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堰地处鄂豫川（渝）陕四省交界处，其方言系统如同汉江的支流，蜿蜒多歧，在群山环抱中形成独特的语言景观。作为中原官话向西南官话过渡的前沿地带，在历代历次的移民与地理接触中，既保持着中原官话的特征，又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奇异的交融状态。
十 堰 方 言 记
#媒体人周刊# 杨府/文
十堰地处鄂豫川（渝）陕四省交界处，其方言系统如同汉江的支流，蜿蜒多歧，在群山环抱中形成独特的语言景观。作为中原官话向西南官话过渡的前沿地带，在历代历次的移民与地理接触中，既保持着中原官话的特征，又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奇异的交融状态。
虽然十堰市辖五县一市的方言，尤其是市区及郧阳区、郧西县、丹江口市，更多呈现的是河南口音，即保持着中原官话的特征，但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原始分类，则整体被划入西南官话鄂北片区。该片区方言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声调系统上：古入声字全归阳平，如“一”、“食”（shí）、“合”（hé）、“滴”、“麦”等字，与成渝片“入派阳平”规律相合，与中原官话的“入派阴平”有所区别。
然其调值系统，又与豫西南方言存在惊人的相似：阴平中降，略低于普通话阴平，如“天”读作tiàn；阳平低降调，较成都话更沉，如“人”读作rén；上声陡降调，如“水”读作shuǐ；去声则与普通话相似，如“大”读作dà等。就好似汉江与丹江之流在鄂豫交界处的水文交融，自然，畅达。
而作为十堰方言的核心区域——郧阳方言圈（含市区、郧阳区、郧西县、丹江口市），在语音系统上，不仅仅“存在惊人的相似”，更是属于妥妥的中原官话区的范畴，与南阳盆地形成完美的“方言连续体”。就像《木兰辞》所云：“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可拿来借喻两地人民所共同拥有的语言、风俗、心理了。
口音且不说了，相同的词汇不胜枚举。诸如“晌午”称“晌乎”（shǎng hū）、“麻雀”唤“小虫”或“小小虫”（xiǎo xiǎo chóng）、能干说“嘹亮”、不成体统谓之“球样子”或“球形儿”、“排场”即漂亮之意等词汇，与南阳方言保持着95%的一致性。
这种亲缘关系，可追溯至明初的移民潮以及此后终明一朝从未断绝过的流民运动。家谱记载显示，郧阳区75%的家族祖籍为豫西南地区。清同治年间《郧阳府志》载：“郧民十之七祖籍新野、邓州”，这种持续性的人口迁徙，使得十堰方言中沉淀了河南话的底层成分。
但是，在十堰西南部的房县、竹山、竹溪县（号称西三县），却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该区域方言呈现出显著的过渡性特征。围绕竹山、竹溪方言的归属问题，学界存在持续争论。一度曾被误划入江淮官话方言区，但其声调系统又符合西南官话特征（古入声全归阳平），从而确认其成渝片属性。但其韵母系统中保留的“儿化鼻化韵”（如“板凳儿”读作bǎn dèngr），却与南阳方言高度相似。
那么，何以形成这种“方言飞地”？
这与历史移民密切相关：西三县主要是“江西填湖广”而迁来的江西、湖广移民（主体为江右民系），加之与陕南移民的混居，就使得西部（两竹、房县）的方言基底呈现西南官话的特征。这种“声调西南化，韵母中原化”的混合形态，恰是南襄盆地方言接触的活标本。特殊的地理屏障，造就了独特的“语言马赛克”。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则强化了成渝片方言的持续渗透——竹溪方言中“晓得”、“耍水”，“下雨”作“落雨（luò yǔ）”等词汇，与重庆巫溪方言完全趋同。
而与河南接壤的十堰北部、东部地带，方言面貌也呈现出渐变式过渡。郧县、郧西县与河南淅川县交界的村落里，“夜儿个”（昨天）这类河洛官话词汇悄然渗透进西南官话系统，而声调调值更显露出中原官话的烙印：上声的高平调与南阳方言如出一辙，去声的曲折调与南阳方言去声的曲折调则构成鄂西北豫西南方言的连续统。这种语音接触在丹江口库区尤为明显，当地老人至今将“厨房”称作“灶火屋”，既保留了鄂西北的方位词“屋”，又吸纳了豫西的“灶火”词根，形成独特的复合型词汇。再如蜻蜓，十堰方言称麻螂，河南方言也称麻螂/蜓蜓，还有嬔蛋，长醭，溻湿，一搾，扽直，攉断等等，都共同继承和存留了不少的上古语词。
周作人曾在《野草的俗名》中写道：“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
方言最大的障碍，就是说得出来写不出来。正像周作人所说：“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即使借助说文解字，写出来了，但不认识。方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说出来土得掉渣，写出来又古雅得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时代的发展，言文分离了。上古雅言，俗语化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方言实际上是最有文化传承的了。
譬如十堰、南阳现在还在经常使用的“谲(quó) ”字，其实就是诡谲（guǐ jué）的谲，在两地方言里都读（quó）。意思是：哄、骗，欺诈、欺骗的意思。为什么读谲（quó），是有其缘由的。此词最早源于西汉的河洛俚语，在扬雄《方言》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膠、谲、诈也。说明是古语。
在《论语•宪问》中亦用到此语，“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俗语有：“人识谲（quó）不识敬”，就是说人都喜欢听花言巧语的假话，不爱听刺耳、逆耳的真话。谲(quó)是贬义，从孔子时代即如此。我们常说的：“你可别谲（quó）我。”意思就是你不要骗我。
是不是读起来很土，写出来很雅，关键是要找准与之相对应的字词。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陈天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郧县人，对方言的运用炉火纯青。他写有一本随笔集叫《浮生半日闲》，另辟蹊径，纯用郧阳方言写作，很有意思。我读起来完全不隔，似乎就是我家乡的语言，俏皮，生动，有场景感，让人忍俊不禁。可以看作是一本地方方言的活化石。比如他说男孩是儿娃子，“儿娃子莫皮脸啊！”说门缝指门搁老儿，“从门搁老儿瞅人”；形容怪味叫滂哈喇子气，“这菜有股滂哈喇子气！”哿拽指吵架，“又跟媳妇哿拽了？”
正因为有些方言词汇是言文分离留下来的，是上古已消失的古汉语在民间的孑遗，就造成了很多方言是只有读音而没有相对的文字，也就只能从不常用的、甚至是死了的古典汉字里去找到它、复活它。
其实，很多十堰方言是有对应的字汇的，只是认识的太少，即使打出来，别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我曾就此问题，与天华讨论过。我并说他书里的郧县话，实际上就是河南话。只是，他把最有文化，写出来十分高大上的方言，用最常见的寻常文字代替，写土了！作为本土的文化人，似略有失责！我这样说，天华不会怪我吧！
譬如“没有”写成“木有”，其实，有现成的“冇”字可借用，这字很古雅，在《礼记》上都能找到出处。再譬如把郧阳方言里的大喊大叫或大声说话写成“歇伙”，都不如“嚣嚄”来得生动、形象、文气十足。谁看了都会说：“啊，原来方言还这么美！”
一个民族词汇系统的交融，传承，不是多与少，而是一定会折射出移民史的深层记忆的。
明代荆襄流民运动中，来自黄州府的移民带来了“跍倒”（蹲下，古楚语词），河洛流民带来了“箸笼”（筷笼，中古河洛方言词汇）这类底层词汇，实在都是上古方言。而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回潮，则强化了“箩篼”、“檐老鼠”（蝙蝠）等巴蜀词汇的传播。在近代史上，1942年河南大饥荒引发的移民潮，使十堰方言中嵌入了“中不中”、“弄啥咧”等典型豫语的表达，更有创新词的传播：如河南灾民带来的农业词汇䦆头（指锄头）等；甚至在语法层面催生了“给我书”（替代本土“给书我”）这样的双宾语句式变异。这种层累的语言接触，在玉米的称谓上体现得尤为生动：既有鄂西北特色的“玉桃黍”，又混杂着豫西传入的“玉秫秫”，形成作物名词的“双轨制”。
而语法体系的渐变，往往揭示着语言接触的深度。譬如持续体标记“倒”（十堰）与中原官话的“着”（河南），就保持着长期共存的竞争态势，例句：“在吃倒饭”（正在吃饭），中原官话是“在吃着饭”；“坐倒说话”，中原官话是“坐着说话”；完成体“啦”[la]（十堰）与“了”[liau]（河南）功能分化，典型例证如动词体标记“哩”（相当于“了”）的泛用：“吃哩饭没”（chī li fàn méi），与南阳方言完全一致。量词系统则呈现混合特征——既保留西南官话“个”的泛化用法（一个牛），又吸收豫语的工具量词“杆”（一杆笔），主要受南阳影响。在武当山脚下的村落，道教经韵唱诵中，更多保留着“香炉”、“醮坛”等宋元河洛雅言。而在日常对话里，比较句中的介词也有竞争：如“赶”（比较）与“比”的语法竞争，恰似方言接触的活化石：本地老一辈坚持“我赶你高”，而年轻人已倾向说“我比你高”。
还有特殊句式：双宾语句序受中原官话的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十堰固有：“给书我。”接触变异后成为：“给我书。”
这种语言生态的形成，本质上是一部流动的移民史诗。
其一，明清时期，汉江航运鼎盛时期形成的“船帮话”，造就了一种郧阳——老河口——南阳的“方言走廊”，使郧阳至南阳间的码头、集镇成为语言混融的温床，其中保留了大量豫商带来的行业术语。如称“码头”为“埠头”（bù tóu）、“纤夫”作“拉滩的”（lā tān di）；形成的市井切口：“有喜”指称“带身子”、“贼娃子”指“小偷”、“二球”指称“傻瓜”，讳说“死”，而用“去球了”、“老了”等。这些词汇通过商业网络渗透至十堰各地方言。
其二，1942年河南饥荒导致30万移民定居十堰，形成语言岛；抗战时期中原大学西迁郧阳，促成了豫西南官话与本土方言的深度接触。现今十堰城区话中“知道”读作“zhī dào”，而非“zī dào”，正是受洛阳读书音影响的结果。
其三，宗教传播的影响不可低估。武当山道教经韵与豫西道教音乐的互通性，使得宗教仪式用语中，呈现更多的河洛官话成分；
其四，三线建设时期，东北方言的短暂渗透，又在汽车工业术语中留下“钣金”、“总成”等专业词汇。更由于地域相邻，十堰汽车工业的发展又间接引发了河南方言成分的回流；
其五，新世纪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移民安置，更使十堰方言成为观察当代语言接触的天然实验室——豫东移民带来的“胰子”（肥皂）与本土“洋碱”并存，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的词汇竞争。
十堰方言作为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的接触前沿，呈现出典型的过渡性特征。即语音系统保持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的混合的特征，但声调格局更多的向中原官话倾斜；社会语言功能上则形成“城区向心化——边界区混杂化”的梯度分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移民的混合、通婚的融合及经济依存度的强弱。总体上是十堰北部乡镇接触强度显著高于南部山区。
而在普通话普及率达92.7%的十堰城区（2024年统计数据），新生代方言呈现“三明治”结构：底层保留鄂北片声调骨架，中层吸收河南话词汇成分，表层则覆盖普通话语音外壳。典型表现为“融合式码转换”：“我昨个儿（河南话）去万达（普通话）买（十堰话）了个手机。”这种混合表达已成常态
十堰方言作为南襄盆地语言接触的活化石，其语音肌理中既流淌着西南官话的血脉，又沉淀着中原官话的基因。这种独特的方言形态，犹如一部镌刻在秦巴山地的语言密码本，每个语音变异都记录着楚头蜀尾的移民足迹，每个特殊词汇都凝固着汉江流域的文化记忆。当西南官话的调值遇上中原官话的词汇，当古楚语的残片碰撞上现代工业的术语，这种持续的语言互动，不仅塑造了独特的方言景观，更为观察汉语方言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动态样本。其语音核心里沉淀的移民史、商贸网与山地文化，堪称一部活态的十堰社会史。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两次得到北京大学语言学家冯建教授的指导帮助，获益良多，深表谢忱！）
来源：学习观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