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在中东，沙特、伊拉克、约旦、巴林等伊斯兰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明确提出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无疑，复制叙利亚模式，以色列对伊朗而言，那可是梦寐以求。

为什么？

因为，在中东，沙特、伊拉克、约旦、巴林等伊斯兰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明确提出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伊朗是独一个，且邀约一帮小弟屡屡发出这样的狠话。

加之发展核武器，是哈梅内伊掌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主导和强推。所以，与其耗费巨大金钱和无数犹太人士兵生命，推翻伊朗政权，无疑是事半功倍之事。

但是，太难了，因为，伊朗的“政教一体”的政治生态，已根深蒂固了1400多年。

为啥有这个“领袖代表”的称呼？

这个“领袖代表”不但是一个组织模式，更还是一个管职，是“铁饭碗”的“公务员编制”。

在伊朗，“领袖代表”就是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代表”，不仅是最哈梅内伊的“代言人”和“传声筒”，更是什叶派教义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庞大的“领袖代表”体系，不但遍布伊朗的各个政治实体，且还遍布各省、地、州、市、县、乡等治理体系。

不但有“领袖代表”，且还设置由“领袖代表办”。这些人物和机构权力极高，虽明面上负责伊斯兰教务，且与各地地方官平级，但他们却肩负着对各地地方官员的“监督”作用。

在伊朗内部，“领袖代表”又称“法基赫代表”，一般由获得“阿亚图拉或“霍贾特伊斯兰”头衔的乌里玛担任。

但人选却极为严格，要经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任命。

一旦获得哈梅内伊的任命，那就是“常任制”，工资是国家财政，代表着哈梅内伊“主管宗教和思想政治工作”。

如此一来，获得任命的人，都是哈梅内伊的“亲信”。

你懂的，这样的“亲信”遍布伊朗各个政治实体和社会角落，深入到伊朗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政府、宗教组织机构，就连学校、军队、基金会等，都层层设置。

这一体系十分牢固，因为哈梅内伊的“亲信”下面还有“亲信”，长期以来，每一个“亲信”都形成了固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哈梅内伊对伊朗的社会控制，也是以色列不敢刺杀哈梅内伊的主要原因。

因为，一旦哈梅内伊倒下，那就是“潘多拉魔盒”，

哈梅内伊的“领袖代表”，实际上来源于伊斯兰教的“委任代表”制度，以及波斯帝国的传统治国模式。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伊朗宗教界形成了：真主—先知—伊玛目—乌莱玛为主线的权力治理生态链条。

这还的从公元632年说起：那年，先知去世，因为争论谁继承的问题，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化。

争论不休，什叶派独立，主张由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继承先知的权威，就这样，阿里及其后裔就成为什叶派的“伊玛目”。

“伊玛目”是啥？就是先知的“代表”，代表“先知”处理宗教和政治事务，是最高精神领袖。

由此，在“伊玛目”的委任下，各级神职人员才获得合法的宗教地位和政治权力，这就是伊朗“委任代表”最早形式，也是哈梅内伊“领袖代表”的前身。

从此，“委任代表”成为伊朗政教合一的“筋骨”，成为伊朗政治生态和国家治理的“主体支柱”。

此后，“委任代表”逐渐获得伊朗人“合法的权力”的重要途径。但也一波三折，曾被统治者以“杀头”等形式根除，都未曾动摇过。

史上，伊朗曾被阿拉伯帝国统治过。

这一时期，什叶派认可的阿里作为先知的“伊玛目”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甚至是屠杀。

那时候，阿拉伯帝国君王对什叶派伊玛目严加迫害。

但就算是家破人亡血流成河，也未能根断这个“伊玛目”传承。什叶派教众还是以这样的形式传承“先知”的“代表”。

据统计，在阿拉伯帝国时代，先后有“十一位伊玛目几乎没有一位得到善终”。

啥意思？就是被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砍头”了。

为此，为避免被“杀头”，什叶派的“伊玛目”就进入了“隐遁”状态。也即搞地下活动，等待“直至末日审判前复临人间。”

据记载，从公元9世纪开始，第四任代理人去世后，隐遁伊玛目宣布不再指定代理人，什叶派历史由此进入延续至今的大隐遁时期。

这更加固了“领袖代表”的“稳固性”。

因为“伊玛目”不能抛头露面，只能以“委任”形式牢固什叶派宗教体系。由此，“委任代表”就形成制度，并“形成了惯例”，成为什叶派在不利环境中争取伊斯兰正统权力的特殊手段。

如此，就算以色列将哈梅内伊干掉，这一“传统”和“历史经验”，都够以色列和犹太人喝一壶的。

因为，就算哈梅内伊被以色列斩首，什叶派的下一位精神领袖，也即新的“伊玛目”又会进入“隐遁”模式，以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

而这个“末日审判”，就是以色列难以承受之重干掉。

直到18世纪，在教法学家巴基尔·贝赫巴哈尼的领导下，乌苏勒学派战胜阿赫巴尔学派成为什叶派教法学派主流，才结束什叶派“伊玛目”的“大隐遁时代”。

不过，这时的“伊玛目”换了一个说法，改为叫“乌里玛”，并以此代表“伊玛目”行走人间，肩负起领导和保护什叶派的职责。

直到1789年的恺加王朝时代，“乌里玛”被推入“黄金时代”，深度镶嵌在伊朗地域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和各个角落。

这一时期，乌里玛逐步将自身权威从宗教领域向政治领域推进，组织“烟草抗议运动”和“立宪革命”，代表伊朗人民捍卫自身利益和主权。

那时候，为抵制大英帝国对伊朗烟草的垄断控制，“乌里玛”作为“伊玛目”的“代表”，宣布“使用烟草就是与隐遁伊玛目为敌”。

这个号召力太强，遍布伊朗各个角落的“乌里玛”立刻响应，通过宗教网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迫使那时候的纳赛尔丁国王废除了英国公司的烟草专卖权。

这个威力够猛了吧，还有更猛的。

随后，在恺加当局的立宪运动中，“乌里玛”将自身宗教力量逐渐在政治实践中深入渗透。

这一时期，“乌里玛”再次通过宗教网络向恺加王朝当局施压，以“集体离开德黑兰”等号召，迫使恺加王朝将大多数普通伊朗人的诉求，以宪法的形式保障，推动伊朗民族主义觉醒。

从此，“乌里玛”在伊朗的政治实践中，影响力与日俱增。

尽管“乌里玛”在随后在列维王朝时代遭到打压，但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根深蒂固的宗教体系，这种“领袖代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经一部强化“政教合一”大力实施“领袖代表”制度，将这一模式推入“黄金时代”。

1979年，以霍梅尼推翻巴列维王朝，随后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

霍梅尼时代，他的法基赫治国理论，不断扩大“乌里玛”阶层的权力和地位，确立了教法学家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

当然，霍梅尼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最高精神领袖”。

前人开路，后人享福。随后，在霍梅尼驾鹤西去后，哈梅内伊成为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

翻开历史，伊朗的“真主—先知—伊玛目—乌里玛”治理体系可谓源远流长，“领袖代表”不但有深厚的宗教文化渊源，更有现实社会治理需要。

且这一治理模式还不是单一的，在管理架构上，还与波斯帝制的传统存在集成和发展“相融性”。

在波斯帝国时代，波斯历代君王都是“直接委派亲信”形式监督地方政府，成为伊朗史上的“惯例”和“一贯做法”、

那时候，波斯帝国为管理庞大的帝国疆域，大流士在地方实施军政分权，且专门派遣“国王耳目”以巡视各地，刺探情报。

“国王耳目”作为监察官员，对行省总督和军区司令的工作进行监督，以确保其治理公正，避免地方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

尽管“领袖代表”在选拔上任人唯亲、财富分配不均、权力过于集中等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治理及意识形态上，的确有很强的、超一半的“社会控制力”。

这就是以色列不敢“斩首”哈梅内伊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的根源。

即便是推翻，那也是伊朗人民自身的选择。就算是形式上的推翻，其宗教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

这一模式一旦坍塌、破裂，必然导致中东的更加混乱和惨烈。

来源：诗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