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楼梦》的大规模传播始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刊印活字本《红楼梦》，全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胡适命名的“程甲本”。1792年初，经过大量修订，程伟元、高鹗又刊行了“程乙本”。从此，程高本及其翻印本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红楼梦》流传近300年，一共经历过三次主流版本变迁。
《红楼梦》的大规模传播始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刊印活字本《红楼梦》，全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胡适命名的“程甲本”。1792年初，经过大量修订，程伟元、高鹗又刊行了“程乙本”。从此，程高本及其翻印本在《红楼梦》传播史上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在程甲本问世之前，《红楼梦》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知识阶层中已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但关于这一时期抄本流传情况的文献记载却很少。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左右，富察·明义作《题红楼梦》诗20首，并自注：“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在红学家中分歧极大，有认为早于1758年的，也有认为可能晚至1781年的，采纳吴恩裕先生“1758-1759”之说的较多。曹雪芹卒年在1762-1764年间，那么这组诗作于曹雪芹去世前的可能性较大。
富察·明义号“我斋”，是乾隆富察皇后及重臣富察·傅恒之侄，其兄明仁与曹雪芹好友爱新觉罗·敦诚交好。敦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之后，比乾隆皇帝晚一辈，与其兄敦敏均为曹雪芹挚友。敦敏、敦诚是宗室边缘人物，但敦诚的诗在宗室诗人中有很高地位，敦敏亦善诗，两人常与友人作诗酒之会，是曹雪芹人际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敦敏、敦诚的诗文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宝贵资料，例如敦诚诗作《寄怀曹雪芹霑》《赠曹雪芹》《佩刀质酒歌》《挽曹雪芹》等，敦敏诗作《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题芹圃画石》《赠芹圃》《访曹雪芹不值》《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等。曹雪芹朋友中唯一与敦敏、敦诚可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张宜泉，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有《怀曹芹溪》《题芹溪居士》《和曹雪芹原韵》《伤芹溪居士》等。
借用网络理论的术语，敦敏、敦诚在人际网络中与曹雪芹的距离为1，富察·明仁与曹雪芹的距离为2，明义与曹雪芹的距离为3。但这只是根据现存文献判定的距离，明义与曹雪芹的真实关系很有可能更近一些，例如，曹雪芹曾拜访并畅谈的明琳，极有可能也是富察家的人。明义因为与曹雪芹较近的社会关系，有机会读到《红楼梦》抄本，同时他也明言“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说明此时《红楼梦》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曹雪芹身边一个极小的圈子。
明义的这20首诗前18首每首咏《红楼梦》前80回一人或一事，最后两首咏《红楼梦》整体。前18首有少量描写似乎与我们看到的前80回情节不同，引起红学家高度重视，认为明义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种版本，例如第四首似写宝钗扑蝶，但情节全然不同：“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最后两首，特别是“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一句，有红学家认为可能反映了八十回以后“原稿”的内容。但诗歌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若干与前80回不符的场景描写，可能只是诗人移形换影的艺术手法，最后两首所感叹的结局也在前八十回正文中有线索可循。
从诗歌鉴赏的角度来说，明义组诗的意境、文采皆非上乘，文学价值比较有限。袁枚《随园诗话》在引用明义组诗时竟然将林黛玉说成了“校书”：“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误将林黛玉当作青楼女子，过错主要在袁枚，但也是因为明义组诗格调流于鄙俗，才会让袁枚觉得“明我斋读而羡之”。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前，著名满族女诗人佟佳氏作第一首“仿红诗”。佟佳氏是信郡王爱新觉罗·如松的嫡福晋，如松是睿亲王多尔衮嗣子多尔博之后，比乾隆皇帝晚一辈。
佟佳氏的成长环境类似于薛林诸姐妹，而且酷爱作诗——“忆方五龄时，慈母即教以识字，七岁至八岁授四子书及小学等经。”“予生长闺阁，幼为父母所钟爱，以爱之切而训之备详”“稍通音韵，便尔耽吟”——因此她喜爱《红楼梦》诗词并进行仿作是很容易理解的。她一共作过四首“仿红诗”，其中最早一首作于1766年以前，最晚一首作于1790年以前。模仿程度最高的是1774年以前作的《偶句》：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诗。
荒疏旧圃从新葺，搜索枯肠较昔迟。
行断更飞孤雁苦，声停还续晚砧悲。
谁怜我为秋来病，独把茱萸感岁时。
这首诗与薛宝钗的《忆菊》相似度恐怕在80%以上，毫无疑问是仿《忆菊》而作。另外三首仿红诗最多只有两联仿红楼诗句，最早一首名为《咏菊花》，尾联是“一从陶迳逢奇赏，千古诗人赋笔端”， 明显仿林黛玉《咏菊》诗尾联“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康熙第十四子胤禵之孙，爱新觉罗·永忠作《因墨香得观小说吊雪芹三绝句》，诗上有作者堂叔弘旿的批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弘旿担心书中有不合适的内容，对其持保留态度，而永忠的三首绝句却对曹雪芹和《红楼梦》都饱含感情：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顰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墨香全名爱新觉罗·额尔赫宜，是敦敏、敦诚兄弟的叔父。那么，敦敏、敦诚与曹雪芹的距离为1，墨香与曹雪芹的距离为2，永忠与曹雪芹的距离为3，弘旿与曹雪芹的距离至少为3。此时曹雪芹已逝世五年左右，永忠刚刚读到《红楼梦》，而弘旿早已听说过《红楼梦》，说明此时《红楼梦》多半仍然只在离曹雪芹较近的人际范围内传播，但在满清贵族阶层中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知名度。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前，福建巡抚徐嗣曾买到了一种120回抄本。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曰：‘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 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乾隆庚戌”即1790年，雁隅即徐嗣曾，根据福建省举办省试的记录，徐嗣曾得到120回抄本的时间应在1783-1789年之间。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出120回本后，可能先有朋友找他们借抄，此后才交给萃文书屋排印，但程甲本的刊印时间是1791年12月左右，而且是匆忙交付刊印的，所以徐嗣曾得到的120回本，不太可能出自程伟元和高鹗之手。至于壬子（1792）冬苏州坊间开雕的版本，则应该是程甲本传播到苏州后的翻印本。徐嗣曾读《红楼梦》在福建传为佳话、苏州印行《红楼梦》，这说明《红楼梦》在京城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已流行。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前，宋鸣琼作题红绝句四首，收录在她的《味雪轩诗草》中。这本诗集刊刻于1791年，因此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多半早于1791年，宋鸣琼读到《红楼梦》的时间则更早。诗中主要表达了对宝黛爱情的同情，涉及的书中内容与我们看到的前80回相符。
宋鸣琼是江西奉新人，出身中层官宦之家，父亲与三个兄弟均担任中下层官职，有较好的条件接触到《红楼梦》抄本。宋鸣琼本人是当时著名才女，所以她的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我们才得以看到她读《红楼梦》的记载，与她同时代的大部分《红楼梦》读者的情况则很难有文字记载保存至今。
从宋鸣琼的家庭可以看出，读书人的关系网络能够以极高的效率跨地域传播《红楼梦》。古代实行异地任官制度，必然导致官员建立跨地域的关系网络。宋鸣琼之父宋五仁曾任九江教授（江西），二哥宋鸣珂曾任南城兵马司指挥（京城），三弟宋鸣璜曾任鄱阳教谕（江西），四弟宋鸣琦曾任礼部祠祭司员外郎（京城）、嘉定知府（浙江）、广西盐法道（广西），父子四人的任职地域涉及京城和江西、浙江、广西三省，他们在这些地区必然会结识同为异地任官的其他读书人，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会覆盖非常广大的区域。要获得官职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导致读书人建立跨地域关系网络的另一种制度安排。参加省试能结识本省其他地区的士子，参加会试能结识全国各地的士子，“同年”“同榜”更是极为重要的关系，而且很多士子需要多次参加考试才有机会考中。从这两个途径建立的关系，在整个仕宦生涯中还会不断强化、扩张。《红楼梦》一旦开始在读书人的关系网络中传播，就能以较快的速度流传到全国各地。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佟佳氏之子、睿亲王淳颖作《读石头记偶成》：“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不同于明义、永忠，淳颖用的书名是“石头记”。有可能早期读者见到的书名都是“红楼梦”，“石头记”则是从“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才开始流传。“灰同冷”“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在《红楼梦》中都能寻到出处，“麦饭啼鹃认故邱”说的是宝玉到坟前以麦饭为祭，耳听杜鹃悲啼。淳颖将宝玉坟前祭奠的场景写得如此具体，确实让人不能不怀疑他看过80回以后的内容，不过，仅仅根据前80回中的线索，理论上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这与明义组诗的情况相同。
关于程甲本问世前《红楼梦》流传情况的文献记载主要为上述六条。幸运的是，目前存世的《红楼梦》古抄本和程甲、程乙本中保存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红楼梦》流传情况的信息。
现存的《红楼梦》古抄本包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梦觉本、舒序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梦稿本、郑藏本、卞藏本等十一种（靖本、癸酉本、庚寅本等要么明显作伪，要么争议太大），这些抄本多为残本，其中戚序本在上海和南京各发现了一本，其余各种均只存一本。程高本开启了《红楼梦》大规模传播的历史，但其本身也是以当时流通的抄本为底本的。
《红楼梦》在创作还未完成时，就由脂砚斋等人进行了多轮评点，留下了大量批语。从明末李贽、金圣叹开始，小说评点蔚然风行，甚至出现了自著自评的形式，到曹雪芹的时代，对小说进行评点已是极其自然的事。现存的十一种抄本都源自脂砚斋评点过的本子，被称为“肶评本”或“脂本”，其中的批语被称为“脂批”。脂批在各本之间分布不均，有的脂本已不含脂批，但根据正文可以看出属于脂本系统。程高本则完全删除了脂批。从脂批中可以看出脂砚斋等批者与曹雪芹关系十分密切，对曹雪芹家事知之甚详，甚至亲身经历过。脂批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是伪造的，尽管可能性极小。
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曹雪芹可能已完成《红楼梦》大部分写作。甲戌本第一页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标题，正文中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似乎意味着曹雪芹已历经十载写完《红楼梦》，并交由脂砚斋进行了初评、再评。
甲戌本现存第1至8回、第13至16回、第25至28回，共计16回，后出的抄本在这16回文字上并无重大改动，尤其是对作书旨义论之甚详的第一回、对书中人物命运下判词的第五回，甲戌本也与后出的抄本无重大差异。假如甲戌年时曹雪芹还只写了前28回，他在撰写第29回至第80回的内容时——脂批甚至说曹雪芹已写好了80回以后的很多章节，并透露了大量情节，例如宝玉“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命运安排上很可能会有所调整，那么前28回就会留下修改调整的痕迹，但事实是后出的抄本对比甲戌本并无重大修改。
不过，除非出现新的证据，否则红学家们始终会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胡适认为，甲戌年时曹雪芹可能只写完了前28回，甚至只写完了甲戌本现存的这16回；梅节先生认为只写完了前28回；蔡义江先生则认为：“早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雪芹才三十岁时……全书包括最后一回《警幻情榜》在内，都已写完……”
蔡义江先生认为1754年时曹雪芹30岁，只能代表诸多观点中的一种。由于资料有限，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时间节点是依据前人诗作和笔记确定的。例如，根据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的诗作确定曹雪芹的生卒年：第一步，先考证与曹雪芹相关的诗作写于哪一年；第二步，根据挽诗的写作时间（1764年），以及略早些的诗作的写作时间（1763年），确定卒年；第三步，根据“四十萧然太瘦生”“年未五旬而卒”推测曹雪芹大概活了多少岁（比如48岁）；第四步，用卒年减去岁数，得到生年（比如百度百科上是1715年）；第五步，与其他途径所得结论进行印证，例如用脂批中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来印证曹雪芹的卒年。
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很明显：一是因诗歌用语的模糊性导致结论的精确度很差，二是推导的逻辑链条很长，其中任何一环都不能出错。此外，前人的笔记常常存在谬误，使考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前述袁枚的笔记在红学研究中绝非个例。不过，我们可以找到更可靠的时间节点，来帮助我们建立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间坐标。
1727年（雍正五年）12月24日，上谕：“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那么曹家被查抄应在1728年初。从1727年上谕到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相隔27年。
雍正五年上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节点，此时曹雪芹可能才12岁左右。曹雪芹长大成人，写作《红楼梦》现有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发生在接下来27年里。27年的时间跨度仍然很长，但在300年的时间尺度下，能够将这段重要历史框定在27年之内，还是很令人欣慰的。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己卯本的原本定稿，此后怡亲王府进行了过录（即誊抄）。己卯本中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的题字，说明己卯本的原本完成于1759年，并且在己卯本完成之时脂砚斋已对《石头记》进行了“四阅”。由于己卯本中避两代怡亲王的讳，而且历史上曹家与怡亲王府可能有较密切的联系，红学家认为己卯本可能是怡亲王府所抄，或者是从怡亲王府抄本转录而来。
第一代怡亲王即影视剧中着力刻画过的康熙第十三子胤祥。曹寅之子曹颙死后，康熙亲自主持，将曹頫过继给曹寅，并继任江宁织造。1718年康熙朱批曹頫请安折：“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即位后严查亏空，对曹頫态度转为严厉，多次斥责，1724年朱批曹頫请安折：“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康熙与曹寅关系亲密，且曾四次以江宁织造署为南巡行宫，再加上雍正时胤祥与曹頫之间的“传奏”关系，因此胤祥极有可能与曹家来往较为密切，这种关系有可能延续至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时，使得弘晓能较便利地从曹家获得己卯本底本。弘晓本人是优秀的诗人和藏书家，并且爱读“人情小说”，因此他有足够的动机去过录己卯本，由于他的地位很高，且与曹家可能关系密切，因此过录的时间应该在下一年秋天庚辰本的原本问世之前；如果是在庚辰本原本问世之后，他会直接过录最新的庚辰定本。至于现存己卯本是否怡亲王府原本，红学家之间尚有争议，但《红楼梦》于1760年左右流传到了怡亲王府却是可以肯定的。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抄本庚辰本的原本定稿。庚辰本中有“石头记”题名，每一回第一行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书中还题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庚辰本保存十分完整，除第64、67回缺失外，前80回中的另外78回都保存下来了。庚辰本与己卯本的许多题字、行款及至缺漏空行等都相同，因此两本之间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古本，且保存完整，较多地保留了曹雪芹原稿的面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版本。
但有一种可能性需引起注意，即现存庚辰本中的内容可能并非全部来自庚辰底本，而是由来自其他更早或更晚版本的内容与来自庚辰底本的内容合并而成。在《红楼梦》的传抄过程中，收藏者有可能将不同时期获得的各种版本的章回合并在一起，凑成整书。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古抄本，我们都不能默认其内部全部出自同一个底本。当然，曹雪芹在每一次定稿时，对未修改的部分，本就可能直接沿用前稿，并与新稿合并在一起。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梦觉主人对《红楼梦》进行删改，形成了梦觉本的原本。梦觉本的卷首有一篇署名“梦觉主人”的序，所以称“梦觉本”或“梦序本”，该序落款日期为“甲辰岁菊月中浣”，所以又称“甲辰本”。梦觉本全部80回保存完整，是第一个以“红楼梦”作为书名的脂本。梦觉本中有一条批语说：“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删去以俟观者凝思入妙，愈显作者灵机耳。”这样的见地是很值得称道的，而梦觉本也确实删除了大量脂批。
梦觉本对正文内容也进行了大规模删改，序言中并未提及删改者是谁，应该是默认删改者即作序者本人。梦觉本对正文的修改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进行删节和简写，改动的数量和力度都很大，有的情节被删得一字不剩，许多地方一段话被简化成一句话，单个字词的改动更是处处可见。二是“通俗化”，凡是文雅程度较高的文字，梦觉主人一律改为更通俗的表达，例如将“言和意顺，略无参商”改成“言和意顺，似漆如胶”，将“一疾而终”改成“一病而亡”。
梦觉主人的改写是《红楼梦》传播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曹雪芹是用诗词的炼字水平在写小说，十年辛苦不寻常，对前80回文字的锤炼已经接近于“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梦觉主人自身的文字水平不低，但不知为何一味追求通俗易读。他对《红楼梦》的大规模改写破坏了原著典雅凝重的风格，严重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梦觉本的改动后来被程高本全盘继承，是程高校改前80回的主要底本。由于程高本在接下来190年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因而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多数读者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与曹雪芹原著差异甚大的版本。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己酉），舒元炜整理形成舒序本，并在序言中指出《红楼梦》有120回。舒序本书名也是《红楼梦》，存第1至40回，脂批已全部删除，因为卷首有舒元炜序，所以称“舒序本”，舒序作于乾隆己酉年，所以也称“己酉本”。序文中说：“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
“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说明当时舒元炜只能见到80回的《红楼梦》；“有二于三分”，说明舒元炜认为80回只占完整版的三分之二，那么完整的《红楼梦》应是120回；“尚缺夫秦关”用了“秦关百二”的典故，也是说《红楼梦》应有120回。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刊行程甲本时，两人各作了一篇序，第二年刊行程乙本时，两人又共同写了一篇《红楼梦引言》，这三篇序言传达出的关于《红楼梦》版本流传过程的信息极为丰富。
程序：“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高序：“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二十余年。”《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这三条序文说明在程甲本问世之前的二十多年里，《红楼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已经能支撑其实现商品化，在庙市中高价出售。这种情况下，京城的读书人，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好的读书人，读到《红楼梦》的机会很大，并且《红楼梦》必然会通过读书人的关系网络实现跨地域传播。
按程高的说法，1791年之时，《红楼梦》抄本脍炙人口已经有20多年，如果按25年算，那么是从1766年开始。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乾隆中（1765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可能也是根据程高的记载得出的。
可惜随着传播范围扩大，一般读者已经不知道作者是谁了，程序：“《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程序：“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乃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程伟元见到的都是80回本，这与两年前舒元炜序中所说情况相同。舒元炜说《红楼梦》有120回，一定有他的依据，这种依据有可能就是程伟元所说的“原目”，即舒元炜也见过120回的目录，并且也认为是原目。
如果我们承认后40回是曹雪芹原作，那么后40回目录自然是原目；如果不承认后40回是曹雪芹原作，该怎么解释舒元炜和程高的观点呢？要知道此时距曹雪芹逝世不到30年，舒元炜等人所掌握的信息应该多于两个世纪后的我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流传的80回抄本中，有的包含后40回目录，但不包含后40回正文。在看不到正文的情况下，后40回目录看起来情节完整，与前80回也照应极佳，并且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等优秀回目。读者看到这样的目录一定会非常重视，以讹传讹之下，有可能被一些人说成是“原目”，并最终变成一种流行的说法。
程伟元既已接受120回目录是原目，又经过数年苦心搜集，终于基本集齐后40回正文：“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于是程伟元邀请高鹗一起整理刊印，并感叹《红楼梦》全书终于问世了：“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1789年舒元炜序文表明《红楼梦》有120回，1790年前徐嗣曾买到了120回本，1791年程伟元集齐了120回全本，三条证据互相印证，证明在程甲本之前确实已存在120回本《红楼梦》。徐嗣曾买到的120回本后40回情节应该与程高本相同（或者是价值不高的续作），因为以徐嗣曾的社会地位和对《红楼梦》的喜爱程度，如果他认为自己手上的120回本很有价值，就一定不会让其湮没无闻。程高本后40回是否是曹雪芹原作，是否包含曹雪芹残稿，直到今天红学家也无法达成共识。
但后40回毕竟与脂批透露的情节相去甚远，很多红学家也是以此为理由否定后40回是曹雪芹原作的。刊印程甲本时《红楼梦》抄本已经商品化，当时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看到脂批，程伟元和高鹗为什么无视脂批，将后40回说成是原作呢？
主持程甲本刊印工作的程伟元并非部分学者所说的“牟利书商”，而是诗、书、画兼擅的才学之士。这种误解始于胡适“程伟元出钱”的猜想和对程、高序言的不信任，随着程伟元多幅画作及大量与他相关诗文的发现，“书商说”早已站不住脚。
从各种资料推断，程伟元可能生于1745年左右，卒于1819年左右，籍贯可能是苏州。他的生平经历中记载最确切的是1800年（嘉庆五年）至1803年担任盛京将军爱新觉罗·晋昌的幕僚。晋昌诗集中有大量与程伟元唱和之作，其中一首谈及程伟元家世：“义路循循到礼门，先生德业最称尊。箕裘不坠前人志，自有诗书裕子孙。”说明程伟元出身诗书之家；另一首诗则劝程伟元去考进士：“脱却东山隐士衫，泥金他日定开缄。”说明程伟元进入幕府之前是有举人功名的。那么程伟元1791年之前寓居京城，多半与高鹗一样是为了参加会试，只不过高鹗在1795年中了进士，程伟元则在屡试不第之后赴辽东做了幕僚，后留居辽东直至去世。
程伟元在京一面准备会试，一面从事《红楼梦》搜集整理工作，在购得后40回残抄本之后，邀请高鹗共同整理补辑，在1791年底刊行了程甲本，第二年初又刊行了程乙本。从程甲本问世到1927年之前，《红楼梦》的翻印本全都是从程甲本衍生而来，而不是程乙本，数量至少在70种以上，这说明程甲本比程乙本更受欢迎。
据汪原放先生统计，程乙本前80回在程甲本基础上共改动15537字，后40回共改动5967字。程甲本高鹗序落款日期为“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程乙本《红楼梦引言》落款日期为“壬子花朝后一日”，两者相隔仅70天左右。林语堂先生在《平心论高鹗》中说：“高鹗之修补，是极细心慎重工作，这点适之、颉刚、鲁迅、平伯都明白承认。……我佩服程伟元留心文献搜集遗稿之功，更佩服程高二人做这极繁难的校订工作，使我们今日能看到这全书的面目。”
但程高二人也犯了和梦觉主人同样的错误。将程甲本和程乙本与抄本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程甲本只是对抄本进行了校订，而程乙本却是进行了改写而不只是校订，且改动量极大（正如汪原放先生统计的那样）。程乙本的改写倾向和梦觉主人一样，也是追求“通俗化”，例如将“万人皆如此说”改成“万人都这样说”，将“人谓黛玉所不及”改成“人人都说黛玉不及”。梦觉本对曹雪芹原作进行了通俗化改写，程乙本在梦觉本和程甲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通俗化”，更加背离了曹雪芹的原著。当然，程乙本也在少数内容上纠正了梦觉本和程甲本的错误，回归到曹雪芹原来的文字。例如，将“言和意顺，似漆如胶”恢复为“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引言》中说：“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说明他们尽可能多地搜集了不同的抄本，否则就称不上是“广集核勘”了。当时的抄本都是大部头，而且价格昂贵，有些版本可能只有少数人珍藏，外人不得而知，所以程高可能并没有集齐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抄本，但也很可能搜集到了一些没有流传到今天的抄本。
甲戌本有几条批语指出了作者是曹雪芹，但这几条批语均未署名，不能肯定是否脂砚斋所批，程伟元和高鹗如果不予重视，或许也是说得过去的。另一种可能是，曹雪芹圈子里收藏有甲戌本的人没有将其继续向外传播，所以程伟元、高鹗和当时的广大读者都没有见过甲戌本。
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脂批中都透露了80回以后的情节，如果程伟元和高鹗见过这些脂批，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将后40回目录视为“原目”，也不太可能将与脂批透露的情节全不相符的后40回当作是原稿。舒序本脂批已全部删除；梦稿本脂批数量极少，并没有与作者或后40回情节相关的脂批；梦觉本是程伟元、高鹗校改前80回的底本，里面只有一条“为后菖菱伏脉”是后40回情节，并且这条批语没有署名；郑藏本只残存两回、卞藏本只残存十回，且无脂批。
如果我们假设（只是假设）程伟元和高鹗没有见过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和列藏本，那么他们关于作者和后40回的观点就说得通了。为什么恰好是这些有重要脂批的抄本没有流传开来呢？可能脂批较多的版本最初只在曹雪芹小圈子内鉴赏、交流用，所以虽然也有流传到小圈子以外的，但流传不广。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就意味着程伟元买到的是其他人续作的后40回，却误以为是原作。但这个假设有多大可能成立，恐怕就很难说了。
另外一种可能是，程伟元和高鹗很清楚程高本后40回情节与脂批相矛盾，但有其他理由让他们相信这就是原作。
他们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应该是“原目”，程伟元既然认为流传的120回目录是原目，那么当他辛苦搜集到的后40回正文与“原目”相符时，自然不会怀疑后40回是他人续作。程伟元还会从书稿的细节上推测后40回是否为原作。后40回中有许多与前80回明显矛盾的地方，例如前80回中鹦哥已改名紫鹃，珍珠已改名袭人，但后40回中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叫鹦哥和珍珠的丫鬟。如果后40回是他人续作，不可能留下这样明显的错误。更合理的解释是后40回是曹雪芹早期的书稿，还没来得及修改，曹雪芹就去世了。
程伟元和高鹗看到了后40回与前80回相矛盾的地方，但由于他们认为后40回是原作，出于尊重原作的考虑，没有进行修改，所以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发现这些漏洞。后40回中有一些情节与上下文毫无联系，比如“四美钓游鱼”的情节。这应该是因为程伟元搜集到的40回书稿不完整，并且“漶漫不可收拾”，但为了保持作品原貌，所以保留了其中孤立的情节。正如他们在《红楼梦引言》中所说：“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它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程伟元和高鹗的这种态度是很值得称道的，可惜他们后来没能“再得善本”。
程甲本问世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敦诚卒于乾隆五十六年，永忠卒于乾隆五十八年，明义在乾隆六十年时仍在世，敦敏卒于嘉庆元年（1796年）以后，可见在“原目”和程甲本流行时，《红楼梦》最初流传的贵族圈子和曹雪芹的亲族中还有很多人在世。但在一般读者中却出现了“作者相传不一，未知出自何人”的局面，也没有知情人留下只言片语指出后40回是否原稿。
如果我们相信程高所得后40回是原作，那么脂批不就说了假话吗？脂批大部分未署名，脂砚斋和畸笏叟是署名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批者，透露80回以后情节的脂批大多出自他俩。
甲戌本中有清代咸同年间著名藏书家刘铨福印，并有他与友人的多条跋文。刘铨福在1863年（同治二年）的两条跋文中说 ：“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脂砚斋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可见刘铨福认为这些脂批并非伪造。当然，其时曹雪芹离世已有一个世纪，刘铨福的判断也可能是错的。
可能脂批并未作伪，程高所见的后40回也的确是曹雪芹早期的书稿。但与曹雪芹非常亲近的脂砚斋等人为什么没见过这40回书稿呢？脂砚斋等人如果见过这40回书稿，不会在谈到80回以后稿件“迷失”时，全然不提及这40回的存在。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相信程高本后40回大部分是曹雪芹原稿，而脂批是伪造的；另一种是相信程高本后40回是他人所续，却被当时一般读者误以为是原作，而同时代的众多知情者因为某些原因并未指出真相。
在印本出现之前，《红楼梦》先是在一些宗室贵臣之家流传，然后逐渐扩散到京城普通读书人中，并通过读书人的关系网络流传到了更广泛的地域范围。
但抄本抄写费时，价格昂贵，质量也得不到保证。现存的抄本基本都是由好几位抄手抄成，有些章节字迹潦草凌乱，而且抄错的情况很严重，俞平伯先生说：“这些抄本都出于后来过录，无论正文评注每每错得一塌胡涂。特别是脂砚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后，几乎大半讹谬，不堪卒读。”
程高本作为刻本，比抄本清楚整齐很多，既便于读者阅读，也便于后来的翻刻者依样排版。刻本价格“低者不及二两”，比动辄“数十金”的抄本便宜很多。于是《红楼梦》“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后出的刻本全都衍生于程甲本，而非花费更多心力的程乙本。据一粟所编的《红楼梦书录》(1958年首版) 统计，自嘉庆到清末，程甲本的翻刻本不下70余种，如“藤花榭本”“善因楼本”“三让堂本”等等。
1791年程甲本问世后，《红楼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迅速扩大。1792年秋，戏曲作家仲振奎写《葬花》一折，这是第一个《红楼梦》题材的戏曲。1793年12月，《红楼梦》传到日本，这是《红楼梦》首次流传至国外。1794年，周春写作《阅红楼梦随笔》，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本研究专著。1795年左右，东观阁本《红楼梦》印行，这是程甲本能确证的第一个翻刻本。1796年（嘉庆元年），逍遥子著《后红楼梦》，在120回本之后续作30回，共计150回，这是《红楼梦》有明确记载的第一种续书。到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时，《京都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梦痴学人引用《京都竹枝词》则为：“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
在程甲系统印本大流行的同时，脂本系统抄本虽然为收藏者所珍视，但相比之下显得格外沉寂。这种状况持续了120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脂本渐渐开始受到公众重视。
1912年（民国元年），上海有正书局大字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刊印。有正大字本以戚序本抄本为底本，是脂本《红楼梦》第一次以印本形式发行。有正大字本采用摄影制版技术印刷，只对极少数地方进行了贴改，因此基本维持了底本的原貌。1920年有正书局又将大字本剪贴缩印成小字本。有正书局老板、著名报人狄葆贤在书中前40回作了很多眉批，指出有正本相对于程本系统的优点。但有正本印行后并未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程本系统仍然牢牢占据着主流地位。
戚序本卷首有戚蓼生序，所以被称为“戚本”或“戚序本”。有正大字本和小字本虽然是印本形式，但也属于脂本系统，一般被称为“戚正本”。有正书局作为底本的戚序抄本后来失去踪迹，俞平伯先生等推测可能已经毁于战火。1975年冬，上海古籍书店在清理仓库时竟然发现了这个底本的前40回，并由学者撰文介绍。但这个抄本此后又沉寂了近40年，再次失去踪迹，经过上海红学界的努力，于2012年12月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原来上海图书馆在1976年12月就购藏了此书。至此，这个珍贵抄本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这个抄本钤有清末桐城人张开模（1849-1908）的藏书章六处，显然曾经由张开模收藏，因此被称为“戚张本”。张开模是清代名臣、《聪训斋语》作者张英之后，清代另一名臣张廷玉（1672-1755）即张英之子。从张廷玉到张开模已相隔百年，可称得上是真正的书香世家。据张开模外孙女回忆，张开模生前非常珍视这部书，张开模辞世后，他的夫人将此书售出，辗转到了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手中，狄葆贤据以刊印了戚正本。
后来人们在南京图书馆又发现了一个戚序抄本，全80回，行款格式与戚张本全同，文字也仅有极少差异。根据发现地点，戚张本也被称作“戚沪本”，南京图书馆本被称作“戚宁本”或“南图本”。据说戚宁本在1930年前后曾属于昆山于氏，后归伪内务部长陈群“泽存书库”。日本投降后，陈群畏罪自杀，其藏书移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戚序本是唯一包含多种本子（两个印本，两个抄本）的脂本，其他脂本都只包含一种本子。
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红楼梦》，仍然以程甲系统刻本为底本，被称作“亚东初排本”。这是第一个采用新式标点的《红楼梦》版本，由亚东图书馆编辑、新式标点开创者汪原放先生标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附在这个版本上第一次发表，用实证方法证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为曹寅之孙，提出“高鹗续书说”，并认为程乙本优于程甲本。《红楼梦考证》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自此开启了“新红学”研究。当时已发现的脂本还只有戚序本，1927年甲戌本被发现后，胡适的许多论点得到甲戌本证实。尽管《红楼梦考证》在结论和严谨性上都存在一定问题，但不得不承认是一次非常经典的考据活动。
1927年，受胡适《红楼梦考证》影响，上海亚东图书馆校订出版胡适所藏的程乙本，被称作“亚东重排本”。这个版本广为流行，先后重印8次。程乙本语言的通俗化倾向很符合当时提倡白话文的风气，这可能是其受胡适等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1953年，作家出版社以亚东重排本为底本出版《红楼梦》，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出版《红楼梦》，这两个版本都广受欢迎，一版再版。由于以上这三个版本的作用，从1927年到1982年这半个世纪中，程乙系统《红楼梦》取代程甲系统占据了主流地位。
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新版《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也多次重印，此后各种以脂本为底本的新版《红楼梦》陆续出版，成为最新的主流，并一直持续至今。
《红楼梦》主流版本从以程乙本为底本转变为以脂本为底本，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各种古抄本先后被发现。
1927年，甲戌本在上海出现，被胡适购得，这是戚序本之后的第一个古抄本。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国，住在上海沧州饭店，5月22日接到一封署名“胡星垣”的信，询问胡适是否有意购买一本旧藏钞本《脂砚斋批红楼》，胡适觉得这个钞本可能没什么价值，所以没有回信。不久“胡星垣”直接请新月书店将这个钞本转交给胡适，胡适读过之后认为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钞本，于是高价买下，这就是甲戌本。“胡星垣”究竟是什么人，现在已无法考证。1948年12月，胡适携带甲戌本匆匆离开了大陆，1962年胡适去世后，甲戌本大部分时间寄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由上海博物馆购回。据传胡适后人此前已将此书售出，所以上海博物馆应该不是从胡适后人处购回。需要指出的是，甲戌本并非甲戌年原本，而是过录本，另外两个曹雪芹生前的古本（己卯本、庚辰本）亦是如此。
1929年后，董康收藏己卯本。董康曾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后成为伪政府官员，他可能是在1929年后得到己卯本，是己卯本已知的最早收藏者。董康所藏的己卯本只包含第1至20回、31至40回、61至70回，其中64、67回系后人补抄。后来董康将己卯本转给了自己的同乡、伪政府官员陶洙，解放后由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59年冬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一个残本，包含第55回下半回、第56-58回、第59回上半回，1975年历史博物馆请红学家鉴定，确定系己卯本散失部分，现仍藏历史博物馆。
1932年，徐星署于北京隆福寺书摊向城北旗人购得庚辰本，售价为银洋八元。徐星署据说是晚清状元、协办大学士徐郙之子。1949年，徐家老太太因女儿生病急需用钱，托人寻找买家，后经郑振铎先生介绍，燕京大学图书馆折价黄金二两购得，北大、燕大合流后，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1937年，舒序本由吴晓铃先生收藏。吴晓铃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也是著名藏书家。1937年元旦，吴晓铃先生还是北京大学学生，在琉璃厂一家书店偶然发现了舒序本，并花40元买下，1995年吴晓铃先生逝世后，与众多珍贵图书一起捐赠给了首都图书馆。舒序本中有舒元炜等人印章，可以判定是原本，也是唯一可以确定过录年代的本子。
1953年，梦觉本被发现。由于发现地点在山西，也有人称梦觉本为“脂晋本”或“晋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梦觉本并非梦觉主人原本，而是过录本。
1958年，郑藏本由郑振铎先生遗孀捐赠给国家图书馆。郑藏本仅残存第23、24两回，书口有“红楼梦”书名，但回前书名为“石头记”。郑本的文字与其他版本有较大差异，但由于样本量太小，难以判断其所以然。郑振铎先生年轻时为藏书不惜节衣缩食，毕生辛勤收藏中外文图书达17224 部，94441册 , 其中主要的、数量最多的是古籍文献线装书，这在我国现代私人藏书家中是屈指可数的。1958年郑振铎先生在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殉职，家属根据其遗愿将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郑藏本即在其中。
1959年，梦稿本被发现。1959年春，梦稿本出现在北京琉璃厂文苑斋书店，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购藏。梦稿本曾由清代藏书家杨继振（约1832-约1893）收藏，所以被称为“杨藏本”或“杨本”。杨氏认为此本是高鹗整理《红楼梦》的稿本，所以在卷首题有“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十卷，据摆字本抄足”等文字，所以也被称为“梦稿本”或“脂稿本”，由于这个抄本为120回，张爱玲称之为“全抄本”。经比对，杨继振所说的“摆字本”指的是程甲本。第78回末有朱笔“兰墅阅过”四字，但与《高兰墅集》中的高鹗笔迹并不相同。梦稿本的底本来源十分复杂，其问世的时间及与程本的关系还存在较大争议。
1960年，蒙府本在北京出现。1960年底，蒙府本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然后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重金购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记载：“蒙赵万里先生见告，这本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后人所出。”所以被称为“蒙府本”。第七十一回回末有“柒爷王爷字样”，也称“王府本”。蒙府本也有120回，卷首有程伟元序，目录前有“石头记”书名。第57-62回、后40回及程伟元序应该是藏书人根据程甲本补配。蒙府本的祖本属于己卯、庚辰系统，但正文和脂批都在己卯本、庚辰本的基础上做了不少修改和整理。
1962年，列藏本被发现。列藏本因为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以称“列藏本”，也称“俄藏本”、“在苏本”等。列藏本大约于1832年由俄国传教团成员库尔梁德采夫带回俄国，1937年列宁格勒分所清点藏书时，列藏本已经在册。1962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列宁格勒分所见到此书，并与另一位苏联汉学家孟列夫共同撰文介绍，列藏本才为世人所知。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尚未解冻，经过我方外交人员的不懈努力，1984年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李侃应邀前往列宁格勒考察了这个抄本，后来又几经波折，终于在1986年由中苏合作出版了影印本。列藏本回首题名《石头记》，现存第1-4、7-80回，第79、80回未断开。
2006年，卞藏本在上海出现。2006年6月，卞藏本出现在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拍卖会上，由深圳收藏家卞亦文拍得，故称“卞藏本”。卞藏本存第1-10回正文、第33-80回回目。卞藏本与其他脂本相比有很多独特异文，但这个本子的真伪还没有最后定论。
《红楼梦》，曹雪芹，4.9分。推荐岳麓书社版（梦稿底本，舒芜前言）。
《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 李希凡、冯其庸，4.0分。
满分5分，4.0分以上为好书，4.5分以上为杰作。
当前各大出版社的《红楼梦》版本可以分为三类：
坚持只接受曹雪芹原文的，我称之为“曹著原教旨主义”。
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约1765-1982）占据主流地位的程高本为底本的，我称之为“唯流行论”。
以曹雪芹原文为主，但接受其他版本中优于原文的修改的，我称之为“择善而从论”。
曹雪芹去世后，《红楼梦》经历过两次重大修改，这两次修改都严重损毁了原著的文学价值。正文中说过：
梦觉主人的改写是《红楼梦》传播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曹雪芹是用诗词的炼字水平在写小说，十年辛苦不寻常，对前80回文字的锤炼已经接近于“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梦觉主人自身的文字水平不低，但不知为何一味追求通俗易读。他对《红楼梦》的大规模改写破坏了原著典雅凝重的风格，严重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梦觉本的改动后来被程高本全盘继承，是程高校改前80回的主要底本。
梦觉本对曹雪芹原作进行了通俗化改写，程乙本在梦觉本和程甲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通俗化”，更加背离了曹雪芹的原著。
”唯流行论“这个命名并不准确，出版社选择程高本作为底本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曾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这改变不了程高本的文学价值远远不如原著这一事实。所以，一切以程高本为底本的版本都不值得推荐。
“曹著原教旨主义”是最无可厚非的立场，毕竟原著最大。在以曹雪芹原著为底本的版本中，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版本可能是最好的，因为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古本，并且比甲戌本和己卯本更完整。
但曹雪芹对《红楼梦》前80回的修改还未彻底完成，有少量内容离“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的整体水准还有较大差距，这就给后来的版本留下了修改空间。而梦觉本、程高本、梦稿本等版本的修改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因此，“择善而从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例如，第一回中曹雪芹原文：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经过多个版本的累积修改，到梦稿本中变成了：
虽今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
岳麓书社梦稿底本、舒芜前言版为：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
（岳麓版中“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九个字多余，是一处比较明显的校点错误，此处删除了这九个字。）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择善而从”，因为“择善而从”的版本完善了曹雪芹未来得及修改的部分，反而更符合曹雪芹典雅凝重的整体风格。在尊重曹雪芹原著这一点上，“原教旨主义”者得其形，“择善而从”者得其神。
目前各大出版社的《红楼梦》版本中，可能只有岳麓书社版（梦稿底本、舒芜前言）比较符合“择善而从”这一标准，这主要是由梦稿本的特点决定的。
梦稿本的性质及问世时间目前并无定论，如果不求准确，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梦稿本：它原本是一个符合曹雪芹原文的抄本，然后有人觉得程乙本中的部分内容比这个抄本中的对应内容更好，于是这个人就把抄本中他觉得不好的原文划掉（划掉的时候下笔很轻，所以原文仍然可以看清），再将程乙本中的对应内容用较小的字体抄在旁边——当时的书是竖排的，所以可以用较小的字体写在两列文字中间。
梦稿本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兼具曹雪芹原文和梦觉、程高改文的优点，天然地较为符合”择善而从“的标准。所以采用梦稿本为底本的岳麓书社舒芜前言版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版本。
当然梦稿本也并不是全无缺点，例如，梦稿本第一回中缺失“美中不足，好事多魔”那一大段情节。
以上是一些关于版本选择的不成熟看法，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仅供参考。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