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说说这个被西方捧上天的“最古老书籍”。2023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学者特蕾莎·扎米特·卢皮在研究1902年埃及艾希贝赫遗址出土的文物时，发现了一张公元前260年的纸莎草纸碎片。这碎片原本是裹木乃伊的材料，上面写着啤酒和油的税率，还有个猎鹰头神荷鲁斯之子的图

西方吹捧的“最古老书籍”到底是啥？

先说说这个被西方捧上天的“最古老书籍”。2023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学者特蕾莎·扎米特·卢皮在研究1902年埃及艾希贝赫遗址出土的文物时，发现了一张公元前260年的纸莎草纸碎片。这碎片原本是裹木乃伊的材料，上面写着啤酒和油的税率，还有个猎鹰头神荷鲁斯之子的图案。特蕾莎一看，这纸上有装订痕迹，感觉像是从一本完整的书上撕下来的，于是大胆推测：这可能是托勒密埃及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会计师撕下来寄出去的，最后被拿来包木乃伊了。她觉得这东西跟现代书籍的装订形式很像，就宣称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把书籍历史往前推了400多年，直接追溯到公元前260年。

这发现一公布，西方考古界跟打了鸡血似的，立马把这事儿评为2023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杂志还专门发了文章吹捧（链接：World＇s Oldest Book - Archaeology Magazine）。特蕾莎说，以前公认的最早书籍是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的，现在她这个发现把时间线拉到公元前260年，简直是划时代的突破。

听着挺牛，对吧？但问题来了，这结论靠谱吗？她完全没提中国那些更早的书籍文物，这不摆明了是选择性失明吗？咱接下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发现，到底有多硬核。

中国那些被忽视的早期书籍

中国的考古成果要说起来，那可不是几片纸莎草纸能比的。从商朝的甲骨文到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哪一个不比公元前260年早？哪一个不是实打实的书籍雏形？咱一件件聊。

商朝（公元前1600-1046年）的甲骨文，绝对是中国最早的书写形式，主要用来占卜。河南安阳殷墟挖出来的甲骨有15万片，上面刻了5000多个不同字符（参考：Oracle bone script - Wikipedia）。这些甲骨不光是零散的碎片，有些边缘还有孔洞，用麻绳串起来，学者管这叫“龟册”，意思就是像书一样可以翻阅。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200-1050年，比那张埃及纸莎草纸早了整整1000年！

你说这算不算书？西方可能会说“形式不一样”，但记录知识、串联成册，这不就是书的本质吗？拿现代装订标准去套古代文物，本身就有点强行装高端。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挖出一座楚墓，里面有730枚竹简，写着1.3万字，包括《老子道德经》这样的哲学经典（参考：Guodian Chu Slips - Wikipedia）。墓葬时间是公元前300年左右，比埃及那张纸还早几十年。这些竹简用丝线串起来，像一本书一样，翻开就能读。战国时期的制书工艺已经这么成熟了，西方咋就视而不见呢？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堆帛书，总共28种文本，12万字，包括《周易》、《五十二病方》、《道德经》等等（参考：Mawangdui Silk Texts - Wikipedia）。墓葬时间是公元前168年。这些帛书是用丝绸写的，保存完好，内容涵盖哲学、医学、天文，简直就是汉代的百科全书。比起埃及那张税单碎片，这内容丰富得多吧？

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挖出3.7万枚秦代竹简，记录了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的行政和法律文书（参考：Liye Qin Slips - Wikipedia）。这些竹简数量多、内容详细，展现了秦朝的官僚体系和书籍制作水平。时间上跟埃及纸莎草纸差不多，但规模和系统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1155枚竹简，记录了公元前217年左右的法律和行政内容（参考：Shuihudi Qin bamboo texts - Wikipedia）。这些竹简也是用绳子串起来的，功能上跟书没啥区别。

从甲骨文到竹简再到帛书，中国这些文物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哪一个不比那张纸莎草纸有资格叫“书”？可西方学者愣是装没看见，硬要把自己那点发现吹成“最古老”，这不纯属自嗨吗？

为啥西方老爱忽视中国？

这事儿背后，其实是学术界的一个老毛病——文化偏见。西方考古学长期盯着地中海文明看，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地方的发现老被放大，而东方的成果就容易被边缘化。特蕾莎那张纸莎草纸一出，立马就被捧上天，可中国这些更早、更丰富的文物却很少被国际主流讨论。为什么？说白了，还是“书籍”定义的问题。

西方学者喜欢用现代的标准去看古代的东西，比如特蕾莎就强调“装订形式”。在她眼里，书就得是纸张、有缝线的那种，像竹简、甲骨这种串联起来的不算正宗。可问题是，书的本质是啥？不就是记录和传播知识吗？甲骨文刻字、竹简用丝线串、帛书折叠保存，这些不都是为了让人读、让人传吗？非要用西方的框框去套全世界的文化，这不就是典型的“以己度人”吗？

再说了，中国这些发现也不是没名气。像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在国际学术圈也不是秘密，可为啥一提“最古老书籍”就没它们份儿？还不是因为西方主导的话语权，总爱给自己脸上贴金。中国学者也不是没抗议过，比如2024年国际考古学会年会上，就有教授直接怼回去：商朝的龟册、战国的竹简，哪一个不比你那张纸早？可西方那边硬是拿“形式不同”搪塞，这态度真是让人无语。

学术争议的背后：东西方谁说了算？

这事儿闹大了以后，国际上也不是没反应。2024年春天的国际考古学会年会，东西方学者就“书籍起源”吵得不可开交。中国这边拿出甲骨文、竹简的证据，日本学者也帮腔，说甲骨的串联方式就是书籍雏形，比埃及早得多。西方那边呢，坚持自己的标准，说竹简不算“现代意义上的书”。这场争论最后也没个定论，但至少让大家开始反思：到底谁有资格定义“书”？

中国学术界这几年也没闲着。《文物》杂志上好几篇文章都指出，西方考古老盯着地中海看，对东方文明的忽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清华大学有教授就说，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展现了中国书籍文化的多样性，西方要是真想研究全球书籍史，就得把眼界放宽点。

这争议还带来点好消息。西方学者慢慢开始关注非西方的书籍文物了，国际会议也开始请更多中国专家去讲讲自己的发现。听说2024年底，国际考古学会还打算办个专题会，专门聊聊全球书籍起源的多样性。这算是个进步吧，总比一直自嗨强。

特蕾莎这回被质疑得挺惨，她自己估计也感觉到了压力。后来她说，未来研究会考虑东方的书籍文物，想搞个更全面的书籍史。这话听着不错，但能不能做到还得看行动。毕竟，西方学术界这种“先吹一波再说”的毛病也不是一天能改的。

咱也不否认她的发现有价值。那张纸莎草纸确实给埃及考古添了点光彩，证明托勒密时期已经有类似书籍的东西了。可要是非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那就有点站不住脚了。中国的甲骨文、竹简、帛书，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够资格跟它掰掰腕子。

聊到这儿，咱得说句公道话。书籍这东西，不是哪一个文化的独家发明，而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埃及的纸莎草纸有它的独到之处，中国的甲骨文、竹简、帛书也各有千秋。非要争个“最古老”，其实没啥意思。关键是得承认每种文化的贡献，别老想着给自己加冕。

考古学这玩意儿，本来就该有点全球视野。中国这些年考古成果不少，像里耶秦简、马王堆帛书这样的宝贝，不光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西方要是老端着架子不看，那损失的还是他们自己。

说实话，咱普通人看这事儿，可能没那么多学术腔调，但心里那股不服气是实打实的。凭啥中国挖出来的宝贝老被忽视，西方随便找张破纸就敢称“最古老”？这不就是典型的“老外说了算”吗？咱也不是说非要抢第一，但起码得给个公平的评价吧。

这事儿也提醒咱，文化自信不是喊喊口号就行，真得靠硬实力说话。中国的考古发现多牛逼啊，从商朝到秦汉，几千年的东西摆在那儿，谁也抹不掉。以后国际上再有这种排名，咱得多发声、多亮证据，别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总的来说，特蕾莎那张纸莎草纸挺有意思，但要说“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那真是吹过头了。中国的甲骨文、竹简、帛书，哪一个不比它有底蕴？这场争论虽然有点火药味，但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考古的硬核实力。希望以后考古学能少点偏见，多点包容，别老是西方自嗨，中国被晾一边。

来源：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