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百工伎巧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在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命运变迁，以及天宝时期唐王朝的兴衰之中，有一个似乎与这一切兴衰命运相联系的地方，那就是剑南。

唐代的剑南，包括今天的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以成都（当时又称为益州）为首府。

剑南地区是唐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唐代蜀中的著名诗人陈子昂就曾说过：

“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

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对成都与扬州这两个城市作对比时说：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百工伎巧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卢求在两个城市的对比中，对成都秀丽的江山，精美的蜀锦，居民的富裕与好客，艺术的发达，作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认为长江下游的繁华城市扬州，还远远不及成都。其实，这并不是卢求一个人的看法，从唐代中期起，民间就已经流传“扬一益二”的说法，以至成为唐代的俗语。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道：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确实，按照《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成都就已经拥有人口16万余户，仅次于国都长安和洛阳，为全国第三大城市。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而言，说它是唐代名列前茅的繁荣都会，是完全不过分的。

成都作为剑南道的首府，既是如此繁荣，那么，整个剑南道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隋书地理志》叙述说：

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

这样一个评价，还是非常符合隋唐时期剑南地区的实际的，甚至于经过1400年的岁月，直到今天，作为剑南后裔的四川人，其人物性格和社会风俗，依然还可以看到隋唐时代的影子。唐代的剑南，既以天府之国的农业著称于当世，更有独特而发达的手工产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丝织业，蜀锦以其色彩的富丽鲜明，织造技艺的高超闻名全国。

“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此外，唐代新兴的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也以成都为中心。唐朝廷的皇帝诏令和官府文书，都用益州生产的麻纸书写，以至于“颁麻”成为发布诏令的代名词。尤其是唐代成都女诗人薛涛创制的彩色笺纸“薛涛笺”，赢得了诗人韦庄“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的赞誉。

成都印刷的书籍，不仅售卖到国都长安，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

正因为如此，从秦汉以来直到隋唐时期，剑南的蜀中地区就一直成为建都于关中平原上的历代王朝的重要战略后方。

汉初的张良在劝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时就说：“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明人于慎行也说：

“唐都长安，每在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阈，譬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至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

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开启了为避难而入蜀的先例以后，他的后代子孙都纷纷效仿。29年以后的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李适为躲避“四镇之乱”而逃亡到汉中的梁州（今陕西汉中），这里在传统上是蜀地的范围。125年以后的中和元年(881)，唐僖宗因为黄巢农民军攻入长安，同样率群臣逃到成都避难。剑南蜀中屡次在紧急关头缓和了唐朝廷面临的困境，挽救了唐王朝的危亡。

天宝时期，命运与剑南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人，是杨玉环。杨玉环祖上本是河南弘农郡（今河南灵宝)人，曾祖还做过隋的梁郡（今河南商丘）通守的官职。弘农位于黄河南岸，连结长安与洛阳的交通要道上，在天下动乱时，往往成为四战之地。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杨氏一家在隋代，由弘农迁到黄河北岸的蒲州（今山西永济）永乐县居住，于是成为蒲州人。蒲州位于黄河东岸，自古是连结关中与河东的重要黄河渡口，南面数十里外，即是关中的屏障潼关。

由此，蒲州成为隋唐时期人文荟萃之乡，唐代文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西厢相会之处，就在蒲州的普救寺中。《莺莺传》后来为金元时代戏曲家改编为《西厢记》，成为著名的爱情悲剧，流传千古，而寺以文传，遂为知名古迹，至今犹存，仍是山西负有盛名的旅游胜地。

然而，杨玉环的命运却一步步与剑南连结起来。她的祖父杨令本，在唐初出仕，任金州刺史。金州即今汉中地区的安康市，在唐代属山南西道，但在地理风俗上，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却与剑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她的父亲杨玄琰，更深入剑南做官，担任过蜀州司户参军之职。蜀州即今四川崇州市，在成都西面40多公里的平原上，唐玄宗天宝年间又曾设置唐安郡，所以唐宋时人或以唐安称之。蜀州在天宝时有5万多户，人口将近40万人，按唐代的规定，应属于上州之列。因此蜀州司户参军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吏。

唐初的诗人王勃的著名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就是送他的朋友杜少府前往蜀州做官而写下的千古名言。

蜀州是一个富庶的城市，又是风景秀丽的地方。而天生丽质的杨玉环，就出生在这里。

乐史《杨太真外传》说：“贵妃生于蜀，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池在导江县前（亦如王昭君，生于峡州，今有昭君村，绿珠生于白州，今有绿珠江)”。

导江县在今成都以北的都江堰市，境内有风光幽丽的青城山，杨玉环也许是她的父亲携带去那里游玩，因而掉落池中。落妃池后代称为杨妃池，明代《天启成都府志》载：“杨妃池，在灌县东。太真外传：妃父玄琰为蜀州司户，妃生于蜀，误坠此池中，故名杨妃池。”

大概是当时的医药卫生条件较差的原因，杨玄琰的子女有好些夭折，因此只留下四个女儿，但都是才貌双全，其中以幼女玉环为冠，可谓是美女之家。玉环的三个姐姐，大姐后来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

关于杨玉环的家世和出生地，一些野史有另外的说法。如《广西志》和《赤雅》说，杨玉环是广西容州普宁县（今广西容县）人，父亲叫杨维，母亲为叶氏。由于天生丽质，为地方官杨康收养为女儿，后来杨玄琰做容州长史，又从杨康处夺去玉环，带到长安，后来选入寿王宫邸为妃，容州城西还有杨妃井留存。

但是，在记载唐代历史的《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和乐史《杨太真外传》等大量野史中，都说杨玉环之父杨玄琰在蜀州为官，玉环即生于此。因此，杨玉环生于剑南的说法，应是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的。

蜀州虽是杨玉环的出生之地，但是，蜀州对杨玉环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按照杨玉环的年龄，她应是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在蜀州出生。但由出生到杨玉环17岁，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嫁给寿王李瑁为妃之间的生活，却少有记载。只知道她年龄还幼小的时候，父亲杨玄琰在蜀州去世。玄琰在世时，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小官吏，按唐代的官吏俸禄规定，每年只有65石俸米和大约50贯铜钱的收入，要供养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

他的去世，使这个只有女性的家庭顿时陷入经济来源的危机。但正在这时，玉环的族兄杨钊（后赐名国忠）向她们伸出援助之手。

从此与杨玉环一家，尤其是与杨玉环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

杨钊是杨玉环的从祖兄，与杨玉环同样出于蒲州杨氏家族。据史载，他的母亲，就是武则天的幸臣和面首张易之的妹妹。也许因为遗传的因素，杨钊年轻时候就嗜好赌博和饮酒。

常常因为缺少赌资而向人借钱，被人称为无行浪子。由于这个缘故，杨钊为家族中人所鄙视，到了30岁上，决意发愤从军，企图博取功名，于是来到剑南节度使张宥的属下从戎。

这时唐与吐蕃的和好关系已经破裂，剑南正与吐蕃激烈交战，杨钊在军中因为立有“屯优”之功，按规定应当升迁。但张宥讨厌杨钊的为人，不但不让他迁官，反而找了个借口把他笞责了一顿。幸而主管军事的益州司马章仇兼琼想取张宥而代之，为他开脱，于是杨钊终于当上了新都县尉，这只是一个从九品的芝麻官，但三年任期满后，却仍未能升迁，陷入困境。

幸而蜀中的富豪鲜于仲通看出杨钊是奇货可居，常常资助他钱财，使他暂时摆脱了生活的困窘。正在这时，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去世，杨家在蜀中没有亲戚，杨钊以族兄的身份常去看望帮助，得到杨氏姊妹的感激。但杨钊是无行浪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久以后，居然与杨玉环的三姐私通，这是当时的礼法所不能容许的。但杨氏一家弱女，由于对杨钊的感激之情，对他的逾礼行为不仅容忍，而且仍然维持了良好的关系。

由此可见杨钊与杨玉环一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杨玉环一家不久离开了蜀州，返回北方，依靠叔父杨玄珪抚养。杨玄珪这时正在洛阳河南府做士曹参军，也是个正七品的官吏。由于杨玉环的天生丽质，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的年底，被选立为玄宗爱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玄珪能当上了皇亲国戚，自然是十分乐意地把17岁的侄女送入王宫中。果然杨玉环此去，便直上青云，而杨玄珪一家，也得以分沾君王恩泽。

但是，对于杨钊后来的飞黄腾达与天宝时期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是鲜于仲通。

鲜于仲通是剑南道阆州新政县的富豪。新政即今四川南部县，在唐初的武德四年(621)建县。鲜于仲通虽是乡僻富人，却喜爱读书，颇有才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把他聘为采访支使的幕僚官，把他看作心腹。

在前任剑南节度使张宥被排挤走后，章仇兼琼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底，以益州长史兼任剑南节度使，成为剑南的军政最高长官。

在次年春天，用计谋袭取了长期为吐蕃占据的战略要地安戎城（今四川理县境)，从而得到玄宗的青睐。

应该说，章仇兼琼在剑南为官期间，还是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他在成都城北的万岁池筑堤积水灌溉周围农田，又在温江疏通新源水，以漕运西山上的竹木，还在新津修筑了通济堰，灌溉下游的彭山和眉山两县的近两千余顷田地。

但他颇有眼光，认为唐玄宗的宠信并不牢靠，而自己也不是李林甫所提拔，现在的地位并不巩固。

于是他找来鲜于仲通，对他说：“现在我虽然得到皇上的宠信，但如果在朝中没有内援，必然会为李林甫所危害。最近听说杨贵妃新得到皇帝的宠爱，但还少有人去巴结依附她。你如果能为我到长安去与杨家拉上关系，那么我就可以免除祸患了。”

鲜于仲通回答说：

“我是蜀中人，从未去过长安，恐怕难以完成主公的嘱托。现在我为你推荐一个人，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

于是把杨钊的出身经历等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章仇兼琼。兼琼非常高兴，让鲜于仲通引见杨钊，会面之下，见杨钊身材魁伟，仪态大方，又善于言谈，十分满意，马上任命他为幕僚推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亲密交往后，章仇兼琼已经完全信任了杨钊，于是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委派杨钊以进献宫廷春衣所需的绢帛为名，到京城为自已活动。

临行时，章仇兼琼对杨钊说：“我有一些东西放在郫邑，可以作为一天的盘缠。你出使经过时自己去取吧。”

杨钊到了郫县，兼琼派亲信交给他大批精美的蜀中特产，估计价值在一万贯铜钱以上。杨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来到长安。

这时已是天宝四载(745)，杨玉环在当年八月被册立为贵妃，得到玄宗的专宠，她的三个姐姐也都由皇帝在长安赐予显赫宅第，成为京城中的炙手可热的新贵。

杨钊去到杨氏诸妹家中，拿出许多蜀中珍产送给她们，并说：“这是章仇公委托我转送你们的。”当时正好杨玉环的三姐守寡不久，家中无人，杨钊就在她家住下来，并分了一半带来的蜀地特产给她。杨氏诸女在蜀州时与杨钊均有旧情，见到许多珍贵礼物，更是高兴。

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常常进宫朝见皇帝，在玄宗面前不断称赞杨钊的忠诚和能干，并说他擅长赌博，把他引入官中见到玄宗。玄宗同意杨钊可以随供奉官一起，随时出入宫廷，让他在宫中专门负责记录赌博时各方的输赢文簿。杨钊把这件事做得很认真，虽然参加赌博游戏的妃嫔宫女很多，却记载整理得井井有条。

玄宗很欣赏他的精明强干，说：“是个好度支郎的材料！”度支郎是唐代尚书省户部中，负责管理和计算财政收支的官吏。杨氏姐妹听到此言，于是便更常在玄宗面前讲杨钊这方面的才能，又去游说当时主管财政的户部郎中王鉷，王鉷为巴结杨氏，于是经唐玄宗同意，任命杨钊担任户部的判官。

杨钊自此在朝中站稳了脚跟，并因有掖庭之亲，为宰相李林甫收罗为爪牙。杨钊在皇帝面前，充分发挥了他善于逢迎讨好的才能，加之杨氏姐妹不断向他提供宫廷内情，使杨钊往往事先能探知皇帝内心的想法，使玄宗越发对杨钊的干练刮目相看。

仅仅一年多以后，杨钊就迁升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并因善于聚敛财富，得到玄宗的宠信，兼任了15个主管财政方面的使职。

天宝七载(748)六月，又升迁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门管理国家财政，进入了朝廷高级官吏的行列。皇帝的恩宠的日益加增、使杨钊成为天宝朝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

天宝九载(750）十一月，杨钊以民间流传的图谶中有“金刀”的说法为由，向玄宗请求更改名字，玄宗亲自赐名为“国忠”，从此，杨钊以杨国忠的名字载入了天宝史册。

而章仇兼琼也得到丰厚的回报，就在杨钊入长安半年多以后，他也被调入京城，由一个从五品的益州长史，迁升为正三品的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一跃而成为朝廷大员。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在李林甫死后不久，杨国忠就被玄宗任命为右丞相，掌握朝廷大权，势倾朝野。

依靠椒房之亲与自己善于窥伺机会的才能，终于达到飞黄腾达的顶峰。

但是，收获最丰的还是鲜于仲通。

就像战国时的巨商吕不韦一样，他最先发现了杨钊的潜在价值，从他还是蜀中一个落魄小吏时起，就不断地给予他金钱资助，并且不失时机地向自己的主公推荐，终于借助章仇兼琼和杨氏姊妹之力，把杨钊推入了衣金腰紫的皇帝宠臣行列。

杨钊在飞黄腾达后，倒是没有忘记故人，在天宝九载(750)推荐鲜于仲通出任剑南节度使，算是回报了仲通当年的恩德。仲通也就从一个小小的幕僚官，一跃成为方面大员。但是，正是由于鲜于仲通执掌剑南节度使的大权，使剑南从此成为唐王朝在天宝年间的多事之地，天宝后期的边疆动荡和安史之乱的序幕在剑南被开启了。

（正文完）

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