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手上的活没停，钢刀在车床上刮出一道道铁屑，随口应道：＂多少钱啊？＂这句话一出，心里就有些后悔了，怎么一听到钱就紧张兮兮的。

价值两百元的醒悟

＂老周，王建明走了，明天去吊唁，厂里都凑份子呢。＂车间主任李大勇站在我机床旁，声音低沉得像是透不过气来。

我手上的活没停，钢刀在车床上刮出一道道铁屑，随口应道：＂多少钱啊？＂这句话一出，心里就有些后悔了，怎么一听到钱就紧张兮兮的。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十几年，可国营企业的效益却越来越差。我刚进国营华北机械厂第三车间没几年，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元，养活一家四口已经紧巴巴的。

家里老父亲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医药费花了不少；大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要交学杂费；小儿子才两岁，天天哭着要吃肉，连媳妇下馆子的愿望我都很少满足。日子过得像是挤牙膏，一点一点往外挤。

同事王建明得肝癌去世的消息，说实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比我大七八岁，平时看着壮实得很，谁能想到说病倒就病倒，说走就走了。

＂随个份子吧，大家都出，你看着给。＂李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转身去通知别人了。

下班后，我坐在家里的方桌前，掰着指头算账。这个月的粮油钱、水电费、孩子的学费，还有老父亲的药费，一项项加起来，所剩无几。

＂爸，我要新铅笔盒。＂大女儿小丽站在我身边，怯生生地说。

＂等下个月发工资再说。＂我头也不抬，心里盘算着该给王建明出多少份子钱。

＂可是老师说明天必须带，我的那个破了。＂小丽眼里含着泪，声音像蚊子一样小。

媳妇张兰在一旁叹了口气：＂周志明，你就别太抠了，孩子上学的东西得置办。＂

我烦躁地拍了桌子：＂这不是抠不抠的问题！工厂都快不景气了，万一以后下岗了怎么办？咱们能省就省吧！＂

张兰不说话了，转身去灶台上盛饭。我知道她心里有怨气，嫁给我这么多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添过。

晚上，我从褪色的布兜里掏出两百元钱，揣在兜里。这钱原本是准备给父亲买药的，现在只能先挪用，等发了工资再补上。

第二天上班，我把两百块钱交给车间会计老刘。

＂就这些？＂老刘推了推鼻梁上厚厚的玻璃镜片，语气平淡，却让我脸上发烧。

＂孩子上学要交费，家里还欠着债...＂我解释着，声音越来越小。

＂行吧，我记上了。＂老刘在登记本上写了我的名字，没再多说什么。但我看到他记录的其他金额，大多是三百、五百，甚至有人出了一千。

我心里暗自嘀咕：王建明不就是个普通工人吗？跟我也就是点头之交，用得着这么破费？现在的钱多难挣啊！

周六早上七点，我骑着八成新的二八自行车去殡仪馆。当时的殡仪馆在城东，离厂区有十多里地。我一路踩着脚蹬子，心想着签个到就走，回家还得陪媳妇去集市买菜。

初夏的太阳已经有些毒辣，我的后背很快就湿透了。推开殡仪馆的铁栅栏门，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子里挤满了人，工人、干部、附近街坊，甚至还有些穿着朴素的农村人。粗略一数，起码有三四百人。

＂咋来这么多人？＂我问身旁同车间的老张。

老张抽着一支大前门，瞥了我一眼：＂你不知道啊？王建明在厂里可是出了名的好人哩。上回你家老爷子住院，他还没去看过？＂

我一怔，想起来确实有这么回事。去年冬天，父亲突发脑梗住院，王建明拎着两斤苹果来医院看望。当时我正为凑不齐住院费发愁，是他悄悄塞给我五百块钱，说是借我应急，什么时候还都行。

＂想不到他人缘这么好。＂我嘟囔着，心里却更加不自在了。

告别厅里挤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角落站着。王建明的遗像放在正中央，四十出头的他笑得憨厚，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个重病的人。他妻子哭得昏天黑地，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一旁，眼睛红肿，面色苍白。

＂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说走就走了？＂旁边一位大妈擦着眼泪说。

＂是啊，我家那口子得肺炎住院，是王师傅二话不说垫付的医药费，要不然，我家老头子早就不在了。＂另一位老太太抹着眼角。

我站在角落，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每个人都欠王建明的人情？我只知道他是个钳工，话不多，脸上总挂着笑，没想到背后做了这么多事。

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厂长王明德亲自主持。他声音沙哑，几次哽咽：＂王建明同志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更是我们的榜样。他为人正直，淳朴善良，默默无闻地帮助了许多人...＂

厂长讲到九一年厂里效益不好，要裁减一批青工时，王建明主动申请降薪百分之二十，好让几个年轻人保住工作。车间里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手相助，却从不留名。他自己却住在厂里分的四十平老房子里，冬天屋里冷得能看见哈气，从不添置新家具。

我心里一震，忽然想起去年冬天的一件事。刘师傅家房子漏雨，正发愁没钱修，突然收到五百块钱；李阿姨儿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也有人匿名资助了一千元。当时厂里都在猜是谁这么大方，却没人想到会是王建明——他家里条件也不见得多好啊。

＂王建明同志生前省吃俭用，可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厂长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把省下的钱都用来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只说了一句话：＇人活着，总得为别人做点事。＇＂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口上。我看看自己磨破边的衬衫袖口，再看看王建明遗像上那张朴实的脸，一种说不出的惭愧涌上心头。

正当我出神，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蹒跚走到灵前，身边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老人突然跪下：＂王师傅，我来看您了...没您，我孙子早就没命了...＂

全场寂静。老厂长连忙上前扶起老人，沉重地向大家解释：＂这位是郊区李家村的李大娘，五年前，她孙子得了白血病，医院说没救了。王建明知道后，一个月一次，把工资的一半都匀给了这孩子治病，从没间断过。多亏了他，孩子才挺过来了。＂

我望向那个男孩，他虽然瘦弱，但眼神清亮，充满了生机。他手里捧着一个纸折的千纸鹤，小心翼翼地放在王建明的遗像前，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他工资才多少啊...＂有人低声说。

＂三百二，比咱们多点，他是技术骨干。＂另一人回答。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个月我刚领了二百八的工资，孩子哭着要买新书包，我都舍不得。而王建明，把自己一半的血汗钱给了素不相识的孩子？拿出工资的一半去救人，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善良？

厂长话音刚落，又一位中年妇女站出来，声音哽咽：＂王师傅还资助了我弟弟上大学，三年学费都是他出的。我弟弟现在都在省城当医生了...＂

接着，更多的人站出来讲述王建明帮助过他们的事。有的是借钱应急，有的是出力帮忙，还有的是默默承担别人的责任。这些事情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才在众人口中得知丈夫的善举。

我站在角落，冷汗直冒。从前我总觉得王建明这人傻乎乎的，穿着打扮土里土气，说话也不太利索，原来他早已把自己有限的收入和无限的爱心，悄悄送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此时，王建明的妻子林淑芬擦干眼泪，颤抖着声音说：＂谢谢大家来送建明最后一程。他生前常说，人这辈子能帮就帮，没啥好计较的。我不知道他帮了这么多人，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好丈夫，好父亲...＂

她的话让我再次陷入沉思。我自认为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我的＂好＂只局限在自己的小家，而王建明的＂好＂却惠及了这么多人。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魂不守舍地回到家。张兰见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怎么了？看你这样子，像是丢了魂似的。＂

我把今天在殡仪馆的所见所闻讲给她听，说到动情处，鼻子发酸：＂咱们平时总觉得王建明老实巴交的，没想到人家活得这么有意义。我拿那两百块钱情何以堪啊！＂

张兰静静地听完，叹了口气：＂你也别太自责，咱家确实条件有限。＂

＂不是条件的问题。＂我摇摇头，＂是心胸的问题。王建明跟咱们挣的差不多，可人家却能帮助那么多人。＂

吃过晚饭，我独自一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脑海中全是王建明的影子。忽然想起什么，我起身走到柜子前，翻出去年过生日王建明送我的礼物——一个朴素的钢笔。当时我还嫌它便宜，随手塞进了抽屉，连句像样的谢谢都没说。

现在我拿起这支笔，在灯下仔细端详，发现笔身上刻着四个小字：＂厚德载物＂。我忽然明白，这是他用省下的钱买的，而他把更多的钱，给了那些更需要的人。

＂爸，你在看什么呢？＂小女儿小丽揉着眼睛走过来，好奇地问。

我把她抱在腿上，轻声说：＂爸爸在看一个好人送的礼物。＂

＂什么好人啊？＂

＂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他帮助了很多人，却从来不张扬。＂我摸摸女儿的头，＂爸爸以后也要做这样的人。＂

＂那我也要做个好人。＂小丽天真地说。

我鼻子一酸，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王建明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同事的逝世，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渺小与自私。

第二天是周日，我一大早就起床，对张兰说：＂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她正在灶台前忙活。

＂去趟王建明家。＂

张兰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去吧，带点东西去。＂

我骑车来到王建明家，他家住在厂区东边的老宿舍楼里，五楼，没电梯。楼道狭窄昏暗，墙皮剥落，显得破旧不堪。

敲开门，林淑芬红着眼睛请我进去。屋子很小，家具陈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放着王建明的遗像，前面摆着几束白花。

＂嫂子，节哀。＂我递过带来的慰问金，＂这是我和厂里几个同事又凑的一些心意，你收下吧。＂

林淑芬看了看信封，摇摇头：＂不用了，昨天厂里已经给了抚恤金，够用了。＂

＂这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坚持道，眼眶发热，＂昨天听了那么多王师傅的事迹，我... 我惭愧啊。＂

林淑芬终于接过信封，眼泪又流了下来：＂建明生前常说你是个实在人，就是太为家里操心，把心思都用在自己家人身上了。他说人不能只顾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心里一震：＂他还这么评价我呢？＂

＂是啊，他挺欣赏你的手艺，说你是厂里技术最好的车工之一。＂林淑芬擦擦眼泪，＂他说人各有所长，你是技术好，他就是闲不住，喜欢帮人。＂

听着林淑芬的话，我的心情复杂极了。原来王建明不仅帮助别人，还在背后肯定我，而我却连正眼看他都很少。

告别前，林淑芬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这是建明的日记，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让我把这个给你。＂

我惊讶地接过来：＂为什么给我？＂

＂他说你是个好人，只是还没找到人生的方向。或许他的一些想法能对你有帮助。＂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王建明的日记。本子很旧了，泛黄的纸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些地方还沾有油渍，应该是他下班后随手记的。

日记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记录的都是些小事：借钱给谁家孩子上学，帮谁修理了家电，替谁顶班加了夜班...还有他对生活的一些感悟：

＂今天看到街头一个老人摔倒，几个年轻人马上去扶。人心都是好的，只是有时候需要有人带头。＂

＂厂里要裁员了，小李他们几个年轻人怎么办？他们刚结婚，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申请减薪，希望能保住他们的工作。钱少点没关系，良心过得去就行。＂

＂今天帮李大娘家孙子交了医药费。医生说再坚持治疗，孩子还有希望。这钱花得值！一条生命啊，比什么都重要。＂

读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王建明用他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与大爱。而我，却把大半辈子都活在了自己的小世界里，从未想过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中浮现的是王建明穿着褪色工装，骑着破旧自行车的背影。我一直以为自己活得明白，精明能干，可直到今天才知道，人生的价值不在钱财多寡，而在于那些无声的善良与奉献。

第二天上班，我主动去找了李主任：＂主任，我想加入厂里的帮困基金会，每月捐出工资的十分之一。＂

李主任惊讶地看着我：＂老周，你这是...？＂

＂我想通了，＂我坚定地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先是资助了车间扫地大爷的孙女上学，又帮邻居修缮了漏雨的房顶。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王建明在某处微笑着看着我。

张兰起初不理解我的转变，但当我把王建明的日记给她看后，她也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不再为一己私利斤斤计较，而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人。

令我意外的是，当我开始关心他人时，生活反而变得更加充实。厂里的同事都说我变了，变得更开朗、更热心了。就连女儿小丽也察觉到了变化，有一天她对我说：＂爸爸，我喜欢现在的你，总是笑呵呵的。＂

一晃三年过去了。九五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王建明当年资助的那个白血病男孩，现在已经上初中了。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感恩活动，要当众感谢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可我没帮过你啊。＂我疑惑地说。

＂叔叔，王伯伯不在了，您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想请您代表他来。＂男孩诚恳地说。

活动那天，当我坐在台下，听着男孩讲述王建明如何帮助他战胜病魔的故事时，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台上的男孩健康阳光，充满朝气，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个病入膏肓的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王伯伯愿意帮助我这个陌生人，＂男孩声音清亮，＂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因为有像他这样的人而变得更美好。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掌声如雷，我坐在角落，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王建明曾经给我的那支笔上＂厚德载物＂的含义——厚重的德行才能承载这个世界。

回家的路上，我仿佛看到王建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前方等我，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我知道，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和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心中。

那两百元钱的份子，是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资＂，它换来的不是名声，而是一生的醒悟。人活一世，能在别人心中留下一盏灯，便是最大的成功。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