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置于庞大的帝国背景之中，班汉杰的案子着实不值一提。两年之前，他曾向湖广总督、巡抚控诉，称自己于河南从事贸易时，遭以陈四为首的流动杂技团体打劫，财物与衣物被抢。地方审理后，判定陈四并未抢劫班汉杰。班汉杰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满，前往京城叩阍。
来自山东曹县的班汉杰，成功吸引了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注意。
1711年二月，也就是康熙五十年，在康熙外出巡视的时候，他两次拦下皇帝的车驾，进行叩阍以告御状。
置于庞大的帝国背景之中，班汉杰的案子着实不值一提。两年之前，他曾向湖广总督、巡抚控诉，称自己于河南从事贸易时，遭以陈四为首的流动杂技团体打劫，财物与衣物被抢。地方审理后，判定陈四并未抢劫班汉杰。班汉杰对这一判决结果不满，前往京城叩阍。
康熙并未放过这桩微小的案件。
知晓案件的具体情况后，他满脸忧虑地责令刑部重新审理此案。
重审得出的结果为，陈四因“结党抢夺”之罪被判处斩立决，其杂技班子里有七十多人被流放到黑龙江，成为披甲人的奴仆。原湖广总督、巡抚，云贵总督、陕西巡抚等多位封疆大吏，因“纵容事态蔓延”“失职”等罪名，被降职查办。
一桩微不足道的抢劫案子，究竟为何最终会致使一人被处以死刑，数十人被流放，还让多位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呢？
这么说来，只是由于这桩案子触碰到了康熙内心的噩梦。
康熙于要求刑部重新审理的批示里提及：
随后，那个他最为避讳的人名，于他的文字当中显现了。
往昔曾有伪朱三太子之事，众人皆知，部分富豪大户还将其迎到家中，好酒好菜款待，这类事情朕皆清楚。
康熙就班汉杰、陈四的案子大做文章，要求刑部从严判决，这并非是要为遭洗劫的商民讨回公道，而是1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还骑着骡马、拿着刀枪跨越边界远行，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背后可能潜藏着一股谋反势力——就像数十年来帝国内部频繁出现的“朱三太子案”一样？
他执掌皇位长达五十年，长久以来都饱受“朱三太子”这一噩梦的困扰。
依据《明史》所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总共育有7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朱慈烺，次子怀隐王朱慈烜，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五子悼灵王朱慈焕，六子悼怀王，还有皇七子。
这份名单与排行和其他史书的记录存在差异。在部分别的史书中，第三子定王名叫朱慈灿，第四子永王名叫朱慈焕。
尽管身为乱世里的末代皇子，然而史书对他们的记述却如此敷衍了事、自相矛盾，甚至连名字都没写明白，这里面必定存在隐情。要晓得，历史的撰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当权者想向世人传达什么，又想隐瞒什么，都会在其把控的史书中有所呈现。
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录里，朱慈焕到底是崇祯的第四子，还是早夭的第五子，关乎康熙年间一起谋反案的定罪事宜，所以对他身份的判定格外关键。清朝官方编纂的史书《明史》将朱慈焕记载为第五子，看似是无心之为，实则别有深意。我会在后续具体解读这一问题。
不管是官方编纂还是私人编纂的史书，都一致表明，崇祯的七个儿子里，次子、五子、六子和七子都早早夭折。在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紫禁城的前一晚，崇祯身旁仅剩下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朱慈灿）、四子朱慈炤（朱慈焕）。
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九号，崇祯在煤山自缢之前，把三个儿子召来，让他们换上旧衣服，接着言辞恳切地说道：“你们如今是太子，等城被攻破，就跟普通百姓没两样了，各自想办法逃命去吧。”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又开口说道：“倘若能够圆满达成，便回来为父母报仇雪恨。”
三位皇子经过乔装改扮后，被送出了皇宫，此后他们的去向，外人很难知晓。
据传，护送的太监为了邀功，把三位皇子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将这三位皇子视为收拢人心的关键筹码，于是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另外两位皇子也被封为公爵。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自率军征讨吴三桂，还把吴三桂的父亲和三位皇子带在军中，想用他们作为人质胁迫吴三桂，然而并未达成目的。
在山海关大战里，李自成所率的大顺军遭遇惨败，自北京撤离后向西行进。在此期间，三位皇子被大顺军带着一同撤退，之后便下落不明。
数月之后，在北京城，有个潦倒的少年敲响了明朝末代国丈周奎府邸的大门。
崇祯帝的长女长平公主，彼时正在外祖父周奎家中，和少年碰面后，以手掩面哭泣起来。据史书记载，周奎还向少年“跪地进献酒食”。他坚信这个少年就是自己的外孙、太子朱慈烺。
然而没过多久，周奎宣称这个太子是冒牌货，随后向帝国新的统治者——清廷摄政王多尔衮做了汇报。
多尔衮下旨鉴别太子的真伪，召集了明朝贵妃袁氏以及一群东宫太监来辨认，他们皆称这个太子是冒牌的。然而，有几个内监坚称太子是真的，最终这些说太子是真的人都被处决了。御史赵开心在奏疏里讲了句“太子要是还在，那是明朝的福气”，被清廷视作对前朝的怀念之情的体现，险些被处死。
在屠戮了一批人之后，众人皆认定太子乃冒牌之身。
接着，那个被清朝廷判定为“假太子”的人被执行了斩首之刑。
案件审理期间，摄政王多尔衮对外宣称：“若有人举报真太子，太子定会受到优待。举报之人也会获丰厚赏赐。”然而，事实却是，指认太子为真的人皆受惩处，指认太子为假的人皆得奖赏。
太子的外公周奎的态度在前后出现了转变，这一情况十分可疑。当代历史学家何修龄查阅顺治元年清廷的赏赐记载后发现，明朝投降清廷的外戚数量众多，然而唯有周奎获得了“缎百匹、银百两”的丰厚赏赐，由此推断，唯一的可能性是周奎在出卖、举报以及指认“伪太子”这一案件中建立了功劳。
多数后世史学家都觉得，这桩案子里的太子实际上是真的。知名明清史专家孟森经论证表明，这桩案子里被处决的那个所谓“假太子”，实际上就是真太子，而被叫来指认太子是假的袁贵妃，反倒才是冒充的。
在明清政权交替的时期，虚实之态化作了一种关键的斗争手段。
在北京的“太子案”刚平息不久，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又出现了一个宣称自己是朱慈烺的太子。
弘光帝朱由崧得知消息后极为惶恐，向辅佐自己的马士英说道：“朕该如何自处？爱卿们仔细核查辨别。”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倘若此人真为太子朱慈烺，那朕哪还有资格坐拥这皇位？
马士英心照不宣，即刻召集了一群人去鉴别少年的真假。
传闻那少年行为张狂傲慢，众人皆不敢轻易作出判断。最终，被激怒的大学士王铎说了个“假”字，随后甩袖离开。于是，马士英等人做出决定，一致判定此人是“伪太子”。
在后续的审讯里，这名少年供认，自己真实姓名叫王之明，是万历年间一位驸马的侄孙，在乱世之际突发念头，妄图假冒太子身份来谋取富贵。
朱由崧长舒了一口气，急忙让人把审讯记录向全国公布，以澄清事实。
无奈之下，一旦人们认为某件事背后存在政治阴谋，对于其真伪的判定便丧失了权威性与说服力。虽说弘光朝宣称这是个“伪太子”，但反对者同样能够站出来表示，朱由崧为保住自身帝位，故意将真的说成假的。
彼时，在武昌手握重兵、独霸一方的左良玉以救护太子为由，扯起“清君侧”的大旗，发兵欲攻入南京。马士英把原本部署在东线抵御清军的军队调往西边，去对付左良玉。这场要命的内部争斗迅速让弘光朝这个短暂的小朝廷走向终结。南下的清军趁着东线防守空虚，轻轻松松渡过长江，攻破了南京。
因为“南太子案”引发了弘光朝的内讧，彼时有些史学家提出，名为王之明的“伪太子”实际上是清廷派出的间谍，目的是“蛊惑人心”，使南明政权“同室操戈”。然而，这种说法难以得到证实。
颇具趣味的是，清军攻克南京城之后，主帅多铎让人把囚禁在监狱里的王之明放了出来，以恭敬的态度迎接他，还请他入座，接着对南明的降臣讲道：“这才是真正的太子。”
当下这个时候，多铎在南京城里是老大。要是他说太子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没人有胆量去质疑和反对。
据传，多铎把朱由崧挑选的妃子赏赐给了被称作“真太子”的王之明。
就像我之前提及的，太子的真伪，完全取决于政治斗争的需求。多铎觉得，扶持一个“真太子”能够让新归附的江南地区保持安定，于是便认定王之明就是太子朱慈烺。待江南的秩序稳定之后，这个“真太子”便被冷落了。
最终，清廷还是以冒充前朝太子的罪名，匆忙把他处决了。
南、北两桩“太子案”结束后，历史里再没了太子朱慈烺的任何讯息。然而，崇祯余下的两位皇子——三皇子与四皇子，特别是三皇子，开始像影子般不断在反清复明的舞台上现身。
这便是那被称作“朱三太子”的人物——在清朝入关后的七八十年里，他堪称最为神秘的政治对手。
据非精确统计，从顺治到雍正中期，帝国内部以“朱三太子”的名义发起起义、策划谋反或实施诈骗的事件，起码有20起。其中规模较大的几起，均出现在康熙朝，这也是康熙对陈四这类群体流民极为敏感且反感的缘由，说不定这又是一场“朱三太子”式的叛乱。康熙对“朱三太子”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曾提及，在他执政期间，“假称朱三的匪类为数众多”。
随着明朝灭亡的时间愈发久远，民间对于崇祯之子的排行顺序以及名号的记忆也越发模糊。那些起事的人自称是“朱三太子”，有时所说的是皇三子，但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是皇四子。他们给“朱三太子”安上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都叫朱慈×，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有的叫朱慈璊，有的叫朱慈英，相对靠谱些的，叫朱慈炯、朱慈焯、朱慈焕、朱慈焞等等，这些至少清楚明朝皇室子孙取名都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偏旁，崇祯的儿子轮到用“火”字旁。
1656年，也就是顺治十三年，直隶真定冒出一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宣称自己名叫朱慈焞。此“朱三太子”企图发动起义反抗清朝统治，先是借助庙会来筹集资金，让香客依据未来明朝复兴后所能获得的官职，捐献对应数额的香火钱。结果，有两个捐了未来七品县令的人，因争抢道路发生激烈冲突，将整个反清复明的宏大计划泄露给了官府。那个自称朱慈焞的“朱三太子”随后便被处死。
顺治年间，此类事件频发，不过和彼时的南明政权相比，这些“朱三太子事件”对清朝的影响较小。康熙登基后，除了台湾的郑氏集团依旧坚持抗清，清朝基本完成了对明朝原有疆土的全面掌控。在此之后，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进行反清复明的事件日益增多，影响也愈发显著。
1673年11月21日，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于云南举兵造反，宣称会在次年正月初一将朱三太子扶上皇位。
过了一个月，消息传到北京，汉人杨起隆假称自己是“朱三太子”，还召集了一千人左右的八旗汉人奴仆组成起义队伍。起义的人自称为“中兴官兵”，建立了“广德”年号，以头上裹着白布、身上系着红带作为标识，约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天的时候在“京城内外放火发动起义”。由于消息泄露，杨起隆提前一天匆忙发动了起义。
康熙得知在京城发生的“朱三太子事件”后，大为震惊，随即下令关闭京城九座城门，对起义者展开缉拿。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捕获的贼人众多，以至于找不到足够的地方斩首，只能用车载着他们出九门处决，尸体堆积如山，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天。”
杨起隆在之后成为了仅次于三藩之乱首领的重点通缉对象，康熙始终紧盯着对他的追捕。大概过了七年，陕西汉中抓到了一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还宣称自己就是杨起隆。然而康熙判定，这个人既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杨起隆，不过是杨起隆起义队伍里的一个逃犯，后来冒用名号造反罢了。又过了两年，康熙仍不忘提醒朝廷官员，不要忘了缉拿杨起隆这件事。由此可见，这个冒牌的“朱三太子”给康熙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
在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来自福建漳州的蔡寅对外宣称自己是“朱三太子”，并且组建了一支名为“白头军”的队伍来反抗清朝统治。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军于湖南新化县的一座寺庙里擒获了一名宣称自己是“明朝太子朱慈灿”的人。据其讲述，他曾跟随李自成的败军离开京城，而后在河南出家做了和尚，在江西、湖广一带漂泊了二十多年，后来因生病还俗。康熙针对此事特意询问了明朝的老太监，最终模棱两可地判定“大概率是假冒的”，并将此人处决。
康熙对接连不断、规模各异的“朱三太子事件”均极为关注，还亲自参与其中。或许真正的“朱三太子”始终未曾露面，却已在帝国统治者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散的阴影。
1708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有个或许是真正“朱三太子”的人遭到了逮捕。
事件的开端是浙江爆发的一场旨在反清复明的起义。张念一借“朱三太子”之名发起行动，设立了“大明天德”这一年号，宣称“朱三太子要恢复中原”。起义失败后，张念一被抓捕，清廷在审讯过程中得知，有个可能是真正“朱三太子”的人长期在江浙地区生活。就这样，一张缉捕的大网不动声色地撒开了。
大概过了两个月，山东巡抚上报，在辖区内抓获了“朱三太子”。被抓之后，“朱三太子”交代，他已更名为王士元，“原本姓朱，是明朝皇室后裔，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名叫慈焕，我的二哥哥很早就去世了，我和三哥哥年纪相同，从十岁起就离开了”。
依据他的供认，那一年，李自成所率的大顺军在北京战败撤离后，朱慈焕漂泊到了安徽凤阳，偶然碰到一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便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姓给事中收养了他，还给他改名为王士元，让他跟着自家子弟一同读书。朱慈焕十九岁时，王家突然遭遇变故，他再次流落于江湖。几年之后，他娶了一位胡姓女子为妻，在浙江余姚安了家，在家里开办私塾，大家都称他为“王老先生”。
朱慈焕曾向挚友透露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这消息便传播开来。张念一等人知悉后，便拥护这位“朱三太子”开展反清行动，这使朱慈焕惊恐不已，自起义开端就东躲西藏。在此期间，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人因遭官府通缉而自缢，三个儿子也被抓捕。他本人被捕后供称：“我从未有过非分之念。碰到那些肆意妄为之人，我只能躲避，因劝不了他们，所以逃到山东，仅仅是勉强维持生存罢了。”
在康熙的指示下，清廷将对这个“朱三太子”的审讯规格设置得极高。朱慈焕及其祖孙三代共七人被押送至京城，接受九卿会审。
那时，朱慈焕已然75岁高龄，他向主审官员说道：“我如今已75岁，气血衰败，头发全白，要是真有谋反之心，为何不在三藩叛乱的时候行动，反而要在天下太平的时候造反呢？况且，真正谋反之人，必然会占据城池，囤积粮草，招募兵马，打造兵器，我可曾有过这些举动？”
刑部判定他并未参与谋反一事，然而却给出结论称：“朱某虽说没有谋反的实际行为，可并非没有谋反的心思。”
然而，最终是否定罪，跟是否谋反并无关联。
经过几位大学士联合审讯后，张廷玉负责结案并上奏称：“王士元自称是崇祯皇帝的第四子，但经查明，崇祯第四子早在崇祯十四年就已离世。此外，遵照旨意传唤明代的老太监来辨认，他们都表示不认识王士元。由此可见，王士元显然是假冒的，他和他的儿子都应被处以凌迟之刑。”
康熙想让朱慈焕命丧黄泉，手下人自然清楚该如何行事——给其扣上假冒前朝皇子的罪名，如此一来，既能让清廷避免落得冷酷无情的骂名，又能悄无声息地铲除不论真假的帝国潜在威胁。就像孟森所言：“若认定是前朝皇子则构不成罪名，一定要让其以假冒之罪论处。”实际上，要是真的前朝皇子，依据清廷所宣称的政策还得给予优待，根本无罪，所以必须咬定他是假冒前朝皇子，这样方可将其定罪。
如此一来，七十五岁的朱慈焕遭受凌迟之刑而死，他的子孙后代同样遇害。整个家族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
之后，在清廷编纂《明史》期间，为了隐瞒被杀害的朱慈焕的真实身份，他们在崇祯几位皇子的排行和名号上耍了手段。朱慈焕自己交代是崇祯的第四个儿子，然而《明史》里却记录崇祯的第四子是朱慈炤，第五子才是朱慈焕。鉴于崇祯第五子早早夭折这一情况人尽皆知，清廷便能借此撇清杀害朱慈焕的嫌疑，进而认定康熙四十七年被凌迟处死的这个“朱慈焕”是个冒牌货。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历史的书写本身代表着一种权力，它既能掩盖某些事实，也能编造出另外一些事实。
简而言之，康熙四十七年朱慈焕离世，这是清朝入关以后“朱三太子”最为接近真实身份的一次出现。在此之后，民间依旧把“朱三太子”当作反清复明的标志，然而全都是借其名号罢了。
1644年，清廷进入关内，向明朝的臣民宣称：“正义之师是来为你们报君主和父亲之仇的。”意思是他们是来替明朝报仇的，当时明朝和清朝共同的敌人是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这一口号极具迷惑性，起初很受明朝臣民的认同，就连南明弘光朝廷都曾打算与清军联合起来攻打农民军。
和“为明朝报仇的说法”相呼应的是，清政府多次声称对明朝皇室的后裔以礼相待并给予优厚待遇。这是合乎情理的，你仔细想想，总不能说我要为你报仇，结果却把你整个家族都灭了，要是这样，那野心就完全暴露了，又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
顺治于即位诏书里宣称，若明朝宗室贵族率先投诚、及早归顺且前往京城朝见，便依旧给予俸禄供养，只要归降于己，其待遇不变，与在明朝时相同。清军攻占南京后，再度声明“对待明朝皇室后裔，向来优厚”。
在南巡之际，康熙也曾亲赴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祭拜。他看到陵寝损毁程度颇高，且无专人看守，于是表明态度：“朕打算寻访明代后裔，授予其职衔，让他们世代负责祭祀之事。”
实际上，因明朝推行同姓贵族分封制度，皇室成员数量庞大，并且在各地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南明的各个政权皆是拥戴不同宗室成员而建立的。故而，清廷十分忌惮明朝宗室势力，表面声称要给予优待，寻访其后裔供奉起来，暗地里却针对那些有实力、有身份且可能对其统治造成威胁的明朝皇室成员，实施了斩草除根的举措。
如何悄无声息地将问题彻底解决，这可是一门技术。
康熙在拜祭明孝陵结束后，吩咐当地去寻觅明代后裔，地方官员最后以“即便经过查访，也难以确定实情”——也就是找过了，但明代后裔的身份没办法核实——而停止此事。这是个不会产生危害的说法，既保全了皇帝的颜面，又不会真的找个明代后裔供奉起来，使其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标志。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清廷会以“假冒”的罪名，把那些真假难辨的明代宗室成员统统处死。
一旦真身现身，依据清廷所宣称的政策，不但不能加以伤害，还需以礼相待、给予优待。这是清廷所不愿面对的结局。所以，无论真假，统统判定为假，这样便有了名正言顺杀害的理由，可一了百了。这便是清廷的算计。前文提及的所有“明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均被清廷公开判定为“伪太子”“伪朱三太子”并予以处死，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多铎攻克南京后，曾一度出于政治需求宣称南京的王之明是“真太子”，然而不久后，“真太子”进京复审，又被重新认定为“伪太子”，旋即被仓促处死。
清廷不仅以“打假”为由对各类名号的末代皇子进行处理，还打着“打假”的旗号杀害明朝宗室。
明代永安王宗室朱华塘，获封镇国将军。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多铎率领军队逼近江南，朱华塘投降之后，带着清廷的一份恩诏前往湖广进行招抚。他看到族中的宗室都已归顺，自己便前往九华山出家为僧。后来他外出化缘时，在江西九江被抓捕。那时朱华塘已是79岁的高龄，“年老多病、生命垂危”，然而清廷还是以“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把他处死。一个“诈”字表明，清廷认定这个朱华塘是冒名顶替之人，这和后来康熙时期处死朱慈焕的做法如出一辙。
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皇室成员朱应龙遁入道门，更名为王道真，他暗中召集英雄豪杰，秘密谋划“复兴旧朝”，后来在陕西平凉府被抓捕。被捕之后，朱应龙只是拱手作揖却不跪地，自我陈述身世时声称自己是“天启东宫太子”。尽管王道真对东宫太子的细节讲述得十分详尽，但清朝廷还是以“冒充天启东宫太子”的罪名把他处决了。
然而，问题随之出现了。
清政府自认为能用“假冒”这个理由从肉体层面清除明朝宗室里的敌对势力，却没料到，因为那些“真身”一直未得到认定，使得后续冒出来无数个“真身”。在清朝入关后的80年里，“朱三太子”不断出现，成了孟森所讲的社会上反清复明的一个“通用名号”。正是由于清政府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人是真正的“朱三太子”，民间才始终坚信真正的“朱三太子”仍在世。这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官府和民众都能从自身立场去解读，满足各自需求。
倘若清朝政府从起始便“将假作真”，确定某一个具体的人就是“朱三太子”，那么，即便真正的朱三太子出现了，他也很难证明自己的身份，“朱三太子”这一名号所具有的影响力想必会减弱不少，不至于让清朝遭受长达几十年的困扰。
尽管到了雍正中期之后，“朱三太子”便再无踪迹（倘若此时“朱三太子”还在世，那他已年近百岁，打着他的旗号行事，不符合人类寿命的常理），然而“朱三太子案”的后续影响，依旧在雍正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雍正在其所著的《大义觉迷录》里提到：“古往今来，不同姓氏的朝代更迭交替，前朝的皇室宗亲大多会选择臣服于新朝，或者隐姓埋名，隐居于乡野之间。但本朝却出现了诸多奸邪之徒，假借朱姓后人之名，蛊惑人心，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乾隆年间，一个名为朱洪英的虚构人物取代“朱三太子”逐渐声名鹊起，成为反清复明的标志性人物。在天地会的起源传说里，着重突出朱洪英欲复兴明朝这一要点，以此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认知。这也可算作“朱三太子”给乾隆留下的一场噩梦，终其一生，他同祖父和父亲一样，对各类可能出现的聚众谣言以及实际并不存在的妖术，都极为恐惧，定要彻查到底。
在所谓的盛世里，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帝王大肆推行文字狱，同样是受这种政治性梦魇的影响。
在大清存续的两百多年间，每一位帝王都始终笼罩在一种莫名的威胁之下，直至这个王朝走向覆灭。这究竟是历史遗留的阴魂作祟，还是权力滋生的内心魔障，已然难以分辨。
参考文献：
[清朝]张廷玉等人所著的《明史》，由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
赵尔巽等人所著《清史稿》，由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
孟森所著《明清史论著集刊》，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
[韩]李平秀所著《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收录于《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王成兰发表《从“陈四案”洞察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管控》于《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刘小萌所著《清代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与“明室宗裔”旗号》，发表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来源：婆娑的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