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投名状》里兄弟反目、刀光剑影的故事,看得人惊心动魄吧?您知道吗,这片子的底子,可是扎扎实实踩在一桩轰动晚清的惊天大案上——那就是同治九年(1870年)的“刺马案”。此案之离奇,真相之模糊,一百多年了,还像蒙着一层厚厚的浓雾,让人捉摸不透。
电影《投名状》里兄弟反目、刀光剑影的故事,看得人惊心动魄吧?您知道吗,这片子的底子,可是扎扎实实踩在一桩轰动晚清的惊天大案上——那就是同治九年(1870年)的“刺马案”。此案之离奇,真相之模糊,一百多年了,还像蒙着一层厚厚的浓雾,让人捉摸不透。
话说那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南京城里暑气未消。两江总督马新贻,这位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刚在校场检阅完士兵操练,打道回府。总督府前,照例是亲兵开道,闲人回避,一派威严。可就在人群之中,突然窜出一个人影,动作快得像鬼魅!此人噗通一声跪倒在马新贻轿前,双手高举一份状纸,口中高喊:“大人,冤枉啊!” 这喊冤告状的事儿,在当时不算太稀罕。护卫们本能地警惕起来,但见来人只是跪地喊冤,并未立刻拔刀相向。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异变陡生!喊冤之人猛地从怀中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那可不是寻常小刀,而是一把专门打造的攮子——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毫无防备的马新贻胸口狠狠捅了进去!
这一刀,又准又狠!马新贻痛极大呼一声:“找着了!”(也有记载说是“扎着了”),鲜血瞬间染红了官袍。堂堂一品大员,光天化日之下,在重兵护卫的自家衙门口,竟被刺客一击得手!场面顿时大乱,护卫们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刺客死死摁在地上。刺客名叫张汶祥,被擒时既不反抗,也不逃跑,反而放声大笑,口中还念念有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马新贻伤得太重,第二天就咽了气。消息传到京城,如同炸响了一个惊雷!慈禧太后震怒异常,这还了得?封疆大吏在任上被公然刺杀,简直是往大清朝廷脸上甩耳光!她立刻派出心腹重臣,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之万(后来大名鼎鼎的张之洞的堂兄)火速赶往江宁查办。朝廷上下都瞪大眼睛盯着: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背后又有怎样的惊天阴谋?
张汶祥很快就被提审。可这案子,从一开始就透着邪乎。张汶祥的口供,翻来覆去,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他先是咬定是“私仇”,说马新贻以前在浙江剿匪时,杀了他的海盗同伙,还霸占了他的老婆,他这是来报仇雪恨。可这说法漏洞百出,稍微一查就站不住脚——马新贻在浙江的官职和活动轨迹,跟张汶祥的指控根本对不上号。接着,他又改口,把原因扯到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任上时“剿匪不力”,导致他的海盗同伙被剿杀,他怀恨在心。这理由听着也牵强,堂堂总督,剿匪是职责所在,哪能算个人恩怨?
案子越审越蹊跷。张汶祥一个当过捻军、混过海盗的粗人,居然能如此精准地掌握马新贻的行程,轻易突破森严的护卫圈,一击毙命?这背后没高人指点、没周密安排,谁信?民间早就议论纷纷,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最有鼻子有眼的说法,直指当时权势滔天的湘军集团!为啥?因为马新贻这个两江总督的位子,来得太“巧”了。两江总督管着最富庶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历来是朝廷命脉,更是湘军经营多年的老巢。前任总督是谁?正是湘军统帅曾国藩!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弄得灰头土脸,朝廷顺势把他调离两江,派了并非湘军嫡系、甚至与湘军有过节的马新贻来接替。这无异于在湘军的地盘上插了一根朝廷的钉子!马新贻上任后,也确实没闲着,着手整顿地方,调查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后巨额“太平天国圣库”财宝神秘消失的旧案……这每一件,都像刀子一样戳在湘军集团的心窝子上。马新贻这一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恰恰是湘军!果然,刺马案发仅仅几个月后,朝廷就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让他回任两江总督,坐镇东南。这时间点,巧得让人没法不多想!
朝廷派来的钦差大员们,面对这团乱麻,似乎也焦头烂额。案子审了又审,拖了大半年,朝廷似乎也耗不起了。最终,在最高层的授意下(甚至有说法是慈禧亲自拍板),给此案定了个“板上钉钉”的结论:张汶祥,就是出于个人私怨(采信了那个漏洞百出的“海盗复仇”和“占妻”之说),独自策划并实施了刺杀行动,背后并无主使!好家伙,一个惊天大案,最后归结为一个底层草寇的私人恩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汶祥在南京被处以极刑——凌迟处死,并被剖出心脏,在马新贻灵前祭奠。行刑场面惨烈无比,围观者如山如海,与其说是伸张正义,不如说是朝廷在用最残酷的手段震慑人心,强行给沸腾的舆论一个血腥的句号。
然而,句号真的画上了吗?疑云反而更浓了。张汶祥至死也没说出(或者说是不敢说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负责审理此案的一些关键官员,结局也颇为诡异。参与审讯的江宁将军魁玉,不久后就被调离;另一位主审官郑敦谨,回京复命后竟心灰意冷,很快辞官归隐。最耐人寻味的是曾国藩本人。他接手案子复查后,向朝廷报告,竟然只是简单地说“案情无出入”,维持原判,但同时又含糊地提了一句,说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又似乎暗藏玄机。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更是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感叹:“此事甚奇”,“外间议论殊多”。连曾国藩的亲信都觉得奇怪,议论纷纷,可见案子本身有多不正常!
所以啊,这“刺马案”,就像一出精心编排却又漏洞百出的悬疑大戏。它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刺杀事件,背后牵扯的,却是晚清盘根错节的政治格局、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湘军集团)与中央朝廷的激烈博弈、以及权力更迭时深不见底的黑暗漩涡。张汶祥,更像是一枚被推到台前、注定要被牺牲掉的棋子。电影《投名状》演绎了兄弟情仇的惨烈,而历史上真实的“刺马案”,其残酷与幽暗,恐怕远超银幕的想象。历史的真相,早已随着当事人的消亡和档案的讳莫如深,深深沉入了时光的泥沼。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那团至今仍未散去的厚重迷雾,提醒着后人:权力场中的刀光剑影,往往比故事里写的,更加波谲云诡,也更加的血腥无情。这桩案子,说到底,是晚清帝国肌体上的一道深深裂痕,映照出那个庞大王朝摇摇欲坠时,内部的倾轧与腐朽。
来源: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