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孙玉琴，今年已经四十有七，从前的辫子姑娘如今已是两鬓微霜。当年十五岁就随着北京知青来到这偏远的陕北梁家塬，没想到一待就是十个年头。

知青追思：20年后重返陕北参加儿子婚礼，再见前夫：我对不起你们

老黄土高坡依然如故，连绵起伏的山峦在秋阳下泛着金黄。陕北的风卷着几分凉意，吹散了我满头的思绪。

二十年了，这片养育过我青春的黄土地，此刻又迎来了我的归来。

我叫孙玉琴，今年已经四十有七，从前的辫子姑娘如今已是两鬓微霜。当年十五岁就随着北京知青来到这偏远的陕北梁家塬，没想到一待就是十个年头。

如今，我回来了，为了参加儿子贾小明的婚礼。

火车刚到延安站，我就被扑面而来的熟悉气息淹没。那是黄土的味道，夹杂着荞麦花香和窑洞土墙的陈旧气息。

车站还是那般简陋，只是多了几排售票窗口，墙上的标语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毛主席万岁＂，取而代之的是＂热烈欢迎来延安旅游观光＂。

＂玉琴姐！这儿呢！＂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循声望去，是贾建国，我的前夫，儿子的父亲。二十年不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黄土地刻下的沟壑，深深浅浅。

但那双眼睛，依然像当年一样炯炯有神，仿佛还藏着当年那个年轻庄稼汉的倔强与热情。

＂建国，你...＂我一时语塞，手中的行李袋攥得紧了又紧。曾经练过劳动的手掌又有了当年的粗糙感。

站在他面前，我忽然想起了分别那天，他沉默地站在村口，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而我，抱着两岁的小明，狠心地把孩子交给他，转身登上了通往延安的解放牌卡车。

＂快上车，路不好走，得一个多钟头才能到村里。＂他接过我的行李，神色自然，好像我们之间的那段往事从未发生过。

贾建国的手上全是老茧，粗糙得像砂纸。这双手曾经温柔地抚摸过我的脸，如今已被岁月和黄土磨砺得不成样子。

上车后，我们相对无言。他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内挂着一串红辣椒和几个大蒜，还有一个小小的毛主席像，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

车窗外，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在眼前铺展开来，我仿佛又回到了1969年，刚来到这里时的情景。

那时的我，穿着蓝色的知青装，扎着两条辫子，背着铺盖卷，站在村口发愣。周围的知青有的哭，有的茫然，有的故作坚强。

＂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梁家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的村支书就这样喊着，带着满脸的黄土和淳朴的笑容。

＂小明娶的是杨家坪村的闺女，叫杨巧珍。＂贾建国终于打破了沉默，声音里有一丝自豪，＂闺女家条件不差，她爹是村里的老支书，后来办了个砖窑厂，挣了不少钱。＂

我点点头，心想这陕北的姑娘一定朴实能干，像这里的黄土一样厚重踏实。想到儿子就要成家，我心里既高兴又惭愧。

高兴的是儿子终于长大成人了，惭愧的是，这些年来，我这个做母亲的，却连儿子一面都没见过。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问，眼睛直视前方的路，不敢看我。声音有些哽咽，透着几分小心翼翼。

＂还行吧，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译，工作稳定。＂我轻描淡写地回答，却没提再婚的事。

我早已在北京再嫁，嫁给了一位高校教授，但一直没要孩子，贾小明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和新丈夫的婚姻平淡而安稳，虽然没有当年和贾建国的炽热，但胜在彼此尊重、理解。

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前行驶，两旁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和零星的窑洞。那些记忆随着眼前的景色一点点涌上心头：当年下乡时的彷徨无助，集体劳动时的辛苦，窑洞里冬天的寒冷，还有...和贾建国的爱情。

＂当年这条路可不是这样。＂贾建国指着窗外，语气中带着几分自豪，＂那时候，下雨天这路全是泥，一脚踩下去能陷到小腿肚子。现在好了，修了水泥路，通车了，想去哪儿去哪儿。＂

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年春天，连续下了几天大雨，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泥塘。我们这些知青要去县里开会，必须趟过膝盖深的泥水。

贾建国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前走。他说：＂城里来的姑娘，别把鞋弄丢了，这鞋在咱这儿可金贵着呢。＂

当时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闻着他身上的汗味和泥土的气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贾建国是当地的农民，比我大五岁。刚来时，是他教我们这些＂倒霉蛋知青＂如何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存。

记得有一次，我在地里挖土豆，不慎扭伤了脚踝，是他背着我走了三里山路回到村里，然后又背着我去镇上的卫生所。

他背着我时，我能闻到他身上混合着汗水和黄土的气息，那气息是那么真实，那么踏实。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淳朴的农村小伙子，或许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依靠。

＂记得那年你摔伤脚的事不？＂贾建国突然问，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的眼角微微湿润，透着几分怀念。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记得，你背我去卫生所，一路上你都在念叨＇城里姑娘娇气＇。＂

他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那时候我就想，这北京来的姑娘，细皮嫩肉的，要是嫁给我，不得被这黄土地磨死啊？＂

我也笑了，心里却泛起一阵苦涩。因为他说的没错，我最终还是被这黄土地＂磨＂走了。

记得当年，刚来梁家塬的那段日子，我天天以泪洗面。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躲在窑洞里偷偷哭泣。

我恨父母为什么不能保护我，恨学校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更恨那些高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

正是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贾建国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是每天默默地关心我：给我送一碗热乎的红薯粥，教我如何使用镰刀和锄头，在我被批斗时挺身而出为我辩护。

1975年，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几张桌子，一锅羊肉，几坛子高粱酒。

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已经算是很隆重的了。贾建国的父母虽然一开始不太同意儿子娶一个城里知青，但看到我勤快能干，也就慢慢接受了。

婚后，我们住在贾家的老窑洞里，和他父母一起生活。窑洞冬暖夏凉，虽然简陋，但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炕上铺着我亲手织的花布，墙上贴着几张从北京带来的电影明星照片，角落里还有一个小收音机，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

1976年，小明出生了，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也有着简单的幸福。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炕上，我给小明讲北京的故事，贾建国则笨拙地逗孩子笑。

＂小明小时候可淘气了，＂贾建国继续说道，声音里满是宠溺，＂刚会走路就满村子跑，谁家的鸡下蛋了，谁家的狗生崽了，他都知道。＂

我轻轻叹了口气：＂那时候，他一定很可爱吧。＂

＂可爱是可爱，就是太像你了，倔得很。＂贾建国笑着说，＂有一回，他非要自己上房揭苞米皮，差点从房上掉下来，吓死我了。＂

听着贾建国讲述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我心里又酸又甜。酸的是我错过了这么多珍贵的瞬间，甜的是儿子在父亲的照顾下健康成长。

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国家开始允许知青返城。我犹豫了很久，一方面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一方面是对丈夫和儿子的牵挂。

当时，我已经在村里教了三年书，孩子们都很喜欢我。村里人也都接受了我这个＂北京来的媳妇＂。但每当收到北京家人的来信，看到他们描述的城市生活，我心里就会泛起无尽的向往。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回北京。临走时，我答应贾建国，等我在北京站稳脚跟就接他们父子进城。

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回到北京后，我才发现，作为一个下乡多年的知青，想在北京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

更糟的是，我的户口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没有北京户口，贾建国和小明就无法合法地在北京生活。

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彻底的沉默。我沉浸在重返城市的喜悦中，而他们，则继续在黄土高坡上艰难地生活着。

1985年，我在北京再婚，和一位机关干部组建了新家庭。那时，我已经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生活渐渐好转。

而贾建国，也在村里娶了改嫁的寡妇王淑兰。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仅限于偶尔给小明寄点学费和生活费。

＂小明一直很想你。＂贾建国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惦记着你。每次收到你寄来的钱和信，他都要看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有一年，你寄来的照片，他偷偷放在枕头底下，每晚睡前都要看一眼。＂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当年要是我坚持留下来，或者坚持把你们接到北京去，也许我们现在还是一家人。＂

＂哎，都过去了。＂贾建国摆摆手，眼神黯淡了一瞬，又重新变得明亮，＂人各有命，你是城里人，注定要回城。这二十年，小明念完了高中，又上了西安的大学，现在在县里的农业银行上班，日子过得不错。＂

他的话听起来很豁达，但我知道，这二十年对他来说一定不容易。独自抚养儿子，还要面对村里人的闲言碎语，甚至可能还要承受儿子对母亲的怨恨和思念。

我不禁想到了《知青》中的那个场景：一位回城知青的丈夫，在妻子离开后，每天都站在村口眺望远方，期待她有一天能回来。而当他得知妻子在城里已经再婚时，整夜整夜地在山上喝酒，哭泣。

不知道贾建国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想到这里，我心中更加愧疚。

车子驶入一个小村庄，几排新修的砖房取代了过去的窑洞，但依然保留着黄土高原特有的建筑风格。

村口的大槐树还在，只是更加粗壮了，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悠闲地晒着太阳，看见车子过来，纷纷抬头张望。

＂老贾家的媳妇回来了！＂一个老人大声喊着，引来了更多的村民围观。

＂到了，这就是梁家塬。＂贾建国停下车，指着前方的一排新房子说，＂那是我家，现在是小明的了。我和淑兰住在后院的小屋里。＂

我下了车，站在村口，恍若隔世。二十年前，我就是从这里含泪离开的，当时小明才两岁多，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

＂妈妈去哪里？妈妈去哪里？＂他一直哭喊着，那声音至今在我耳边回荡，如同梦魇。

我记得，当时的贾建国一把将孩子抱起，强硬地对我说：＂走吧，别回头。我和儿子能过得很好，你放心回城去吧。＂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知道，那平静下面藏着多少不舍和痛苦。而我，怀着对北京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娘！＂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院子里跑出来，正是我的儿子贾小明。

他已经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了，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和年轻时的贾建国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不同的是，他身上有着城市青年的气质，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他的眼睛明亮有神，嘴角微微上扬，一副阳光自信的模样。

＂小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想要拥抱他，却又不敢，只能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小明站在我面前，有些拘谨，叫了一声＂娘＂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母子相对，隔着二十年的时光，既熟悉又陌生。

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我怀里撒娇的小男孩。他最喜欢趴在我肩头，听我讲北京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北海公园的荷花，颐和园的长廊...

而现在，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为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认知让我心如刀绞。

＂快进屋吧，外面风大。＂贾建国打破了尴尬的氛围，提着我的行李往院子里走去。

院子很干净，种着几棵石榴树和柿子树，还有几盆菊花。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农具，有的已经锈迹斑斑，想必是多年不用了。

这是一座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楼，虽然不豪华，但在农村已经算是不错的住宅了。墙壁刷得雪白，门窗漆成了大红色，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进了屋，一位四十出头的女人迎了上来，她穿着朴素的碎花褂子，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这就是小明他娘吧？我是淑兰，建国的媳妇。＂

王淑兰比我想象中要和善得多，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让到炕上坐下，又给我倒了杯热茶：＂路上累了吧？休息一会儿，晚上全村人都来给小明办喜事呢！＂

她的手粗糙有力，脸上的皱纹比同龄城里女人多得多，但眼睛却炯炯有神，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坚韧。

这就是替我照顾贾建国和小明的女人。我本以为会面临尴尬甚至敌意，没想到她竟如此热情大方。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但处处透着整洁和温馨。炕上铺着崭新的花被褥，旁边的小桌上摆着一台彩电和录音机。

墙上挂着几张照片，有贾建国和王淑兰的合影，有小明的大学毕业照，还有...我和小明小时候的合影。看到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那是我一直留着的。＂贾建国解释道，声音里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想着小明长大了能认识自己的亲娘。＂

我转过身，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眼泪。窗外是一片黄土高坡，与二十年前我离开时的景色几乎一模一样。

远处的山峦起伏，近处的梯田层叠，几只山羊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这片土地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这些人。

午饭是王淑兰亲手做的，有羊肉泡馍、臊子面、糊辣汤和几样家常小菜。她手艺很好，做的饭菜有着浓郁的陕北风味。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陕北菜了，那种熟悉的味道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曾几何时，我也在灶台前忙碌，为贾建国和公婆做这些家常菜。

那时候，条件艰苦，肉很少吃，但大家在一起，吃什么都香。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饭菜丰盛了，但我已经失去了那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馨。

吃饭时，小明还是很少说话，只是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我想找话题和他聊天，却不知从何说起。

＂小明，给你娘说说你和巧珍是怎么认识的。＂王淑兰鼓励道，眼神中充满了慈爱。

小明有些不好意思，脸微微泛红：＂没什么，就是在银行上班时认识的，她来办业务，我帮她办理了存款手续。后来又见了几次，慢慢就熟悉了。＂

＂是人家姑娘先看上我们小明的！＂王淑兰接过话茬，满脸自豪，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巧珍家条件好着呢，县城里有两套房子，她爹还是乡里的人大代表。人家看上我们小明是因为小明实在，又有本事，去年刚评上了银行的业务骨干呢！＂

我注意到，每当王淑兰提到＂我们小明＂时，贾建国都会微微点头，眼中满是自豪。他们夫妻二人对小明的爱溢于言表，而我，这个生母，却像个局外人一样听着儿子的故事。

贾建国在一旁笑着补充：＂明天你就能见到巧珍了，模样俊着呢，还是大专毕业，在县医院当护士。小两口都有工作，又有房子，日子肯定过得红火。＂

听着他们的介绍，我心里既欣慰又酸涩。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了，有了自己的生活，而我却错过了他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我没有陪他上学的第一天，没有教他系鞋带，没有为他的考试成绩喜悦或忧虑，没有在他青春期的迷茫时给予指导...这一切，都是贾建国和王淑兰完成的。

饭后，小明终于鼓起勇气和我单独说话了。他带我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坐着，递给我一个本子：＂这是我小时候写的日记，一直想给您看看。＂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中带着期待和不安，像是害怕被拒绝。我接过日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今天是妈妈走的第一天，我很想她。爸爸说妈妈去北京了，要等我长大了才能去看她。我要快快长大。＂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一页页往下看，全是小明对我的思念和等待。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每一次收到我的来信和汇款的日子，就像记录节日一样重要。

十岁那年，他写道：＂今天收到妈妈寄来的钱和信，她说北京很忙，暂时不能来看我。没关系，我能理解。爸爸说妈妈在北京很不容易，我们不能给她添麻烦。＂

十五岁时，他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和淑兰妈给我买了新衣服，还有一个蛋糕。我很开心，但还是希望亲妈能来看我一次。我做梦都想去北京看看，看看妈妈生活的地方。＂

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他写道：＂我考上了西安的大学，爸爸和淑兰妈高兴得直掉眼泪。我给妈妈写了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希望她能为我骄傲。＂

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儿子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借着微弱的灯光写下这些思念和期待。那些我以为他已经忘记的日子，却被他一笔一画地记录了下来。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日记本失声痛哭。小明坐在我身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大人安慰小孩子一样：＂娘，我不怪您。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

＂小明，妈妈对不起你。＂我哽咽着说，＂我本该陪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但现在看来，我错过的太多太多了。＂

＂都过去了。＂小明的声音很平静，带着超出年龄的成熟，＂我有爸爸和淑兰妈的疼爱，也有您的惦记，我很幸福。您不用自责。＂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北京看看，看看您生活的地方，看看天安门，看看您给我讲过的故事里的那些地方。＂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等你结婚后，带着巧珍一起来北京吧，妈妈带你们好好玩一玩。这些年，北京变化很大，比你想象的还要繁华。＂

＂嗯，一定。＂小明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听我讲北京故事时双眼发亮的小男孩。

晚上，村里人陆续来到贾家，为小明的婚事帮忙。院子里搭起了彩棚，摆满了桌椅，大家忙前忙后，热闹非凡。

老乡们看到我这个＂北京回来的知青＂，都很热情，七嘴八舌地聊着当年的事。有的人我还记得，有的已经完全陌生了。但他们谈起当年的事，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还记得那年大旱，你和建国带着咱村知青去县里请求支援的事不？＂老支书王大山提起了往事，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背有些驼，但精神矍铄，＂要不是你们，咱村的庄稼就全完了。那年多亏了你们知青，才有了好收成。＂

＂哎呀，玉琴当年可是咱村的文化人呢！识字多，还会唱京戏，教了咱村多少娃娃认字啊！＂王大山的老伴儿李婶感叹道，眼神中充满了怀念，＂当初你要是不走，说不定现在都是咱村的校长了！＂

＂就是，就是，我家那丫头还是玉琴教的第一个字呢！现在都是县里的小学老师了。＂另一位老乡接过话茬，满脸自豪。

这些往事如潮水般涌来，我恍然意识到，原来我在这片土地上也曾留下过痕迹，也曾被这里的人们记住。我不仅仅是一个离开的知青，更是这个村庄历史的一部分。

当晚，我和王淑兰一起在厨房忙碌，准备第二天婚礼的食材。她手脚麻利，指挥若定，显然已经操办过不少这样的喜事。

＂淑兰，谢谢你这些年对小明的照顾。＂我真诚地说，双手在面盆里揉着面团，就像当年在这个村子里一样。

她摆摆手，笑得爽朗：＂哎呀，这有啥好谢的？小明是个好孩子，我把他当亲生的一样疼。你放心，这些年我没让他受一点委屈。＂

＂建国他...过得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王淑兰停下手中的活，认真地看着我：＂开始几年不好，你走后，他成天喝闷酒，谁劝都不听。村里人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没本事留住媳妇。他也不反驳，就是一个人默默扛着。＂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后来为了小明，他才慢慢振作起来。我嫁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心里还有你的位置，问我介不介意。我说不介意，只要他好好过日子，好好对小明就行。＂

听到这些，我的心像是被重锤击打一般疼痛。原来，贾建国这些年过得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

＂玉琴，我不怪你。＂王淑兰突然说，声音平静而坚定，＂要是我，说不定也会像你一样选择回城。这黄土高坡，确实不是人待的地方，尤其对你们这些城里知青来说。＂

她的话让我泪如雨下，我抱住了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一早，迎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十几辆装饰着红花的汽车，载着贾家的亲朋好友，向杨家坪村驶去。

我坐在第二辆车上，和王淑兰一起。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像对待亲姐妹一样亲切，不时地给我介绍沿途的风景和变化。

＂看，那片地是咱村集体的果园，种的都是苹果，去年收成好，一亩地挣了三千多呢！＂她指着窗外的果园，满脸自豪，＂现在的日子比起你们那会儿，可强多了。＂

我点点头，心中感慨万千。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人们勉强糊口；如今，尽管依然不富裕，但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淑兰，谢谢你这些年对小明的照顾。＂我再次表达了感激之情，心中的愧疚无以言表。

她摆摆手：＂这有啥谢的，小明是个好孩子，我把他当亲生的一样疼。你放心，我从来没在他面前说过你的不是，我知道你们知青回城不容易。＂

我握紧了她的手，心中充满感激。正是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填补了我作为母亲的空缺，给了小明温暖的家。如果没有她，也许小明会在充满怨恨和失落的环境中长大。

杨家坪村比梁家塬要富裕得多，家家户户都是楼房，街道也宽敞整洁。杨巧珍的家是村里最气派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大红灯笼，贴着喜字，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迎亲仪式按照当地习俗进行，有闹洞房、要红包、背新娘等传统环节。我站在一旁，看着贾建国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忙前忙后，热闹非凡。

杨巧珍果然如贾建国所说，模样俊俏，待人大方。她穿着一身红色的旗袍，头上戴着金饰，显得既传统又不失现代气息。

她见到我时，很恭敬地叫了声＂妈＂，然后红着脸递给我一件礼物——一条精美的丝巾。

＂这是我亲手织的，听小明说您在外企上班，应该用得着。＂她腼腆地说，声音轻柔，眼中透着真诚。

我接过丝巾，心中一暖，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竟然这么懂事体贴。＂谢谢你，巧珍。你和小明要好好的，有什么困难，别忘了还有我这个妈妈。＂

巧珍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小明常常提起您，说您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一直很想让您为他骄傲。＂

听到这话，我心中五味杂陈。原来，在我以为儿子已经忘记我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向未婚妻讲述着我的故事。

婚礼在杨家的院子里举行，摆了四十多桌酒席，宾客络绎不绝。主持人是县文化站的干部，说话很有水平。

当他介绍到＂新郎的母亲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婚礼＂时，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旗袍，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

小明走过来，轻轻握住我的手，低声说：＂娘，谢谢您能来参加我的婚礼。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点点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妈为你骄傲，儿子。真的很骄傲。＂

婚礼上，我坐在主桌上，看着穿着西装的儿子和一袭红装的儿媳，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年前，我选择离开这片土地，离开年幼的儿子和憨厚的丈夫，追求所谓的＂更好的生活＂。

而现在，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他没有怨恨我的离开，反而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这份宽容，让我更加愧疚。

酒过三巡，贾建国走到我身边坐下：＂玉琴，这些年...你后悔过吗？＂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敲在我心上。我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脸，那张曾经英俊坚毅的脸庞，如今已经布满了皱纹和沧桑。

＂后悔过，很多次。＂我轻声回答，不再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明和你，想起我们在窑洞里的日子。虽然苦，但那种踏实和真实，是我在北京再也找不到的。＂

＂我也担心过你，＂贾建国的眼神变得柔和，＂担心你在北京过得不好，担心城里人瞧不起你这个下过乡的。毕竟当时回城的知青不少，日子都不好过。＂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后来，听说你嫁给了城里的干部，我就放心了。我想，你总算找到了归宿，不用再受苦了。＂

我们相对无言，只是静静地看着欢声笑语的婚礼现场。儿子正和新娘一桌一桌地敬酒，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人生没有对错，只有选择和后果。我选择了离开，就必须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贾建国选择了留下，就必须面对黄土高原的贫瘠与艰辛。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也收获了各自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抚养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青年，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婚礼持续到深夜，我坐在院子里的角落，看着满天繁星。这里的夜空比北京清澈得多，星星像钻石一样镶嵌在墨蓝色的天幕上。

小时候，小明最喜欢我讲北斗七星的故事，每次都听得入迷。我会告诉他，北斗星是天上的指路明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找到北斗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娘，您在看星星呢？＂小明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边，手里端着两杯酒。他脱下了西装外套，只穿着白衬衫，显得更加英俊挺拔。

＂嗯，想起你小时候最爱听我讲星星的故事。＂我接过酒杯，微笑着说。

＂我还记得呢，您说北斗七星是指路的，迷路的人只要找到北斗星，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小明仰头看着星空，声音中带着几分怀念，＂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到村口的山坡上，看着北斗星，想象着顺着星星的指引，有一天能去北京找您。＂

听到这话，我的心猛地揪紧了。我从未想过，在我离开后的日子里，儿子是如何度过那些想念母亲的夜晚。

＂小明，妈妈对不起你和你爸爸。＂我忍不住再次道歉，声音哽咽，＂我本可以选择留下来的，但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

＂没有对错，娘。＂小明轻轻拍着我的背，声音温和而坚定，＂如果您当年留下来，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也不会有今天的工作。您寄来的钱资助了我读书，您的信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我应该好好学习。＂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我有爸爸和淑兰妈的疼爱，从来没有缺少过关心和温暖。他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我们就这样坐在星空下，母子俩第一次畅所欲言。小明告诉我他的童年、青春期和恋爱经历，我则讲述了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对他的思念。

＂娘，您知道吗？我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有机会去北京工作的。＂小明突然说，声音有些低沉，＂但我放弃了，选择回到县里。因为我不想离爸爸和淑兰妈太远，他们一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我想在他们身边，尽一份孝心。＂

听到这话，我更加钦佩儿子的懂事和孝顺。在他心中，家的概念如此重要，即使牺牲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也要守在父母身边。这种情感，正是我当年所缺失的。

第三天，我就要启程回北京了。临行前，贾建国和王淑兰、小明和杨巧珍都来送我。王淑兰塞给我一包自制的辣椒面和一袋核桃，说是陕北的特产，让我带回去尝尝。

＂这辣椒面可是我自己晒的，绝对地道。＂她笑着说，＂你回北京后要是想吃陕北饭，就拿这个炒菜，准保有家乡味道。＂

小明送我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是他和巧珍、贾建国和王淑兰站在新房前的合影，还特意空出了一个位置。

＂这是给您留的，＂小明说，眼中带着期待，＂下次您来，我们再重新拍一张，您坐在正中间。＂

我紧紧抱住儿子：＂妈妈一定会常来看你的，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一走就是二十年了。＂

贾建国站在一旁，欲言又止。他的眼神复杂，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他只是简单地说：＂保重。＂那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那一刻，贾建国突然叫住了我：＂玉琴，其实...其实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知道你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不怪你。只是...只是希望你在北京过得好。这些年，每次收到你的来信和汇款，我都很高兴，因为那证明你还记得我们。＂

我眼眶湿润，看着这个曾经的丈夫，这个朴实的陕北汉子：＂建国，谢谢你的宽容。我欠你们太多了。是你，给了小明最好的抚养和教育；是你，默默承受了我离开后的所有后果。＂

他摆摆手，眼中的泪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能遇上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人就不错了。虽然咱们有缘无分，但也算是前世的善缘。小明是咱们共同的骄傲，他的成长和成就，就是对咱们最好的回报。＂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面对这个为我和儿子付出了一切的男人，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黄土高坡的风吹起我的头发，也吹乱了我的心绪。二十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当年的辫子姑娘和憨厚小伙，如今都已人到中年。

我们的青春与热血，欢笑与泪水，都已融入这片黄土之中。无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选择，生活总会给我们最公平的回应。

车子慢慢驶离村口，从后视镜中，我看到贾建国一家人依然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无论我走得多远，这片黄土地，永远是我心灵的故乡。

知青岁月早已远去，但那段历史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是时代的过客，却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当年的选择，或许有对有错，但那都是基于当时的环境和认知。二十年后重返故地，看到儿子的成长和前夫的宽容，我终于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选择了什么，而在于如何面对选择后的人生。

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望着远处的黄土高坡，我不禁扪心自问：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们会否依然选择那条看似正确却让我们失去太多的路？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