法律权利。但唐阳仍决定放手一搏，联系律师，希望成为“精卫第二案”。

唐阳的日记本

17 年来，唐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病友。曾经他会为病友重获自由高兴，如今却满心失落，觉得自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渴望自由，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然而现实却让他的希望一次次破灭。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困境，更是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只有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给予患者和家属更多的理解与帮助，才能让像唐阳这样的患者真正有机会回归社会，拥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