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申府的名字，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编年里，常常藏在人们容易忽略的夹缝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哲学家的身份，在革命史上，显得似乎格格不入。可这份“不入流”，偏偏造就了他长期以来的低调与疏离感。没有渲染，没有高调，甚至没有某些主角光环，他的故事没有戏剧般的转折，却总能
张申府的名字，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编年里，常常藏在人们容易忽略的夹缝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哲学家的身份，在革命史上，显得似乎格格不入。可这份“不入流”，偏偏造就了他长期以来的低调与疏离感。没有渲染，没有高调，甚至没有某些主角光环，他的故事没有戏剧般的转折，却总能牵扯出那些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乎每个人都欠了他一点什么，这听着倒有点玄。
他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不一定要站在历史风口浪尖。1913年考北大预科，他倒也不急，先是读哲学，转头又啃数学。四年时间一晃而过，学业居然还没结业，就留校了。多少人是因为学得太好才留下来，张申府则像是对时局变动的敏锐让他主动踩下刹车。与其说痴迷学问，不如讲他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游移，时时要往历史泥淖里踩一脚！蔡元培来北大了，陈独秀扛着新文化的旗帜，李大钊拉起书香阵容。青春年少的张申府，按道理说可以安安静静教书，却偏要一头扎进“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搞刊物，“新青年”编委也让他占了位。
头几次给陈独秀投稿，人家还只是注意到他的文笔，后来越处越熟，这才逐渐形成了北大那个散发着思想火药味的三人小圈子——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新思想的火苗就在一波又一波密集的讨论和刊物里慢慢点燃，夜里到凌晨校对第一期《每周评论》，自家亲历，这或许比论文发表更让他满足？
又是北大图书馆的走廊角落，他代理李大钊的工作，日常帮忙整理档案，眼见耳闻那些密密麻麻的马克思主义新书，他自己也成了理论研究一把好手。当时的北京，是不是就像一个缩微的世界实验场？张申府、李大钊、陈独秀在那里组织讨论、编印文献、逐渐把党组织的雏形搭出来。
五四运动突如其来，张申府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伴随陈独秀的南下，李大钊的北上，张申府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稳定的“中轴”。党到底该怎么建？左看右看，上海速度很快，北京却进展慢得像蜗牛，别忘了陈独秀那股子急性子还是李大钊的谨慎周密。两人一北一南，靠他多次往返带消息，才勉强弥合。
1920年罗素来中国讲学，这可是个大事件！张申府赶去上海，近距离聆听大师演讲。顺带，和陈独秀详细研究建党策略。再回去和李大钊一说，三人心意终于又搭到一块，每个节点都有他推波助澜。刘清扬本来只是活跃在五四的女学生，最初还犹豫不决，没准当年若不是张申府和李大钊坚持不懈，北京党的早期名单又该多岔出不同的枝节？
张国焘随后入局，北京的党小组步子慢，却意外扎实。短短时间党组织出炉，张申府又起念出国。他去了法国，顺带担下陈独秀、李大钊的嘱托，去搞旅欧建组。这不是勇敢，也有些赌徒心理：漂洋过海的日子未知，唯有理想能撑一半。
与刘清扬同行法国，期间的说服与交流，让两人的关系不像传记里写得那么公事公办，或许更多带着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张申府熟识周恩来，本没什么特别情感渲染，但回忆里他坦率记下“气度”“深邃”“坚毅”这些词。大家那会儿例会上三五知己聚首，党组织就是这么磨出来的。
旅法小组建立，周恩来进党程序敲定，张申府致信陈独秀报告，成了名正言顺的介绍人。此刻如果放到今日社交网络，或许都会刷屏“老友组团入党”。赵世炎、陈公培也一起加入。随后发生的事情，看去连贯，其实杂乱。张申府被迫辞职、生活困顿，带着周恩来、刘清扬三人去德国苟且。稿酬勉强糊口，革命梦却没丢下。
德国组成小组，张伯简、章伯钧后来都相继聚拢，组织袅袅扩展。朱德出国，找上张申府、周恩来。陈独秀一度对朱德入党犹豫，人家当过军官“有原罪”，偏偏在德国，张申府和周恩来看得更直接，认为朱德憨厚热血，还是党里不可多得的材料。刚好与国内的顾虑形成了矛盾。
张申府逻辑鲜明，有时又软肋百出。被留法事件逼迫，痛快辞职，却在德国继续恋恋不舍搞组织。如果他生来就注定要四处奔波，其实也未必。归国后，赵世炎介绍下认识了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的火花，“客气得很”，简直像两个普通公务员点头示意，这种无趣反而让后来的对立色彩更深一点。
任广东大学教授、做黄埔军校招考、又转战蒋介石的翻译，张申府这样的人放到今天的职业规划里根本查不到系统路径。他建议廖仲恺从国外揽才，点名周恩来，自己这边却折腾得四处流离。刚看不惯蒋介石一意孤行，立马拍屁股走了，回上海自谋出路。有人觉得他性格耿直，其实也许是太矛盾，不会自处，老是陷入别人的期待与自我理想之间走钢丝。
事情很快迎来转折。1925年，四大开会，因意见不合当众抬杠，被讥为“幼稚幻想”，尴尬到顶点。张申府不是那种能咽下委屈的人，干脆一气之下退党。原本的朋友劝他留下，半推半就，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不想在党内为琐事而争斗。
抗日救国成了张申府后来的主业，不断流落于各地。清华解聘、武汉做设计委员会，经费短缺，周恩来紧急嘱咐下属设法照顾。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刻变成了一种守望，现实与理想压得人喘不过气。蒋介石召见人大骂，国民参政会除名，这都带有当时政治斗争的轮廓。后续周恩来又让他编辑副刊挣稿费，三番五次都像打补丁，没什么一劳永逸的“救世主时刻”。
民盟成立又退出，刘清扬离异。所有外人看来风光的履历此刻归于沉寂。学校教课，零碎写稿搞翻译。新中国成立，以研究员身份留在北京图书馆，唯独不再公布文章，也很少出门。不过，每天看六份报纸，这或许是旧习未改？没有太多社交，每个动作都显得机械又带点怀旧气息。
关系千丝万缕，毛泽东当年还是他北大图书馆的下属，见面时自嘲“那是我的顶头上司”。朱德、周恩来，说是入党引路人也不夸张。新中国后，彭真关照他，逝世后党和国家送花圈、登讣告，评价“老朋友”。
张申府的矛盾从不遮掩。能进能退，能争能让。有时决定一夜之间出走，有时又多年不吭声。他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打下地基，又能抽身而退。事件起起落落、不同的选择间常露出破绽，也有偶然成分。他是始终游走在核心与边缘，来去自如，却从未真正离去。
看张申府的一生，许多光辉时刻和失落的犹疑共生，他跳跃在历史舞台之上，不需刻意张扬，却总有一席之地。这条路走下来，没有神话，只有碎片与拼图，人生反倒更立体。到底，又有谁愿意做历史的配角，谁会在关键时刻选择转身？有些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标准答案。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