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爷爷，您的床铺收拾好了，请您先适应一下环境。＂陌生的护工微笑着说，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晚年的觉悟

＂李爷爷，您的床铺收拾好了，请您先适应一下环境。＂陌生的护工微笑着说，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叫王德福，今年八十一岁，一个小时前，儿子王建国和女儿王丽把我送到了这家养老院。

签完手续，他们匆匆离开，只留下一句＂爸，您在这儿安心养老＂。

养老院的窗户很小，阳光只能照进来一小块。我坐在陌生的床沿上，手里攥着那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老式暖瓶。

墙上挂着的电子钟滴答作响，时针指向下午三点。我知道这个时间，建国应该已经回到单位，丽丽可能去接孩子放学了。

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下午，一个老人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咳咳——＂隔壁床传来一阵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比我还要苍老的面孔。白发稀疏，脸上的皱纹像是沟壑纵横，眼神却格外明亮。

＂新来的吧？我叫张友义，都习惯了。＂他主动搭话，声音沙哑却温和。

＂习惯什么？＂我没好气地问。

＂习惯被儿女送来养老院呗。＂他苦笑道，＂我比你早来两年了。＂

张友义指了指他床头的老式收音机，说那是他最后的伙伴，每天早上五点准时播放的戏曲是他最大的乐趣。

＂想当年我们这批人，哪个不是为国家拼命干？现在倒好，成了被嫌弃的一代。＂我忍不住抱怨。

张友义摇摇头：＂嫌弃不嫌弃的，都是咱们心里的事。孩子们有他们的难处。＂

我没接话，心里却在翻江倒海。

六十年代初，我在国营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候，厂里分了一间十五平米的平房，我和妻子周淑芬就住了进去。

周淑芬是厂里的挡车工，手脚麻利，干活利索。我们结婚那年，她才二十岁，脸蛋圆润，说话时爱害羞地低头。

日子虽然清苦，但盼头很足。每逢发工资，我们都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再买两个肉包子庆祝一下。

六三年，建国出生了。那时候全国物资匮乏，我们省吃俭用，把口粮票都留给孩子。周淑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排队买奶粉，回来还要赶去上班。

＂咱家孩子一定要有出息，＂周淑芬常说，＂以后咱们老了，让他养老送终，比啥都强。＂

六七年，丽丽也出生了。两个孩子，四张嘴，日子更加艰难。我和周淑芬轮班工作，从不耽误照顾孩子。

文革那会儿，单位里天天开批斗会，我因为家里有个在台湾的远亲，被贴了大字报。周淑芬不怕事，带着两个孩子来单位为我辩解，差点丢了工作。

七十年代末，我爹娘从农村来城里，想和我们一起住。那时候建国已经十六岁，丽丽十三岁，我们那间小平房实在挤不下。

我只能把老两口安排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每周末才能去看看。老爹有高血压，经常头晕，我却因为工作忙，照顾得不够周到。

有一次，老爹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时我正在开厂里的生产会议。等我赶到医院，老人家已经走了。那一刻，我心如刀割，却也无可奈何。

＂人死不能复生，活人还得好好过。＂这是周淑芬安慰我的话。

我深深记得老娘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德福啊，你要善待自己的孩子，别像我们这样，老了连个依靠都没有。＂

如今，我成了被＂嫌弃＂的那个。

晚饭是六点钟。食堂里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饭菜香。

我坐在角落里，盯着餐盘中的青菜豆腐和半碗米饭。这伙食还算可以，但总少了点家的味道。

＂第一天都这样，习惯就好了。＂张友义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这里的馒头不错，软和，适合咱们这把老骨头。＂

我尝了一口豆腐，确实不如周淑芬做的有味道。

＂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张友义问道。

＂老伴现在住在女儿家，她腿脚不便，需要人照顾。＂我叹了口气，＂本来我们说好一起住养老院的，结果分开了。＂

张友义点点头：＂我老伴五年前就走了，肺癌。儿子是大学教授，忙得连年假都没有。＂

餐厅角落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被护工喂饭。她的眼神涣散，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那是刘大妈，退休前是小学校长，现在老年痴呆了。＂张友义压低声音说，＂她儿女都在国外，难得回来一次。＂

我默默吃完了晚饭，跟着其他老人一起去院子里散步。初秋的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天边的晚霞像是被稀释的红墨水。

＂以前我和老伴最喜欢这个时候出去遛弯。＂我自言自语道。

＂我听说这里每周六允许家属来探访，你可以让老伴来看你。＂张友义说。

我苦笑一声：＂她自己都行动不便，怎么来看我？＂

回到房间，我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旧相册。里面是我和周淑芬的合影，最早的那张是我们刚结婚时照的，穿着借来的中山装和花布旗袍，笑得那么灿烂。

那时候，我们以为幸福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个温暖的家。

后来的照片记录了我们的一生：抱着刚出生的建国；丽丽上学的第一天；全家一起去颐和园的合影；建国大学毕业；丽丽结婚那天……

我翻到最后一张，是去年春节全家聚会时拍的。照片上，我和周淑芬坐在中间，周围是儿女和孙辈。表面上一片和乐融融，谁能想到半年后，我就被送到了养老院。

夜深了，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久久不能入睡。

我想起建国小时候，每次我下夜班回家，他都会等在门口，兴高采烈地喊：＂爸爸回来了！＂

我想起丽丽十七岁那年得了肺炎，我和周淑芬轮流在医院照顾她，直到她完全康复。

我想起周淑芬常说的话：＂咱们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不就是盼着老了有人照顾吗？＂

可现在，我们老了，孩子们却把我送到了养老院。

第二天早上，我被广播里的起床铃声吵醒。六点半，所有老人都要去院子里做早操。

张友义已经穿戴整齐，正在洗漱。＂德福，快起来，迟到了可没早饭吃。＂

我慢吞吞地爬起来，穿上衣服。昨晚没睡好，头昏脑涨的。

院子里已经站了几十位老人，跟着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做着简单的伸展运动。我站在队伍的最后，机械地跟着动作。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抬头挺胸，呼吸均匀！＂年轻老师精神抖擞地喊着口号。

我望着周围的老人，有的精神矍铄，有的佝偻着背，有的目光呆滞。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吗？

早饭后，张友义带我参观了养老院的各个设施：图书室、棋牌室、医务室和小花园。

＂这里条件不错，比起那些小养老院要好多了。＂张友义说，＂每周还有义工来表演节目，挺热闹的。＂

我默默跟在他身后，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中午吃完饭，我回到房间准备午休，却听见手机响了。是建国打来的。

＂爸，您还适应吗？＂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还行。＂我简短地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建国松了口气，＂我这两天加班，等周末一定去看您。＂

我想说些什么，又咽了回去。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望着陌生的天花板。

这一躺，就是七天。我尽量融入养老院的生活：早操、吃饭、下棋、看电视，日复一日。张友义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他知道许多院里的故事，总是乐于分享。

＂你看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太，她是以前的中学老师，教了一辈子数学。现在每天还在教其他老人算术呢。＂

＂那个坐轮椅的老头，以前是工程师，退休前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设计。＂

＂还有那个总穿红衣服的老太太，她儿子是大企业家，每月都来看她，带很多礼物。＂

听着这些故事，我渐渐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

周六终于到了，建国如约而至。他穿着休闲装，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

＂爸，我给您带了些水果和您爱吃的点心。＂他把袋子放在桌上，眼睛不经意间扫视了一下房间，又迅速移开。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地方虽然不错，但终究不是家。

＂坐吧，跟爸说说家里的情况。＂我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建国坐下来，开始絮絮叨叨地讲家里的事：他公司裁员，同事们人心惶惶；丽丽家的孩子上了新学校，功课很紧张；妈妈的腿疼好些了，但仍需要人照顾。

我仔细观察着儿子的脸。他眼下有明显的乌青，面容憔悴，额头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

＂爸，公司最近裁员，我加班到凌晨。丽丽家小孩发烧，妈妈照顾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欲言又止，眼神中带着歉疚。

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年我退休在家，三天两头让建国接送看病，丽丽家的锅也是我砸的，小孙子的奶粉我嫌不好。我倚老卖老，成了他们的负担。

＂爸，您在这里还习惯吗？＂建国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挺好的，有人陪着下棋，饭菜也合口味。＂

建国明显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丽丽下周也会来看您，她让我先向您问好。＂

临走时，他又叮嘱了几句注意身体的话，然后匆匆离开了。我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养老院的大门口。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张友义说过的话：＂咱们这辈人太习惯付出，却不习惯老去。子女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成为他们的包袱。＂

我回想起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退休后，我总是觉得子女应该多陪陪我，周末必须回家吃饭，过节一定要全家团聚。

我嫌建国买的保健品不好，嫌丽丽煮的汤不如她妈妈的味道。我对孙子孙女的教育指手画脚，惹得他们婆媳关系紧张。

周淑芬住进丽丽家后，我每天都要打电话过去，问东问西，让丽丽不胜其烦。

＂老大爷，您是不是睡不着？＂夜班护工轻声问道。

我点点头：＂有点想家。＂

＂这很正常，新来的老人都这样。慢慢就好了。＂她递给我一杯温水，＂喝点水，放松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主动去找院长，报名参加了养老院的志愿者小组。

＂您身体还行，可以帮忙图书室整理书籍，或者陪其他行动不便的老人聊天。＂院长是个中年女性，说话温和而有条理。

我选择了教其他老人下象棋。这是我的强项，年轻时曾在厂里的比赛中获过奖。

很快，我在养老院有了一定的名气。每天下午，总有几位老人来找我对弈。有时候，我还会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洗衣服，或者给他们读报纸。

张友义看着我的变化，笑着说：＂老王，你这变化挺大啊。＂

我也笑了：＂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找点事做。＂

我开始每周写一封信给周淑芬，告诉她我在养老院的生活，让她不必担心。有时候，我还会附上一些在院里拍的照片。

信中我从不提回家的事，只是描述养老院的日常，和我遇到的有趣的人和事。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建国和丽丽一起来看我，惊讶地发现我精神焕发。

＂爸，您看起来气色真好！＂丽丽惊喜地说。

我带他们参观了养老院，向他们介绍我的新朋友，还展示了我在志愿者活动中拍的照片。

＂爸，我们真没想到您会适应得这么好。＂建国感慨道。

我告诉他们：＂爸爸想明白了，老了就要学会放手，你们有自己的路要走。我在这儿挺好，交了朋友，还能帮助别人。你们只管照顾好自己和妈妈。＂

丽丽红了眼眶：＂爸，我们不是不想照顾您...＂

＂我知道，＂我打断她，＂你们有自己的难处。年轻人要向前看，不能总被我们这些老家伙拖累。＂

离开时，建国紧紧握住我的手：＂爸，谢谢您理解我们。＂

我点点头：＂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送走他们后，我去花园里散步。初冬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身上，不远处几个老人正在打太极拳。

张友义坐在长椅上，正在听他那台老式收音机。见我走过来，他挪了挪身子，给我腾出地方。

＂子女来看你了？＂他问。

＂嗯，来了。＂我坐下来，＂他们很惊讶我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张友义笑了：＂每个人都有适应能力，关键是愿不愿意改变自己。＂

我望着远处的景色，若有所思：＂人这一辈子，年轻时总想着往前冲，老了反而学会了回头看。＂

＂可不是嘛，年轻时以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老了才知道，放手也是一种智慧。＂张友义哲学般地说道。

从那以后，我逐渐成了养老院的＂活宝＂。我组织老人们排练节目，过节时给院里增添欢乐。护工们都喜欢和我聊天，因为我总能讲出些有趣的往事。

每逢周末，子女们会轮流来看我，不再是出于义务，而是真心想来。有时候，他们还会带着我的老伴一起来，全家人在养老院的接待室里团聚。

我不再抱怨，不再唠叨，学会了倾听子女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

春节那天，丽丽全家来接我和周淑芬回家过年。院长特批我们可以离开三天。

回到家中，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陌生。孙子孙女们围着我们转，七嘴八舌地讲着学校的趣事。

晚饭后，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就像过去的春节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我和周淑芬只是帮忙和面擀皮，而不是事事亲力亲为。

＂爸，您在养老院过得好吗？＂丽丽小声问我。

我点点头：＂挺好的，有伴，有事做，不寂寞。＂

她似乎松了一口气：＂我和哥哥商量过，以后每周都安排人去看您和妈，不会让您们孤单的。＂

我笑了笑：＂不用那么麻烦，你们有空就来，没空也别勉强。我和你妈都理解。＂

除夕夜的烟花格外绚烂，照亮了整个城市的夜空。我和周淑芬坐在阳台上，手握着手，静静地看着这美丽的景象。

＂老头子，你真的在养老院过得好吗？＂她轻声问我。

＂真的挺好，＂我拍拍她的手，＂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就好了。那里的人都不错，饭菜也合口味。＂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望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思索着：＂年轻时，我们为了孩子活；中年时，我们为了工作活；现在老了，也许是时候为自己活了。＂

周淑芬点点头：＂你变了，变得更豁达了。＂

＂人老了，最大的智慧不是紧抓不放，而是学会放手。＂我说着张友义常说的话。

短暂的团聚后，我回到了养老院。生活仍然平静地流淌着，但我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开始教其他老人写毛笔字，这是我年轻时的爱好，一直没时间深入学习。现在，我可以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地感受汉字的魅力。

我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人组建了一个小合唱团，每周末在院里表演。虽然我们的声音已经沙哑，动作也不够灵活，但那份热情感染了所有人。

六月的一天，周淑芬搬进了养老院。丽丽要出国进修一年，无法照顾她，经过全家商量，决定让她和我团聚。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这里真的挺好的。＂我带着她参观养老院的各个角落。

周淑芬紧握着我的手：＂能和你在一起，在哪里都好。＂

如今，我们在养老院已经住了一年多。子女们经常来看我们，带来家里的消息和外面世界的变化。

我和周淑芬每天早上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下午参加各种活动，晚上在房间里聊天，回忆往事。

人到晚年，才明白生活的真谛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心态如何。我们不再纠结于子女的陪伴，不再抱怨生活的不公，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张友义常说：＂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年轻时候看不透的事，老了反而明白了。＂

是啊，晚年的幸福，在于给子女自由，也给自己一片新天地。我终于懂得，放手，是对自己最大的解脱，也是对子女最大的爱。

在这个安静的养老院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期待别人的关怀，而是学会关爱自己和他人。

我常对新来的老人说：＂别把自己当包袱，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快乐可以享受。＂

每当看到夕阳西下，我就会想起一生的起起落落。人生如同这夕阳，虽然即将落下，但余晖依然灿烂。

晚年的觉悟，就是学会放下执念，轻装上阵，坦然面对生命的最后旅程。

来源：苔痕浸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