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学在元代的发展

摘要：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改称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登上汗位。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在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次年立大都为国都。重用汉官处理漠南事务的经验，使得他对汉文化有着更为深切的认知。将元都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改称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登上汗位。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在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次年立大都为国都。重用汉官处理漠南事务的经验，使得他对汉文化有着更为深切的认知。将元都城从和林（又称哈拉和林，蒙古帝国首都，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南麓），迁至中原地区的大都，本身就是忽必烈汉化政策走向深入的强力信号。1279年，元灭偏处江南的南宋残部，结束了自唐末以来370多年数个政权并立、华夏大地分裂的局面。大都由此第一次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首都。

随着国家快速走向统一，国子学也迎来宝贵的发展机遇。1271年，忽必烈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并“命设国子学，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元史·本纪·卷七》）许衡是著名理学家，传朱熹之学，他把分散在各地的得力门生王梓、韩思永、耶律有尚等十二人召到大都，在国子学中担任伴读和各斋的斋长。他还推行“小先生、分斋教学”“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等教学法，教学组织灵活多变，深受学生喜爱。随着教师以及学生规模都有所增加，国子学校址迁至王宣府宅。

与燕京国子学相比，大都国子学教学内容增加很多，除了教授汉语，还研习宋儒性理之学。据《元史·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朝国子学“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也就是说，许衡根据学生年龄及其基础，将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小学》《四书》为主要教材；第二阶段，则以《诗》《书》《易》《春秋》为主要教材，进一步学习修己和治人之道。这套教学计划，影响了整个元代国子学的教学。

至元十年（1273年），因权臣屡坏汉法，致使学生缺粮，许衡请求辞职返回怀孟故里（今河南沁阳），翰林学士王磐对忽必烈说：“许衡教人有法，诸生行可从政，此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元史·许衡传》）但由于窦默为许衡恳求，忽必烈还是让许衡还乡，以赞善（官职）王恂代管国子学事务。刘秉忠等奏请以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为助教，保持原许衡所制定的教学规矩，忽必烈同意。国子学教育方针仍以义理为本，注重实地考察，不尚空谈，教育学生讲求恭敬，端正诚实。对于那些只讲求文章词句华美，修修补补，故意雕刻者，认为有害于圣人之大道，一律排斥。所以，学生尊崇儒学，身体力行，成为德才兼备之士。

然而，朝廷中反汉法势力总是设法干扰国子学。一时间，国子学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影响，甚至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国子学师生多次呼吁甚至奏疏，论崇儒兴学的重要性，谏设国子监以保障办学秩序。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南宋降臣、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向忽必烈进谏，说：“臣愚欲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廪饩，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新元史·志·选举一》）再加上一些蒙古贵族附议，次年元政府扩建大都国子学。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在上都打猎的忽必烈，下诏“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同时，“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元史·世祖本纪》）根据这个决定，忽必烈将王宣府宅里的国子学改为大都路学（又称大兴府学），在城北建国子监（含国子学）。亲历此事的程钜夫在《大元国学先圣庙碑》中记载：“至元四年作都城，画地宫城之东为庙学基，廿四年备置监学官。元贞元年，诏立先圣庙，久未集。”

作为少数民族当政的王朝，元廷非常注重强化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借鉴金代设女直字学（即女直国子学，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的做法，元政府设蒙古字学（即蒙古国子学）。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造新的蒙古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中记载，同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学制颁行之，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

至元八年（1271年）春正月，几乎在儒学国子学设立的同时忽必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怯薛”为蒙古语，指代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禁卫军，怯薛成员称怯薛歹。由此，蒙古国子学从国子学中分离出来，专门负责普及蒙古文字。

至元后期，受阿合马事件影响，忽必烈对汉族大臣以及亲汉的蒙古大臣有所疏远，朝政遂被色目大臣所把持。色目大臣一再上书忽必烈，建议在大都设立与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具有同等地位的回回国子学。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元政府在大都正式设立回回国子学，任命翰林国史院大臣益福的哈鲁丁主持其事，专门负责传授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培养翻译人才。

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由蒙古国子监负责其工作）、回回国子学（由回回国子监专掌其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对于传播宋儒理学、普及蒙古新字和波斯文，加强汉、蒙、回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各族民众之间的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元朝中央政府在大都的教育机构，也基本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