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8年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蹲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经卷堆里，手中的牛角灯在《全天星图》绢本上投下颤抖的光斑。当他的手指划过“紫微垣”中那颗用银粉标注的“天皇大帝”星时，洞窟外突然狂风大作，千年沙尘从裂缝中倾泻而下。
1908年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蹲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经卷堆里，手中的牛角灯在《全天星图》绢本上投下颤抖的光斑。当他的手指划过“紫微垣”中那颗用银粉标注的“天皇大帝”星时，洞窟外突然狂风大作，千年沙尘从裂缝中倾泻而下。
这份长3.94米的卷轴，竟用12幅圆图与1幅紫微宫矩形图，记录了1339颗星辰的精确方位——而此时西方世界还在使用托勒密的1022星体系。更惊人的是卷尾题记：“臣淳风言，今依《乙巳元历》，测得其状如左。”（S.3326号文书）这意味着这份星图诞生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比欧洲第一份科学星图《阿尔苏菲星表》（964年）早了整整三个世纪。
敦煌星图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是敦煌经卷中发现的一幅古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星图
敦煌星图采用圆柱投影法绘制赤道带星区，将周天分为十二次，每幅圆图覆盖30度天区。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发现，其星位误差仅3-4度，而同时期阿拉伯星图误差达10度以上。最革命性的是“北极投影法”：将北天极置于平面中心，用不同直径同心圆表示赤纬，此法直到1598年才由荷兰制图师普朗修斯“重新发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
星图包含中国独有的284个星官，其中23个未见于后世文献。如“天厩”星官由四星组成菱形，现代考证实为天鹅座γ、δ、ε、ζ星，比法国天文学家拉卡伊1756年划定该星座早1100年。更神秘的是“阳门”星官，其三星连线与春分点黄经重合，暗示唐代已掌握岁差测算。（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
这张如此精准的星图观测和绘制，一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它的用途发挥在哪里？千百年来，天文、历史和考古学者都猜测不断。而面世的星图背面《占云气书》泄露其军事用途：“客星犯天将军，胡兵大起。”敦煌文书P.2512载，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夜观“狼星变色”，遂率三千精骑突袭突厥牙帐，大败颉利可汗，杀死突厥万余人，俘虏十万余人；抓获颉利可汗，解赴长安。至此东突厥平定，漠南广大疆土尽归大唐。
天狼星异变之年李靖荡平东突厥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天空中最亮的星就是“狼星”，全称天狼星，在中国“二十八星宿”中属于井宿，西方星系体系里属大犬座α星。它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屈原的《九歌·东君》就有“举长矢兮射天狼”，苏轼的词“西北望、射天狼”。古人认为，天狼星是“主侵略之兆”的恶星，天狼星明暗变化预示异族入侵、边疆安危。
天文考古证实，公元630年大犬座α星（天狼星）恰逢超新星爆发，亮度持续三月，当时唐朝的星象大师一定是观测到这颗星星的异常，才促使唐太宗下定决心举全国之力平定突厥，以绝后患，由此印证了古代星象预警系统的真实运作，也印证了成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是“天时”，放在最前面。
唐朝太史令李淳风
李淳风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道士，他的父亲是隋朝官员，弃官而为道士，颇有学问，自号黄冠子，从小被誉为“神童”的李淳风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精通天文历法、阴阳玄学，供职太史局、官至太史令。传说他和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图》能预测未来，是个在科学和玄学领域都很有建树的牛人。
《旧唐书》载，李淳风改造浑天仪时“于黄道环上刻周天星宿”，与敦煌星图特征完全吻合。但出土的李淳风墓志铭揭示其另一重身份：掌“秘阁图籍”的兰台侍郎，有人质疑他曾为武后称圣造势。据传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有人将李淳风绘制的紫微宫矩形图进献，紫微垣中“五帝内座”被刻意放大，这一年的中秋节，唐高宗李治尊称自己为 “天皇”，同时册封武则天为 “天后”，从此二人并称 “二圣”，共同处理朝政。这幅星象图显然是存在为武后“二圣临朝”制造天象依据。但此事存疑，因为李淳风已经于公元670年逝世，这事发生在他死后4年，有人在中间假借他的盛名造势，也不是不可能的。
麟德历影印本
说完星象阴谋论之后，还有一项关于这个星图令人不可思议的记载。星图将印度“二十八宿”与中国“三垣”体系融合，昴宿旁竟标注梵文“Kṛttikā”。敦煌遗书S.2404记载，景教传教士阿罗憾曾参与修订《麟德历》，《麟德历》是唐高宗诏令李淳风所编的历法，于麟德二年（公元 665 年）颁行。其引入的波斯星占术在星图中留有痕迹：大火星（心宿二）旁注“波斯王星”，对应萨珊王朝守护星Tishtrya。（林悟殊《唐代三夷教研究》）
天宝十五年（756年），吐蕃趁中原安史之乱无暇西顾之机攻陷敦煌，沙州都督府长史在城破前将星图等典籍封存莫高窟。唐朝先进的天文历法测算也在传承上出现断层。宋初苏颂造水运仪象台时，已不知“天厩”星官定位方法；元代郭守敬重测二十八宿距星，其中17宿数据反比唐代误差更大。（邓可卉《比较视域下的中西天文学》）
中国古星官图
公元 8 世纪左右，由法扎里根据印度的天文历法知识编译的《信德天文表》，包含了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表，其中210颗恒星数据与敦煌星图高度重合。有科学家推测，公元772年，大食天文学家法扎里曾奉哈里发之命求学长安，但阿拉伯人刻意隐瞒来源：巴格达智慧宫藏《星图》写本（No.592）标注“来自东方绢本”，北斗七星画法完全采用唐代“杓携龙角”式构图。（乔治·萨里巴《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98年口述：“契丹人观星术精妙绝伦，能预知战事。”但丁《神曲·天堂篇》第15章描述的“四十八星群”竟与敦煌星图“三垣二十八宿”体系惊人相似。1492年哥伦布航海所用星图，经笔迹鉴定含有中国式“赤道坐标”注释，却伪托阿拉伯天文家之名。（孟席斯《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第谷·布拉赫1598年发明“赤道式浑仪”，其学生开普勒在《梦游》中承认灵感来自“契丹人的铜制仪器”。剑桥大学实验室对敦煌星图绢纤维检测发现，其蚕丝蛋白结构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藏13世纪星图用绢同源，证实中国星图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自然》2019年丝绸科技史专刊）
故宫星轨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28年确立88星座体系时，中国学者曾提交“三垣二十八宿”方案被拒。但2016年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着陆点命名“天河基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首次采用中国星官“河鼓”“天津”等名称，标志唐代天文体系重获承认。（《IAU公报》第10362号）
大英图书馆IDP项目对《全天星图》进行多光谱扫描，发现肉眼不可见的20处修改痕迹：一是心宿二旁被刮去的粟特文注释；二是北极星位置的三次校正标记；三是卷末用密写药水记载的测星口诀：“以夏至午影定南中，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八分。”（《敦煌星图数字修复报告》）
2020年“盖亚”卫星发布20亿恒星数据，中国团队用唐代星官体系重新分类，发现“天市垣”对应银河系旋臂区，“太微垣”恰在猎户臂边缘。NASA最新宇宙图采用“紫微垣-银心”对应模型，可见敦煌星图的宇宙认知正在改写现代天文学。（《科学通报》2023年第6期）
天问一号登录火星
当“天问一号”穿越火星轨道时，其导航系统仍在使用基于二十八宿的惯性坐标系。敦煌星图在数字宇宙中重生，1339颗唐代星辰化作二进制代码，在近地轨道卫星间流转。这场持续千年的星空对话提醒我们：人类认知宇宙的征程，从来都是文明互鉴的轨迹。
【参考文献】
1.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李淳风墓志》.
3.《旧唐书・天文志》. 中华书局点校本.
4.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 学林出版社，2009.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 科学出版社，1978.
6.萨里巴 G.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 [M].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来源：开涮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