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青追忆：1973年，插队莫旗第一次扒火车回北京，才花了5块4毛
知青追忆：1973年，插队莫旗第一次扒火车回北京，才花了5块4毛
那是1973年深秋，莫旗的风已经带着刀子的锋利。
早上起来，水桶里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掰开冰壳儿洗脸，手指头都快冻僵了。
我叫张卫国，是北京知青，已经在大兴安岭插队两年多。
刚下乡那会儿，心里多少还有些不服气，总觉得自己是北京户口，又是高中毕业生，凭啥要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可日子一长，也就认命了。
当时知青点住着六个人，我、刘铁生、王淑华，还有三个年龄小点儿的，住在一个破败的草房里。
一到冬天，北风从四面八方的缝隙钻进来，睡觉时只能把被子蒙住头，只露出一个小口子呼吸。
那年冬天格外冷，生产队的老乡都说这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年。
打水的时候，水桶刚放下去，还没等提上来，桶沿儿就结了一圈儿冰碴子。
晚上睡觉，把脸盆里的水放在炕头，第二天早上却发现结成了冰坨子。
那天下午，铁生突然从公社回来，一进门就喊：＂卫国，卫国！有信！＂
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喊声，赶紧放下斧子。
心想，莫非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自从来到莫旗，家里的信总是少得可怜。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写信对他们来说是件费劲的事。
＂谁的信？＂我问。
＂你的！＂铁生笑着说，从破旧的军绿色挎包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你爹写的。＂
铁生是个头脑灵活的北京小子，家里是干部，但他为人仗义，从不摆架子。
我急忙接过信，手都有些抖。
信封已经被翻来覆去摸得起了毛边，一看就知道经过了好几道手。
那时候，知青的信得先到公社，再由人捎到各个队里，有时候一封信得走上半个月。
打开信，爹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硌着写的。
信上说，妈的腿伤越来越严重，医生说需要做手术，但得等半年。
家里希望我能回去看看。
看完信，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妈的腿是在厂里干活时伤的，那时候我正准备下乡。
她硬撑着没告诉我，怕影响我的情绪。
现在伤势加重，却还是那么轻描淡写。
这就是我妈，一辈子操劳，从来不肯给别人添麻烦。
＂怎么了？家里有事？＂铁生看我脸色不对，问道。
＂我妈病了，得回去一趟。＂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回北京？＂铁生瞪大了眼睛，＂现在回去，光车票就得二十多块钱吧？＂
二十多块钱，那可是我们两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啊。
知青每月补助十二块，全指着这点钱买酱油盐茶，有时候还得救济一下手头更紧的知青。
去年冬天，我们知青点的小林子因为省钱不肯买棉鞋，结果脚冻伤了，还是我和铁生凑钱给他买了双棉鞋，又把他送到卫生院。
＂我得想想办法。＂我低声说。
吃晚饭的时候，王淑华看我心事重重，问我怎么了。
淑华是东北姑娘，性格爽朗，做饭手艺一流，是知青点的＂大厨＂。
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二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给我：＂拿着，算我借你的。＂
我知道这五块钱是她好不容易攒下来准备买件新棉袄的。
＂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我推辞道。
＂哎呀，推什么推，咱们都是一个锅里舀食的，谁还没个难处？＂淑华把钱硬塞进我手里，＂等你回来再还我，反正那棉袄我还能再穿一年。＂
晚上，我和铁生点着煤油灯，计算着怎么才能省钱回北京。
大巴票太贵，硬卧更是想都不敢想。
＂要不……＂铁生凑过来，压低了声音，＂咱扒车吧？＂
＂扒车？＂我一惊，＂那不是＇逃票＇吗？被抓住可是要拘留的。＂
在那个年代，扒车被抓是要挨批评的，严重的还会被送回原籍，影响档案。
＂哎呀，你那么老实干啥？＂铁生撇撇嘴，＂咱们知青有几个不扒车的？昨天刚听公社的李大壮说，他去年回家就是扒车，从哈尔滨一直扒到北京，就花了三块多钱。＂
李大壮是公社的老知青，在这儿已经五年了，经验丰富，说的话大家都信。
我犹豫着。
扒车这事儿，在知青圈里不算新鲜。
谁家都困难，车票钱从哪来？
但我从小就被爹妈教育要遵纪守法，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这么多年连公交车都不敢逃票。
铁生看我犹豫，又说：＂再说了，咱们都是为了革命建设才来的农村，现在家里有困难，回去看看怎么了？领导知道了也不会说啥。＂
他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其实去年队里的老知青宋明就是扒车回上海的，回来后还在知青点讲了一通扒车经验，当时我只是听着玩，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用上。
＂要不这样，＂铁生眼睛一亮，＂咱们从这儿到齐齐哈尔买站台票，然后从齐齐哈尔扒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扒车到北京。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铁生说得轻松，但我知道这中间的艰难。
冬天的火车，那可是冷得要命。
我听老知青说过，有人扒车扒到手脚冻伤的。
＂你自己想吧，反正我明天也得回趟家，咱俩可以一起走。＂铁生拍拍我的肩膀，吹灭了煤油灯。
黑暗中，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着妈妈的腿，想着家里的情况，想着如果不回去，这心里得多难受。
忽然想起下乡前爹送我时说的话：＂卫国啊，爹就你这一个儿子，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在外头多保重。＂
当时我年轻气盛，只顾着跟同学们说笑，没把爹的话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心里酸涩难当。
思来想去，我下定决心：扒车就扒车，大不了被抓了罚点钱。
第二天一早，我和铁生收拾了简单的行李。
我只带了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和剩下的钱——一共四块八毛。
临走前，我从知青点的公共储蓄罐里又借了一块钱，打算等下次发补助再还上。
王淑华得知我们要走，特意从自己那点儿可怜的粮食里匀出一袋子炒面给我们，说：＂路上饿了就着凉水冲着吃，顶饿。＂
她还偷偷塞给我一小包红糖：＂给阿姨带去，女人月子里最需要红糖补身子。＂
我鼻子一酸，这些年在莫旗，虽然生活艰苦，但知青们之间的情谊却是真挚的。
在这茫茫的大兴安岭深处，我们这些天南海北来的年轻人，互相搀扶着、取暖着，成了一家人。
我们坐着生产队的拖拉机到了公社，又搭了顺风车到了旗里。
从旗里到齐齐哈尔的大巴要两块钱一个人，这已经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最高票价了。
大巴上挤满了人，有探亲的军人，有出差的干部，还有和我们一样的知青。
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味和烟味，但谁也不介意。
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像是冬天的窗花剪纸，美丽又冰冷。
一个老汉坐在我旁边，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茶水。
看我哆嗦着，他递过来说：＂小伙子，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我感激地接过来，喝了一口，是粗茶，但却暖到了心里。
＂上哪去啊？＂老汉问。
＂回北京。＂我回答。
＂哦，北京知青啊，＂老汉点点头，＂我儿子也是知青，在黑河那边，两年没回来了。＂
他的眼神里透着思念和心疼。
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妈妈的信里总是说＂一切都好＂，即使她的腿痛得厉害。
父母永远是这样，再苦再难也不愿让远方的孩子担心。
我和铁生挤在最后一排，包紧紧抱在怀里，生怕被人顺走。
铁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金丝烟，那是生产队队长送他的，他一直留着当宝贝。
现在他掰成两截，递给我一半：＂抽上，暖和。＂
我接过烟，笑着摇摇头：＂我不会。＂
铁生嘿嘿一笑：＂那我教你啊。＂
他给我演示了一遍，我学着吸了一口，立刻被呛得咳嗽起来，车上的人都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味道很呛，但确实有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暖到了肚子里。
到了齐齐哈尔已经是傍晚，北风呼啸，我的棉袄像纸一样薄。
火车站人山人海，大多是赶着回家的旅客和探亲的人。
站台票五分钱，我和铁生各买了一张，然后混在人群里进了站。
车站的候车室里人挤人，暖气倒是足，但空气浑浊，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汗味、烟味和口气的复杂气息。
＂等会儿1274次列车进站，那是去哈尔滨的，＂铁生低声说，＂咱们找个机会上去。＂
我心砰砰直跳，害怕又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好像脸上写着＂我要扒车＂几个大字。
终于，列车进站了，人潮如决堤的水一般涌向车门。
我和铁生挤在人群中，被推推搡搡地向前移动。
站台上的扩音器里传来广播声：＂请旅客们注意，1274次列车即将发车，请未购票的旅客不要强行上车，违者将依法处理。＂
那声音像是专门对我说的，我的心跳更快了。
＂准备，＂铁生在我耳边说，＂看准了就上。＂
车门口站着一个检票员，严肃地盯着每个上车的人。
我们站在旁边，装作等人的样子，实际上在找机会。
突然，一个扛着大包袱的农民与检票员发生了争执，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就这时候！＂铁生一把拉住我，趁乱钻进了车厢。
我们一口气跑过两节车厢，钻进了一个满是人的硬座车厢。
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站在过道上。
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扛着大包小包，还有人直接坐在地上。
我和铁生找了个角落，挤在一群回家的工人中间。
＂别紧张，＂铁生小声说，＂装作是乘客，一会儿查票的时候躲到厕所去。＂
火车启动了，缓缓离开站台。
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但仍然紧张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车窗外，齐齐哈尔的灯火渐渐远去，只剩下黑漆漆的旷野和偶尔闪过的小站灯光。
车厢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但也不算暖和。
邻座是个抱着小孩的妇女，孩子大约两三岁，正在吃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
孩子吃得专注，偶尔抬头好奇地看我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啃他的窝窝头。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天津姥姥家，也是坐着这样的火车，我也是这样被妈妈抱在怀里，啃着她给我准备的干粮。
那时候觉得坐火车是件新鲜事，现在却成了心头的负担。
果然，不一会儿，售票员拿着小夹子走了过来：＂查票了，查票了！＂
我和铁生赶紧挤向厕所，可厕所已经被好几个和我们一样的＂扒车客＂占据了。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躲到了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那里又冷又挤，风从缝隙中灌进来，冻得人直发抖。
＂得，算我们倒霉。＂铁生苦笑道。
连接处站着好几个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扒车客。
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都明白对方的处境，便自动凑到一起，背靠背地站着，这样能挡住一些风。
有个老大爷模样的人从怀里掏出一个搪瓷杯，里面是热水，递给我：＂小伙子，喝点热水暖暖。＂
我感激地接过来喝了一口，那热水顺着喉咙滑下去，给冰冷的身体带来一丝暖意。
老大爷说他是哈尔滨的退休工人，去齐齐哈尔看儿子，现在回家。
＂家里就指着那点退休金过日子，哪里买得起车票啊？＂他叹了口气，＂不过我这把年纪了，查票员看见了一般也不会为难我。＂
就这样，我们在车厢连接处躲了一路，每次听到售票员的声音就紧张得要命。
到了哈尔滨，已经是深夜。
我们悄悄下车，混在人群中出了站。
哈尔滨的寒风比莫旗还要刺骨，火车站广场上的积雪被人踩得又脏又硬。
我们在站外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一块钱，这是我们一天来的第一顿正经饭。
烧饼又硬又凉，但咬在嘴里却异常香甜。
＂北京的车明天早上六点，＂铁生看着站牌说，＂咱们今晚就在站里对付一宿吧。＂
哈尔滨站比齐齐哈尔站大多了，人也多。
我们又买了站台票，躲在候车室的角落里。
候车室里挤满了人，有打盹的，有聊天的，还有像我们一样准备扒车的。
＂喂，老乡，也是扒车的吧？＂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凑过来，笑嘻嘻地问。
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大衣，脸被风吹得通红，但眼睛却格外有神。
我吓了一跳，赶紧否认：＂不是，不是，我们有票。＂
＂得了吧，看你那紧张样，一看就是新手。＂小伙子不以为然，＂我叫孙大志，黑龙江的知青，扒车扒了三年了，早成老手了。＂
孙大志这名字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充满了＂志向＂和＂抱负＂。
铁生来了兴趣：＂真的？那你有什么经验？＂
孙大志得意地说：＂经验可多了。首先，得认准车次，像去北京的1462次，那是最好扒的，因为人多检票员顾不过来。其次，得找准位置，厕所和车厢连接处是最基本的，但最高级的是躲在行李架上，那里检票员一般不会看。＂
他边说边比划，一副老江湖的样子。
＂还有啊，＂他压低声音，＂去北京的火车上，最后两节车厢是军人专用的，那里检票不严，装作是去找人的样子，能混上好一阵子。＂
我和铁生听得目瞪口呆。
＂你扒车扒了这么多次，就没被抓住过？＂我好奇地问。
孙大志嘿嘿一笑：＂怎么没有？去年从沈阳回哈尔滨，就被抓了个正着。那列车的列车长特别厉害，掏出小本子就要记我名字，说要通报知青办。＂
＂那后来呢？＂我紧张地问。
＂后来我就哭呗！＂孙大志一点不觉得丢人，＂我跟他说我爹得了重病，家里来信催我回去，可是买不起票。我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把那列车长都整不会了，最后他还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给我买盒饭。＂
铁生听了哈哈大笑：＂你可真行！＂
孙大志接着说：＂不过最重要的是胆子大，被抓住了也别怕，装可怜，说家里困难，最多罚你补票，很少有真送派出所的。＂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半块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掰成三份分给我们：＂饿了吧？垫垫肚子。＂
火车站的大钟指向凌晨三点，候车室里的人渐渐少了，大多数人都靠在座椅上睡着了。
寒冷和疲惫让我昏昏欲睡，但又怕错过了火车。
孙大志看出我的担忧，拍拍我的肩膀：＂放心睡吧，我盯着点，到时候叫你们。＂
我感激地点点头，靠在铁生肩上，很快就睡着了。
梦里，我回到了北京的家，妈妈正在灶台前做饭，看见我回来，笑着说：＂卫国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卫国，卫国，醒醒，该走了！＂有人在推我。
我猛地惊醒，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孙大志正站在我面前。
＂快走，1462次要进站了！＂他催促道。
我们迅速收拾好东西，跟着人流向站台走去。
这次有了孙大志的带领，我们轻松地混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这次我们学聪明了，跟着孙大志躲在了行李架上，那里虽然又挤又闷，但确实很安全。
行李架上已经放了不少包裹，我们小心地挪出一点空间，蜷缩在里面。
架子硌得人生疼，但比起站在连接处挨冻，这里简直是天堂。
火车开动了，我们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孙大志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掰成三份分给我们：＂填填肚子吧，还有二十多个小时呢。＂
那玉米饼子硬得像石头，但嚼在嘴里却有一股甜味。
不知道是因为真的饿了，还是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
我接过饼子，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这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太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为了省下那点车票钱，宁愿冒着被抓的风险，受这份罪。
＂诶，孙大志，＂铁生小声问，＂你扒车这么多次，最难忘的是哪一次？＂
孙大志想了想，说：＂去年冬天，从牡丹江回哈尔滨。那天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五个小时，车站里挤满了人，冷得不行。我实在受不了，就跑到站外一个小饭馆里。＂
＂结果呢？＂我问。
＂结果火车突然来了，我一听就往站里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检票的人把我拦在外面。＂孙大志叹了口气，＂那天晚上，我就睡在站外的长椅上，差点冻死。＂
说着，他伸出左手，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小拇指有些不自然的弯曲。
＂冻伤的？＂铁生问。
孙大志点点头：＂还算轻的，有的知青冻掉了脚趾头呢。＂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缩了缩脚趾。
寒冷的冬天，没有暖气的火车，一个年轻人因为买不起二十多块钱的车票，冒着严寒扒车，最后冻伤了手指。
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啊。
火车呼啸着向南方驶去，窗外的风景从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原变成了松嫩平原的广袤田野，再变成华北平原的村庄和城镇。
我们三个轮流在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躲藏，互相打掩护。
到了晚上，车厢里的灯暗了下来，大多数乘客都睡着了。
我们终于可以下来活动一下僵硬的四肢。
孙大志带我们到了餐车附近，那里灯光昏暗，乘务员都在休息。
我们靠在墙边，小声聊天。
＂你们为啥回北京？＂孙大志问。
我把妈妈生病的事告诉了他。
＂唉，都不容易啊，＂孙大志叹了口气，＂我这次回家是因为我爹去世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却藏着无法掩饰的悲伤。
听到这话，我和铁生都沉默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少人和亲人分离，多少人无法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陪在身边。
＂我还记得下乡那天，我爹送我到火车站，＂孙大志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大志啊，爹送不了你一辈子，你得自己坚强。＇当时我不懂，现在想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工人，送我下乡那天，也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去吧，好好干。＂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包含了多少期望和不舍。
我们这代人，似乎从小就被教育要坚强，要为国家分忧，要把个人的苦难和眼泪咽进肚子里。
＂你妈病了，得赶紧回去看看，＂孙大志对我说，＂咱们这些当子女的，欠父母的太多了。＂
列车在夜色中前行，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就像是时光的节拍器，一下一下敲打着我们的心。
窗外是无边的黑暗，偶尔闪过远处的灯光，像是漂浮在黑暗中的萤火虫。
我抬头看向窗外，忽然想起了莫旗的夜晚。
那里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夜空中的星星多得让人惊叹。
有时候，我和铁生会躺在知青点外的草地上，数着星星，聊着未来。
＂等咱们回城了，一定要找个好工作，＂铁生曾这么说，＂然后买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娶个漂亮媳妇。＂
那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仿佛未来就是这么简单美好。
可现在，未来却像窗外的黑暗一样，看不清也摸不着。
第二天傍晚，列车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我们悄悄地混在人群中下了车，躲过了出站口的检票。
＂到了，＂孙大志拍拍我的肩膀，＂回家吧，好好照顾你妈。＂
他的眼里有着羡慕，也有着祝福。
我知道，他回哈尔滨已经没有爹可以见了，而我却还有机会见到我的妈妈。
这让我既庆幸又愧疚。
我掏出口袋里的钱，一共还剩下四毛六分。
算上之前的支出，这一路总共花了五块四毛。
五块四毛，就从莫旗到了北京，简直不可思议。
出了火车站，迎面是熟悉的北京城，高大的建筑，宽阔的马路，来往的人群。
北京的冬天虽然也冷，但比起莫旗，简直就是春天。
两年多没回来，北京变了，我也变了。
我和铁生、孙大志在站前道别，约好有机会再见。
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迫不及待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那么多公交线路，从火车站到我家得走好几站地。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一路小跑着，生怕晚一秒见到妈妈。
路上遇到了几个老邻居，他们惊讶地看着我，有人热情地打招呼：＂卫国回来了？长高了不少！＂
还有人关切地问：＂回来看看爹妈？听说你妈腿不好，可要多陪陪她。＂
我点点头，心里更加着急。
终于，我走到了那个熟悉的四合院门口。
院子里还是那棵老槐树，只是叶子都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风中摇晃。
回到家门口，我停住了脚步。
推开这扇门，我就要面对妈妈的病痛，面对家里的困难，面对短暂团聚后又将到来的离别。
我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
门开了，是爹。
他愣了一下，然后眼睛迅速湿润了：＂回来了？＂
简简单单三个字，却让我鼻子一酸。
爹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他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蓝色工装，手上还带着机油的痕迹，显然刚从厂里回来。
＂嗯，回来了。＂我低声回答。
爹侧身让我进屋，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问：＂你这是请假回来的？生产队知道吗？＂
这就是我爹，永远把规矩放在第一位。
＂知道，知道，＂我赶紧点头，＂队长给我批了假。＂
这是实话，只是没说我是怎么回来的。
屋里很暖和，土炉子烧得正旺。
妈妈坐在炕上，正在补一件旧棉袄。
看到我进来，她愣了一下，然后激动地想要下地，但腿一动就疼得皱起了眉头。
＂妈，别动！＂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炕前，抱住了妈妈。
妈妈的身体比我记忆中瘦了许多，抱在怀里就像一捆干柴。
她拍着我的背，声音有些颤抖：＂好孩子，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我看到妈妈的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旁边放着药瓶和纱布。
＂疼吗？＂我轻声问。
＂不疼，＂妈妈笑着说，＂早就好多了。＂
但我注意到她说话时紧咬的嘴唇，知道她是在硬撑。
爹在一旁解释：＂医生说是骨头出了问题，得做手术，但现在医院排队的人多，得等半年。＂
＂半年？＂我急了，＂那怎么行？万一耽误了病情怎么办？＂
爹叹了口气：＂没办法，现在医院就这条件。＂
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没事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病，等等也无妨。你在农村还习惯吗？吃得好不好？＂
总是这样，无论她多么痛苦，第一句话永远是关心我。
我突然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泪来。
为了掩饰情绪，我打开包，拿出了王淑华给的红糖：＂这是知青点的淑华姐给您的，说是补身子用的。＂
妈妈接过红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好孩子，在外面还有人照顾你。＂
后来的日子，我陪着妈妈去医院做检查，陪着她聊天解闷，帮着爹做家务。
我发现家里比我走时更拮据了，冰箱里只有几个萝卜和白菜，肉类只在角落里看到一小块猪油。
问起来，爹只说：＂日子过得去就行，别人不也这样。＂
我这才知道，妈妈生病后，医药费花了不少，爹还借了邻居的钱。
为了省钱，他们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妈妈陪嫁的那只金手镯也当了。
这些事，他们在信里一个字都没提。
十五天的假期过得飞快，很快又到了返程的日子。
临走那天，妈妈给我包了几个馒头，塞了二十块钱在我手里：＂这次坐硬座回去，别再扒车了，多危险啊。＂
我一愣：＂您怎么知道？＂
妈妈笑了：＂看你回来时那一身脏兮兮的样子，又不肯说花了多少车票钱，还能是怎么回来的？傻孩子，你以为妈不知道？＂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理解。
我低下头，有些惭愧。
＂别难过，＂妈妈拍拍我的手，＂妈知道你是为了省钱。可妈宁愿你多花点钱，也不愿你受那份罪，担那份险。＂
她的手粗糙而温暖，那是多年操劳留下的痕迹。
＂我们当父母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平平安安的，＂妈妈继续说，＂你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和你爹操心。＂
爹在一旁补充：＂要是生产队的活太累，就跟队长说，别硬撑。年轻人嘛，身体要紧。＂
这是他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以前他总教育我要吃苦耐劳，要不怕困难。
现在我明白了，那不过是他的一种保护方式，希望我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
而骨子里，他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
就这样，我带着妈妈的嘱托和二十块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这一次，我买了硬座票，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
车窗外，北京的冬日阳光渐渐远去，前方是漫长的归途和未知的命运。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人，他好奇地问我：＂小伙子，上哪去？＂
＂大兴安岭，插队。＂我回答。
老人点点头：＂好啊，年轻人到农村去锻炼锻炼，这是好事。我孙子也是知青，在内蒙古。＂
我笑了笑，没有多说。
心里却在想，不知道铁生回家怎么样了，不知道孙大志见到他妈妈会是什么心情，不知道王淑华有没有攒够钱买新棉袄。
这一代知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苦难，但我们都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坚强。
回到莫旗的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
知青点的房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像是一个白色的蘑菇。
王淑华看到我回来，高兴地迎了出来：＂卫国回来了！快进屋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屋里，炉子烧得正旺，铁生已经坐在那里喝酒，看到我进来，举起杯子：＂哟，咱们的＇扒车英雄＇回来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是1973年的冬天，我十九岁，第一次扒火车从莫旗回北京，只花了五块四毛钱。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艰辛早已化作笑谈，但每每想起那次扒车经历，想起冰冷的行李架，想起与陌生人分享的硬邦邦的饼子，想起妈妈眼中的心疼，我的心里依然会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
那是青春的苦涩，也是青春的甜蜜；那是时代的无奈，也是时代的烙印。
如今，高铁飞驰，一切都变得便捷而舒适，年轻人再也不用为了省下那二十几块钱而冒险扒车了。
我常常会想起孙大志说的那句话：＂咱们这些当子女的，欠父母的太多了。＂
是啊，我们欠父母的，欠那个时代的，或许永远都还不清。
因为那是血脉相连的牵挂，那是历史车轮下的印记，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和伤痛。
有时候，当我站在高铁站的站台上，看着匆匆而过的年轻人，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些孩子们可曾想过，他们的父辈曾经如何跋山涉水，如何忍饥挨饿，如何用青春和汗水，铺就了他们今天平坦的道路？
来源：笑看红尘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