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为5%-6%，而就诊率却低于10%。然而，抑郁症的致病机制尚未明确，不仅与生理和心理维度的个体因素有关，而且与家庭、文化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特殊的环境因

作者

简介

高昊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臣昕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通讯作者）

正文

Article

一、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为5%-6%，而就诊率却低于10%。然而，抑郁症的致病机制尚未明确，不仅与生理和心理维度的个体因素有关，而且与家庭、文化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特殊的环境因素成为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对抑郁症的认知方面，大众媒介传递的健康信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疾病的认知与态度。我国媒体对抑郁症的建构趋于单一、负面，存在一定的偏见，将抑郁症患者置于失语的状态。这种抑郁症的公共污名将会进一步导致抑郁人群的自我污名感，使得他们与社会群体保持更远的社会距离，不利于社会生活的再融入，也会降低他们的求助意愿，不利于抑郁情绪的缓解。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平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健康信息和互动交流的方式。抑郁症相关信息在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与讨论，显著影响了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以及患者的行为选择。由此可见，抑郁症不仅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数字化环境也为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正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言，个体在家庭、社会网络、工作和社区组成的“地方场景”中的位置与互动才是疾痛的社会根源所在。在这个背景下，抑郁症的产生是社会结构与个体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我们不能仅关注抑郁症被社会建构的过程，同时也要重视患者在多元场景中的主观经验与行动，即在网络时代，抑郁症患者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平台，将疾痛的经验与现实中的“地方场景”连接起来的过程与健康结果，以此探索抑郁症的自我治疗途径。近年来，微博超话、豆瓣小组中网络健康社区的发展为抑郁人群寻求帮助、探索自我治疗提供了新的渠道。抑郁人群的主体性也经由疾痛书写实践逐渐生成，而不再仅仅是社会或技术的被动建构对象。“抑郁症的哲学治疗”豆瓣小组是一个由抑郁症患者发起和维系的典型健康网络社群，他们以“精神疾病的哲学治疗”作为组内宗旨，书写第一人称式的日记或个人记录。在本文中，笔者将这种患者记录自我经历的行为称为“生命日志”，旨在强调患者通过文字表达身心疾痛的过程，及其通过这种书写实践生成能动性的路径。这些生命日志借助文字唤起身心上的共有体验并形成情感联结，也展现了技术赋权下抑郁人群通过构建情感互动话语，成为“能动的弱者”的另一种路径。

“表达性书写（expressive writing）”是一种传统医学治疗手段，具体指的是在实验室指令下回忆创伤故事和情感体验所进行的深入而有意义的写作。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平台的互动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其延伸为一种“自发的表达性书写（spontaneous expressive writing）”，即个体借助数字平台书写疾痛经历和体验的自发性活动，被视为技术赋权下患者自救的一种新路径。然而，这种书写方式也引发了对“医学化（medicalization）”问题的深入反思。“医学化”是医学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即将非医学问题通过疾痛（illnesses）或失调（disorders）的话语界定为医学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过度的医学化将一切贴上医学问题的标签，可能会遮蔽社会属性、患者的心理情绪、文化环境等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患者参与疾痛叙事的意义愈加凸显。以健康博客为典型代表，雷恩（Stephen Rains）等人在观察患者生命故事的书写中，充分肯定了有关疾痛的深层次思考与情感书写的健康价值。尤其对于心理疾病患者，疾痛是疾病经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点，赋予他们以接受、控制和改变生活和治疗中的问题的力量，而疾痛的自反性特征，促使患者在表达性书写中，不断进行自我诠释和意义协调。

虽然表达性书写的书写空间及书写者的能动关系，因数字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改变，但其发挥治疗效果的心理机制——认知处理（cognitive processing）和情绪披露（emotional catharsis）在个体维度仍然是适用的。然而，尚未有研究充分探讨数字技术中表达性书写对上述心理机制的具体影响，尤其是数字平台提供的新环境对书写行为、情绪管理和认知重组的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鉴于书写者的个体情况（性别、健康状况等）和数字社区的隐私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自发的表达性书写行为，强调能动性和结构性互相作用的实践理论有利于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讨论其健康结果的可能。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认为，社会实践都是一系列能动性与结构性元素的集合体。如果将疾痛书写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其互动对象不再是医患或研究者与被试者之间，而是形成了以书写者、数字技术等其他实践元素相互协商的集合体。那么，作为社区成员的抑郁人群，如何组织并维系共有的疾痛书写实践？最后又获得了怎样的实践结果？基于上述疑问，本研究以“抑郁症的哲学治疗”豆瓣小组作为互联网民族志的田野，在实践理论的框架下，深描抑郁人群的疾痛书写实践的组织过程与实践结果，以此为数字时代下抑郁症的自我治疗探索新的可能。

二、文献综述

（一）实践理论与疾痛书写实践

生命日志的书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与他人互动、寻求支持的过程，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为理解这种现象提供了重要框架，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80年代的现代实践哲学，旨在以实践概念解决人文社科领域的各种二元论问题，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性理论”认为社会实践具有能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属性和循环往复的特征。在21世纪初，夏兹金等学者所主导的“实践转向”是“实践”得以理论化的关键节点，他们将研究焦点转向社会实践中各个元素组成及其相互构建关系。直到2004年，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提出一种开放而松散的以媒介为导向的社会实践。根据夏兹金的实践理论，“实践”是一种在时空维度上无限延展的行动与话语的集合。相比于传统的表达性书写，自发的表达性书写绝非治疗精神创伤的自言自语，而是带有被倾听和获得支持目的的社会互动，因此有必要将其视为由实践行动者和数字技术等实践元素所构成的一种社会实践。

在研究者或治疗师指令下开展的表达性书写，及其在数字时代下的延伸——自发的表达性书写均属于“书写治疗（writing therapy）”的范畴。针对前者，书写的内容在实验室指令下得到保证，具体指向创伤故事及其体验情感；针对后者，区分书写的表达性与非表达性（writing expressively vs. non-expressively）是界定其是否具有治疗可能的重要边界。基于此，本研究将个体通过数字平台自发开展的、以疾痛体验和情感为主要书写内容的表达性书写实践，界定为疾痛书写实践。

（二）实践理解力的组织与共有实践的维系

夏兹金认为，社会实践由三类组成元素构成，分别为实践理解力（understandings）、规则（rules）和目的情感集合体（teleoaffectivities）。作为社会实践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实践理解力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理解实践并为其赋予意义的一种能力。虽然个体的实践理解力可能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在实践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使其可能由一种深刻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因而，共有实践作为一种集体成就，表现出各式各样不同个体的能力的异质性组合。并且，实践理解力具有动态性特征，在观察其他人开展某类实践的过程中，行动者为实践赋予新的价值，以此组织并维系共有的社会实践。国内学者顾洁将夏兹金的实践理论范式称为“基于规范性的整体式实践范式（normative ensemble practice approach）”，聚焦于实践理解力的组织作用，探究在某种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主体的实践理解力与实践组成元素相互生成的动态过程。

作为表达性书写发挥治疗效果的主要心理机制，认知处理和情绪披露展现了抑郁人群为疾痛书写实践所赋予的自我治疗价值。认知处理指的是，对创伤事件中的想法和感受的积极思考过程，具体体现为通过改变创伤的内涵与意义，使其与现在的自我和世界观保持一致，有助于提升身心健康，但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证明与身体健康无直接关系。另一种解释来源于情感抑制理论（emotional inhibition theory），过度抑制负面情绪只会增加强迫性思维和身心负担，只有通过书写或讲述的方式直面创伤才可以真正战胜它。情绪披露可以降低压力感，提高身心状态。但也有研究指出，只有将围绕有关创伤的认知和情感联系起来，才可以保持长期健康。此外，认知处理和情感披露经常在自发的表达性书写研究中被应用或测量。一项健康虚拟社区书写行为的研究从情感表达、认知适应和写作次数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测量，并发现认知适应和积极情绪对用户的持续参与具有促进作用。如果将认知处理与情绪披露视为抑郁人群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能动性起点，即一种与其他实践元素不断相互建构的基本的实践理解力，那么既可以解决单一心理机制无法阐释表达性书写的复杂过程的问题，又可以弥补书写内容研究所缺失的对实践语境的具体考察。据此，本研究立足于认知处理与情绪披露作为抑郁人群的基本实践理解力，探究他们在实践组织的动态过程中如何被赋予新的价值，并以此维系共有的疾痛书写实践。

（三）自我治疗的实践过程：书写主体与数字技术的互动

在治疗的健康结果维度上，抑郁情况一般能够在表达性书写中得到改善，但是自发的表达性书写却呈现出差异化的自我治疗结果：迪恩（Jeremy Dean）等人研究发现，相比于网络支持小组，网络上自发的表达性书写更加有助于人们对抗抑郁和焦虑情绪。莱因霍尔德（Maren Reinhold）等人却发现自发的表达性书写没有对抑郁症状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此外，书写者的性别、健康状况、作者类型以及书写环境的隐私设置构成了自发表达性写作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对此，实践理论提供了一种解答：虽然基本的实践理解力决定了人们所参与的社会实践，但实践结果会受到行动者的技能差异、互动关系以及技术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简言之，能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其协商过程，共同决定了实践结果的多种可能。

在个体的能动性上，实践理解力的差异会影响其内化于其他实践元素的过程。对此，夏兹金将实践结果的差异简单地归结于个体的经历、经验、治理、观察能力和状态等方面的不同，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在早期的抑郁症研究中，抑郁症患者往往是缺席或被动的。随着数字平台不断涌现，抑郁症的网络支持研究开始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视角，在这类研究中患者通常被视为一个个节点，以此观察其互动结构或资源流动过程；然而，个体所处的疾病阶段、社会文化背景和使用技术的能动性等差异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实践理论所倡导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揭露实践者在具体实践中的能动性，从而弥补具体语境中有关疾痛书写实践的经验性知识的不足。

在实践情境中，实践理解力与实践发生的场景有关。数字平台的涌现为抑郁人群构建了友好的实践场景：网络互动的匿名性可以降低疾病污名化带来的风险，促进更高程度的自我披露；相对封闭的抑郁症互助小组是供患者反思应对抑郁情绪的安全之地；社区成员的相似性带来鼓励性情感支持，促进病友之间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针对抑郁人群的疾痛书写，虽然有研究论证了诠释疾痛经验故事的健康意义，但是数字技术在此类讨论中依然是缺席的。实践理论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重要的实践元素，并从更加综合的视角观察技术与其他元素相互建构的过程。据此，本研究拟通过考察疾痛书写实践中能动性与结构性元素的互动与协商机制，在具体语境中探讨疾痛书写实践作为一种自我治疗路径的机遇与风险。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抑郁人群何以开启媒介化的疾痛书写？其动因何在？

研究问题二：在媒介化空间中，抑郁人群疾痛书写的主题和内容何在？

研究问题三：抑郁人群及其虚拟社群何以共享和维系疾痛书写实践？

研究问题四：在疾痛书写过程中，技术空间如何与抑郁群体产生摩擦与矛盾张力？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将“抑郁症的哲学治疗”豆瓣小组选为田野。该小组创建于2020年8月26日，截至2022年7月14日已有59808名成员，本研究选择该抑郁症豆瓣小组的原因如下：首先，该小组在组规中明确规定“不讨论抑郁导致的身体症状和它的医学治疗或宗教救济”、“组内不是倾倒绝望和抑郁情绪的场所”等，因此讨论主题大多与对抑郁症的深层次思考和情感体验有关；其次，笔者以“抑郁”作为关键词在豆瓣网首页的“小组”列表下进行检索，发现该小组在豆瓣平台抑郁症相关小组中拥有最多组员；此外，该豆瓣小组的成员包含抑郁症患者、尚未确诊但被抑郁情绪困扰的人群和其他成员（一般社会大众和抑郁症治愈人群），为笔者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田野提供了便利。

（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八爪鱼采集器中的自定义爬取功能，爬取该豆瓣小组所有的发帖文本、回帖文本以及对应的豆瓣账户名，共得到42576条数据。数据收集时间为2021年10月16日。在数据处理之前，笔者对账户数据进行核查，删除无法与真实的行动者身份对应的数据，最终剩余41599条互动评论，账户信息8457个。为了保护隐私，笔者对豆瓣账户名进行匿名处理。由于豆瓣小组的管理员会定期删除与小组主题不符的帖子，小组内部交流的主题都紧紧围绕抑郁症，因此本文不需要进一步过滤发帖、回帖的文本内容。

2. 主题挖掘

虚拟社区的形成依靠用户自主生产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从用户讨论文本的微观层面剖析他们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过程。借助TF-IDF算法和LDA主题模型构建，本文得到了8大主题及高频关键词。由于主题模型的好坏还取决于每个主题的合理性和可解释性，笔者根据高频词特征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对主题进行了人工标识。

3. 社会网络分析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本研究能够将个体微观行动和群体聚集现象放在同一模型中加以解释。本研究使用豆瓣用户的发帖、评论等关系数据，制作行动者的邻接矩阵，将两个用户之间存在评论互动关系记为1，不存在评论互动关系则记为0，以此将社会成员分列在矩阵行列之上，构建出一种对称矩阵。由于全部样本中行动者的数量过多，本研究选取发帖数量前500的用户，构建500*500的行动者网络邻接矩阵，在此基础上进行测量整体的网络规模和密度，以及用户活跃度的中心性分析。

（三）互联网民族志

本研究在抑郁症豆瓣小组开展了为期8个月（2021年11月至2022年6月）的互联网民族志调查，并对15位组员开展了半结构访谈（表1）。笔者于2021年11月提交入组申请，以组员身份进入田野，开展参与式观察，定期浏览小组内的讨论，记录了组员之间的互动频率、互动方式、情感表达的内容和层次，以及组员如何使用豆瓣小组的技术功能，以全面了解他们在自发表达性书写中的具体行为。笔者重点关注了19位进行自发的表达性书写的活跃用户，即主动发长帖讲述和抑郁有关的疾痛经历或感受，并通过豆邮（豆瓣小组的私聊功能）与其中15位组员取得联系并获得访谈许可，其中包含2位疑似患者、3位重度患者、2位中度患者、3位痊愈后的患者、5位多年患者，基本涵盖了豆瓣小组内各抑郁程度的人群。虽然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处于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主动发帖、具备一定自救意识的人群，因此相比于一般患者他们更倾向于接受采访并相对坦诚地表露真实的想法。在访谈之前，笔者严格遵从道德伦理，向受访者明确学术研究目的，并且承诺保护隐私和私密信息，在得到访谈对象的充分知情同意后才进一步开展访谈。访谈通过豆瓣私聊文字和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

四、研究结果

（一）自我凝视与情绪披露：迈出书写第一步

1. 疾痛归因与自我凝视

疾痛是鲜活的生活经验的集合，在广义上包括病人及其社会关系如何接纳疾病的事实，和对待被疾痛介入的现实生活的过程。根据抑郁症的习得性无助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个体在遭遇挫折之后，通常将外在消极事件的发生归因到自己的身上，从而产生无助感或绝望感。抑郁症2年患者C在访谈中表示：“我起码花了一年时间才承认自己生病了。”抑郁症的社会性症结在于：他们通常独自承受疾病之果——“生病是因为自己懦弱不堪，不够优秀，不够强壮”，却忽视了疾痛之因——“并不是我们天性悲观，而是生病改变了思维模式，导致变成负性思维”（C）。与之类似的是目前已经痊愈的抑郁症2年患者L，他最初将患病归因于自己，“最大的伤害来源于我对自己的伤害”，后来意识到原生家庭才是症结所在。

这些访谈者都在回答“我为什么会患病”以及“疾痛如何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等问题，迈出了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第一步。自我凝视是认知处理的出发点，即面临风险与不确定性，个体通过自我对抗和消解，最终达到自我叙事和自我认同的统一。这进一步证明，认知处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呈现为，通过梳理因果逻辑改变对疾痛与自我的认知。

在疾痛归因的过程中，虚拟社区作为一种媒介承载物具有组织规划之作用，支配着内容的呈现方式。一方面，豆瓣小组为书写者的自我凝视搭建了“外部化问题”的安全之地，将杂乱的创伤记忆进行筛选，叙事焦点从独自忍受的情绪郁结转移至理性归因，即从家庭、社会关系等外部因素中寻找疾痛的另一种解释方式，以此更清醒地认识创伤本身。T是一名与疾病斗争15年、重度抑郁4年的患者，曾发帖直面自我与疾痛，讲述来自家庭的创伤故事：

我爸爸在我10岁因病去世，我仅剩的妈妈成为了我日后成长过程中最令我痛苦的存在。还有其他奇葩的亲戚和我可怕畸形的姐姐，她们一起像一个大网一样，忽视我的感受，打压我的自我，否定我的付出。（T）

另一方面，豆瓣小组构建了持续自我叙事的私密空间，有利于抑郁人群在归因过程中形成连贯的自我认识。豆瓣小组是以发帖话题为中心进行讨论的虚拟社区，具有交流异步性，有利于不同成员之间社会支持的长期持续性交换。多数抑郁人群可以在同一个帖子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状态，以清晰的时间节点、量化的情绪指标、鲜明的情节冲突和克制的情绪张力，实现持续的、专属的自我凝视。例如，S详细记录了自己从2020年1月到2021年11月与抑郁斗争的经历：一条线索为“他助”路径，客观记录从第一次身体不舒服到第一次医学诊断的过程；另一条线索为“自助”路径，将疾痛放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从其带给工作生活、亲密关系等层面进行自我剖析。

总体而言，疾痛书写实践中认知处理构成实践理解力具体体现为，将疾痛产生的因果逻辑、疾痛发展的现实因素与影响加以梳理、归纳和总结的自反性过程，以此形成对自我、他者和社会更完整的理解，完成对疾病与病人身份的接纳。

2. 情绪宣泄与他者支持

情绪抑制并非有效控制情绪的策略，存在增加消极情绪的风险，可能会降低社会支持和满足度。相关研究指出，人们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与他人的互动中才会使用情绪表达策略。抑郁症豆瓣小组建构了特殊的情绪表达情境，在这里抑郁症患者既不会遭遇精神疾病带来的耻辱感，又无需为自己所宣泄的负面情绪“负责”。对于抑郁症多年患者J而言，现实生活中无处倾诉的困境是她选择在抑郁症豆瓣小组中宣泄情绪的主要原因：

担心如果给身边的朋友带来过多的负能量，而慢慢失去朋友……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吧，如果在现实生活找不到，那也只有网络里了。（J）

虚拟社区中的负面情绪宣泄实际上也是一种互惠策略。多数访谈者表示，在情绪心声被听到之后，他们能够获得共鸣与理解的情感支持，“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有这样的问题”（F）。然后，独特的情感体验成为有类似经历的病友群体之间的纽带，强化疾痛书写与情绪宣泄的主体意识，“有时候看到这世界上还会有和自己一样，能够理解自己内心的人会很感动和感激的。看着大家都还努力地活着，自己也想坚持看看”（D）。

这种情感互惠还有可能在人际关系或群体互动中扩散，提供支持互惠的良性循环。根据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他人的行为可以用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或者行为。在此机制下，在豆瓣小组中宣泄情感的行为逐步影响其他成员的行为并内化为主观态度。最典型的例子是L。最初L将此类书写实践理解为一次缓解情绪压力的契机而进入小组，但随后逐渐转向了相对理性的书写实践，讲述自己原生家庭背景、分享抑郁期间转移注意力的策略、介绍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方法和分析抗压能力的影响因素等，而这一关键转折点在于其他病友的共鸣与支持。

抑郁人群对疾痛书写实践中情绪披露的实践理解力，不是纯粹的宣泄式解压，而是以豆瓣小组的社区为单位，共享抑郁情绪，共创情感补偿空间，构建彼此互惠支持的情感纽带，形成与外部世界的区隔。数字平台的匿名性功能为情绪宣泄提供安全环境，而豆瓣小组成员的相似性和平等性才是获得共情的前提，这也构成了情绪披露作为抑郁人群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基本理解力的源头所在。

（二）倾诉困境与呼唤希望：书写生命日志

在揭示抑郁人群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起因与机制之后，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于抑郁人群在豆瓣小组中的书写内容。根据LDA主题挖掘的结果（表2），书写主题集中在疾痛的现实生活、情绪变化以及治疗方式这三个方面。

在疾痛与现实生活方面，“弱连接”是疾痛体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桥梁。“人际关系”与“亲密关系”有多个相近的关键词，如“家人”、“家庭”、“交流”、“陪伴”、“理解”等，均展现了抑郁症患者倾诉现实生活中社交方面的经历或困境。“生命日志”以一种更有规律的日记体形式去讲述现实生活的故事。

在疾痛与情绪变化方面，情绪互动能增加群体归属感，既包含低水平的负面情绪评论，也有高水平的移情交流。“理解认同”和“鼓励支持”是一种积极的回应或支持，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直接提供支持，而前者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共情，以间接的方式提供支持。而“情绪宣泄”则与负面情绪表达有关，包含“痛苦”等消极情绪或“逃避”、“自杀”等极端行为。

在疾痛与治疗方式方面，提供帮助是抑郁症患者参与互动的驱动因素之一，包括疏导情绪、解疑答惑和分享经验等。早期的抑郁症患者大多寻找自救，当确诊或疾病恶化的时候则需要心理咨询、吃药治疗等专业的他救措施。“自救策略”的关键词有“书”、“精神”、“希望”、“积极”等精神层面的建议，也有“学校”、“医院”等社会生活环境的分析，其核心在于鼓励患者对生命保持积极的态度。“他救建议”主要围绕两个困扰患者的选择，一是“医生”、“心理咨询”、“咨询师”的就医咨询选择，二是“副作用”、“换药”的药物治疗选择，并且这些讨论针对具体的“方法”与“问题”展开。

（三）展示仪式与意义建构：共享和维系书写实践

在认知处理的过程中，当抑郁人群认识到披露身份、职业、地点等个人信息有助于获得社会支持，他们便将认知处理的基本实践理解力转化为书写行动中相互凝视与公开展示的支持性关系。这是一种疾痛的结构化组织策略，具体体现为：作为书写者，他们将个体隐秘的疾痛经历结构化、仪式化并真诚地展示出来；作为观看者，他们又在阅读和互动中进一步感受疾痛带来的社会性联系，为疾痛书写实践赋予寻求社会支持、获得社会认同、改变刻板印象等新的价值，彼此鼓励并维系共有的疾痛书写实践。另一方面，在情绪披露的过程中，抑郁情绪的语境化组织策略是共有的疾痛书写实践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抑郁人群的实践理解力促使他们将疾痛再语境化，调动了观看者参与话语意义的诠释，实现了抑郁情绪从纯粹宣泄、群际互惠再到意义建构的转化，赋予疾痛书写实践的实践理解力以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使其成为一次主动抵抗与身份确立的集体成员的共有实践。

1. 展示仪式：疾痛认知的结构化书写

传统的表达性书写也可以实现自我凝视，但是当其嵌入传播网络中，私人日志的社会可见性和公共化则使书写者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根据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主我”与“客我”理论，“自我”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在主我与客我的交织互动的社会经验中形成。因此，疾痛书写实践是一种自我观念的形成过程，书写与阅读作为一种并发行为，不仅包含了展示与自我凝视，也伴随着他人的观看。豆瓣小组的发帖“也可以做自身的观察，也会认识和自己一样的人，互相帮助”（E），“想要通过记录观察自己，反思这件事，也想要得到网上的支持”（L）。

“展示”和“被展示”彼此联系并用于管理私密人格面具与公共人格面具，每一个展示行为以足够多的相似点显示其大“家庭”的属性。N在半年前因诊断为中度抑郁而进入消沉的失业状态，此次找到新工作标志着重新进入社会的节点，于是N将抉择前后的纠结考虑和疾痛经历一并记录下来，创造了自我和观看者共同参与的见证仪式：

主要是要理清自己这段时间纠结的内容的思绪，做一个回顾总结吧……加上有些人相似的经历、相似的选择，就会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无助。（N）

被多次公开展示的书写实践，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互动的赋权过程。罗杰斯（Everett Rogers）将“赋权”定义为一种小群体成员的交流传播过程，弱势群体从与同伴的交流和对话中获得信念，从而增加对生活的掌控感。在这个意义上，抑郁症群体的疾痛书写实践不仅让他们在群体内部产生彼此的认同感，而且更大的意义在于重塑抑郁群体的公共性标签，使其成为面向观看者的一次疾病祛魅的尝试，以获得来自外界的支持。B是研究对象中少数的非患者群体，她一直被抑郁情绪困扰但尚未确诊，而且有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妹妹。在刚刚入组的时候，她把豆瓣小组视为一个“情绪垃圾桶”，但后来她在观看中逐渐对抑郁症患者群体有所改观，并主动提供支持。

从“展示”的自我凝视到“被展示”与社会互动，如何正确认识、看待和接纳疾痛是所有豆瓣小组抑郁人群的共同目标。正如L所言：“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希望豆友们能勇敢为自己发声。”

2. 意义建构：抑郁情绪的语境化书写

反精神病医学化是一种社会建构视角，认为精神疾病并非真实存在，而是社会标签化的结果。以话语实践的方式重新自我构建，则是撕去这种污名化标签的重要方式。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患者常以躯体化主诉的“神经衰弱”参与抑郁症的话语建构，以此应对精神疾痛的耻辱标签。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在精神疾痛研究中的应用，患者的主动话语参与和建构有了新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中，叙事是借以自己的经验寻找意义的实践方法，这种叙事思维重视特殊的生活经验，使用具有复杂性和主观性的语言和生动丰富的描述。

抑郁人群疾痛书写实践中情感披露的组织策略便体现了这种后现代主义色彩。他们不再局限于疾痛在身体或心理上的刻画，而是通过主观化的时空想象，借助精心设计的措辞和情境化叙事，将难以言说的抑郁情绪，转化为神秘化的身体体验：

这是一段孤单泥泞黑暗的路。期待在路上寻着同伴、寻着拐杖，甚至寻一颗远处的星星都不可得……只是觉得生命力在消失欲望在隐退，慢慢成为一团纯生物意义的肉体。（P）

在这种组织策略之下，抑郁情绪的具象化和语境化，使其从现实中被“异化”的疾病标签转化为新的价值承载物，以此重塑抑郁的圈层文化意义。

另外，后现代主义疾痛叙事强调观察者的视角，即书写者与读者存在于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对于患者，相比起纯粹的情绪宣泄，另类的抑郁情绪成为互通的意义符号，自我治疗的价值在于圈层群体的包容与共鸣，“里面的氛围还是挺好的，起码没有什么针对抑郁症的偏见……如果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点理解与认同，那是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J）。对于非抑郁症患者，文字使得既有认知中模糊的精神疾病变得可被触摸与感知，以此树立对抑郁症的全新的共有认知，“感觉很哲学，有些看不懂，但是感觉很深奥。感觉抑郁症想的东西会很多很细吧，文笔好的能把它精确地描述出来”（B）。可见，另类的抑郁情绪连接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不同个体，既划定了实践行动者与外部成员的界限，又赋予抑郁症以内部共享的文化意义。

（四）持续书写与中断抵抗：技术空间与书写实践的互动

尽管共同参与了疾痛书写实践的组织与维系，不同实践行动者在技术空间中的书写实践仍然存在差异。揭示这些差异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疾痛书写者在豆瓣小组中的实践互动与意义建构，而行动者网络分析则是探究行动者连接强度、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图1从宏观层面展现了豆瓣小组疾痛书写实践者的行动网络。从网络密度（density）和距离（distance）的分析结果来看，抑郁症虚拟社区的行动者网络整体趋于松散：密度仅为0.0083，各个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交流信息普遍较少；平均距离为3.699，网络的连通性较低，信息传播并不通畅。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和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的结果显示，豆瓣用户“江湖骗子”的相对点度中心度50.701，远高于其他行动者，相对中介中心度同样最高，为33.951。这表明“江湖骗子”在整体网络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既能直接影响其他支持者，又能够为不同小群体内部的交流架起沟通的桥梁。进一步对比两类中心性分析结果发现，一部分支持者的中介中心度排名高于点度中心度排名。对于这类弱连接网络的行动者，“跨界者”能够加速多样信息的扩散，跨越不同的小群体。而另一部分支持者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但中介中心度相对较低，他们往往能够在小团体内部充当“意见领袖”，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与影响力。然而，网络边缘的行动者依然占大多数，整体行动者网络结构趋于松散。行动者网络的点度中心势为49.29%，标准差为2.652，可见行动者的影响力差异较大，存在影响力的两极分布；中介中心势指数为34.80%，标准差为1.598，可见行动者的传播控制力亦存在显著差异。行动者网络所呈现的差异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实践结果，两极分化的结构则暗示了疾痛书写实践结果上存在的潜在差距：持续抑或中断书写，离开社区抑或对技术空间的隐性抵抗。

1. 持续与中断：技术文化下的虚拟团结与信念冲突

虚拟社区的技术文化特质参与疾痛书写实践的自我治疗价值的构建，以此促进持续的书写，但也有可能因个体的信念冲突而导致实践的中断。

其中一种相对理想的实践结果是基于社区的虚拟团结。研究结果显示，豆瓣小组互动结构呈现为联系松散的弱关系网络，而这种社交媒体上的弱关系网络能够扩散至更大的社交网络，带来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虚拟社区中支持合作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于，小组成员共享了实践理解力，即内化了社群的价值观和目标，形成对社区的情感和价值认知。多数访谈对象表示，豆瓣小组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豆瓣给我的感觉真的是一群很好、很有智慧的人所在的一个小社区。因为有明确的组规，所以大家都不会越线”（G），“审核比较严格，而且这个平台一般都是真心求帮助的人才会来的吧”（H）。

另外，豆瓣社区普遍具有充满文艺气息的圈层属性，而“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更是旨在鼓励从精神和哲学层面实现自我疗愈，借助规则共建的“集体意识”促进疾痛意义的圈层化建构。如访谈对象O所言：“豆瓣的包容性更强，相对来说更真实，微博也有超话，但负面情绪太杂太乱，只是很像情感发泄，豆瓣的相关小组除了发泄还有讨论和方法。”基于这种特殊的社区文化，抑郁人群才得以在疾痛书写实践中构建认知与情感上的联系，以此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虚拟团结。

然而，个体的差异性与信念冲突可能会导致书写价值的断裂，“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中的成员是具有不同的疾病状态和治疗经历的真实个体，共享身份未必能够确保持续团结。

一方面，情感互惠未必对任何用户都具有疗愈效果。受访者I、H和G虽然都认可共情力量，但均表示最终消化情绪和愈合创伤只能靠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少数病情严重或有特殊经历的实践行动者，如果他们的实践理解力无法得到内化，即不认可疾痛书写实践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价值，那么也无法从中获益。既有研究表明，面对具有类似健康困境的人群的负面情绪宣泄，人们很有可能感到更加痛苦和无助。以重度抑郁患者M为例，她的患病症结在于人际关系带来的创伤，因此她对新的社交关系建立非常敏感。豆瓣小组于她而言，仅仅只是无异于其他任何平台的宣泄场所。除了豆瓣小组，她还会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公开讨论自己的情绪困扰，甚至讲述轻生经历；她并不期待从中获得他人支持，也没有感受到实际治疗效果：

两个有病的人互相安慰就一定是得到支持吗？也有可能是加重伤害吧，一遍遍回顾自己痛苦的事情然后互相倒苦水最后一起认为：这个世界果然很烂。（M）

2. 离开与抵抗：等级规则下的结构限制与技术驯服

疾痛书写实践的形成与组织离不开实践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在豆瓣小组中的任何活动都被置于技术所设定的实践框架之下，因此技术使用与社区互动的能动性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实践结果，并直接体现在从互动网络中获取支持与资源的差异上。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该豆瓣小组中存在多数帖子“无人问津”的情况，网络边缘的关系位置加深了用户在书写实践中的乏力感，使其失去持续书写的动力，而选择潜水或离开社区。另外，抑郁症豆瓣小组中的中心行动者实际上是一群匿名的支持者与实践的旁观者。如果组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组长或管理员的名字，那么当该用户在小组内发表言论，系统会将其名字改为“江湖骗子”，并且在一个月内无法更改。自我消除是一种反向的自我呈现，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体自我的重塑行为。以“江湖骗子”为昵称的社区成员利用豆瓣小组的技术规则，降低自己的可见性，以这种匿名化的自我消除策略，确保前台展演的顺利开展。虽然“江湖骗子”并非核心实践行动者，但却构成了社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通过挪用社区技术，使其嵌入自身的抵抗实践，在对技术的不断驯化中制造更为隐蔽的数字化身，构成了庞大的潜在观看者，重建凝视或互惠的双向关系。

这类实践框架实际上源于豆瓣小组的等级化管理规则：第一种管理模式是通过设立入组门槛，建立书写共识。豆瓣小组是一个“封闭式”开放社区，如果用户想要在组内发帖或评论，必须通过申请成为组员。“小组公告板”使社区的功能立意可见化，“审核机制”则确保每一位组员都有“正确”的“集体意识”，以此建立书写者之间的共有意识；第二种管理模式是通过管理员的删帖权，统一书写规范。如果发帖内容不符合社区所限定的“集体共识”，那么书写权利被限制，内容被删除，书写者可能选择离开社区。这种实践框架会导致小组成员的参与中断，从而带来更深程度的孤独感。观察对象R曾发帖倾诉痛苦情绪，但却遭遇删帖，最后因不满于这种不公平的管理模式而选择退组。

由此可见，即使共同参与了疾痛书写实践的组织与维系，但是不同的实践行动者可能获得不同结果，如持续书写抑或中断实践，离开社区抑或潜在抵抗。虽然豆瓣小组通过构建技术文化与设立社区规则为疾痛书写实践的组织与维系提供了可能，但是现实中的健康状态、个体经历和面对数字技术的能动性等个体主观意志差异，无法在技术文化建构的虚拟团结中消弭，加之社区规则所建构的实践框架亦存在潜在限制，而这些正是触发疾痛书写实践的多样结果的症结所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数字化背景下抑郁人群自发的表达性书写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作为实践者的抑郁人群的书写议程与参与程度，深描他们参与并构建共有的疾痛书写实践的过程，及其自我书写的实践结果。研究发现，抑郁人群的认知处理与情绪披露构成了疾痛书写实践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作为一种实践元素参与其组织过程，并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以此维系共有的实践；疾痛书写实践的具体组织与维系方式体现为平台技术特征及社区互动文化等结构性元素，以及抑郁人群的能动性元素相互交织、建构与协商的过程。研究结论如表3所示。

“抑郁的人一般都是被自己影响”（H），抑郁人群自我治疗的起点正是源于其能动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崛起。再者，将表达性书写发挥健康效果的心理机制——认知处理与情绪披露作为对实践理解力的分析起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帮助我们站在抑郁人群的立场上探索疾痛书写实践的组织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实践体现了能动性与结构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观看者的虚拟在场与书写者在观察中的切身体验，促进了心理机制维度上的实践理解力转化为与其他实践行动者的社会性和情感性联系。除此之外，自我治疗的能动性前提包含了抑郁人群渴望表达的意愿与可供书写的技术环境，但是自我治疗的实现却又在另一个维度上被这些因素所限制：个体情况和生命经历的差异，将技术文化与书写实践置于不同的价值坐标体系当中；规则确保实践秩序，内化书写共识，但又迫使不遵守规则的用户选择离开；使用技术的能动性差异，影响其社区的技术设施和关系资源能否被最大限度利用。

凯博文认为，抑郁的社会根源与现实生活中的“地方场景”有关，个人（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互动既是生产病理的过程，又是促进健康的过程以及治疗过程。与之呼应，作为疾痛书写实践得以组织和维系的场景，抑郁症虚拟社区可以被视为数字化背景下“地方场景”的一种延伸。即使这一新场景始终以自主的知识生产和虚拟团结所建构而成，但是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符号互动亦会产生真实的认知与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抑郁人群自我治疗的新路径具体体现为：以数字技术为自我赋权，通过重组认知记忆，披露个人情感、确立共有身份、交换社会支持、建立群体共识、参与文化建设等方式，实现自我主体价值的再发现、新的关系网络中社会价值的再构建以及“抑郁症”文化意义的再生产。

不可否认，当下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社会实践，但是，在基于抑郁症虚拟社区的疾痛书写实践中，多数抑郁人群能够凭借实践理解力为其赋予自我治疗的价值。但是我们亦需进一步审视，对于那些不具备实践理解力的个体，数字技术又应该如何在最大限度上唤醒他们自我治疗的能动性？此外，无论是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文化，还是作为观看者的社会大众，他们实际上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抑郁人群对表达性书写的实践理解力，从而构成了疾痛书写实践得以组织和维系所不可或缺的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践理论范式强调“去中心化”视角，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文本也构成了社会实践的独特元素。在本研究的案例中，认知处理发挥作用的另一原理在于，文字可以将人们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出来，以“间距感”构成自反性的基础，在跨越时空的传播中与其他经历相互验证；情绪披露以优美而感性的语言，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通过协同书写中的话语构建，使其符号化为精神互助与抵抗污名的价值承载物。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被书写的文字视为一种物质性载体，以此探究其在表达性书写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除此之外，未来研究还需兼具微观和宏观的视角，探究抑郁人群等弱势群体在不同数字平台的多样化数字实践，理解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召唤主体、提供支持、治疗心灵、赋予权利等多种潜在可能。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9期

引用参考:

高昊、臣昕月：《生命日志：抑郁症的自我治疗与疾痛书写实践——一项互联网民族志》，《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9期。

高昊, 臣昕月. 生命日志：抑郁症的自我治疗与疾痛书写实践——一项互联网民族志[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09):32-49.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