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学校回到家乡，妈妈就立刻带我去看望因工受伤的伯父。伯父在高空作业时不慎从两三米高的架子上摔落，肋骨骨折。我本以为这样严重的伤势应该去医院看望，但他却在一个私人诊所输液。妈妈和伯母说，这已经是好言相劝的结果，伯父认为自己可以扛过去，坚持只要休息两天就会好，在伯

王中方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从学校回到家乡，妈妈就立刻带我去看望因工受伤的伯父。伯父在高空作业时不慎从两三米高的架子上摔落，肋骨骨折。我本以为这样严重的伤势应该去医院看望，但他却在一个私人诊所输液。妈妈和伯母说，这已经是好言相劝的结果，伯父认为自己可以扛过去，坚持只要休息两天就会好，在伯母强势劝说之下才选择联系他的“好兄弟”，走后门不花钱拍片子。因为是非正规途径，所以医生简单观察后得出了“只是骨折两三根”的结论，缠上绷带后便决定回家。妈妈觉得实在不妥，劝说至少应该输液消炎。伯父的好兄弟对县医院的医疗水平嗤之以鼻，选择了他认证过的“好医生”，这才有了在私人诊所看望的一幕。诊所的医生在输液后认为伯父应该到医院检查，看有没有严重伤势。前两天下午摔伤的伯父，第三天下午才住进医院。在检查后，医生诊断得出伯父并非是骨折，而是肋骨摔断了九根，需要进一步检查判断是否需要手术。到这时，伯父才对自己伤势的严重程度有了认知，同意家人带他到市里医治。

伯父作为国企职工，享受着单位提供的全面医保和工伤保障，本应在受伤后立即到医院医治，但他宁愿在家静养。与此相似，县级医院一直不是村民们的第一就医选择。前些年，大家生病后多选择到村卫生室医治，但在村医因未做好过敏排斥反应致使一名村民死亡后，大家的就医机构发生变化，选择各自信任的医生。有些是没有资格证的小医馆，有些是医院坐诊外开私人诊所的医生，熟人介绍比医院认证更具有吸引力。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农村居民在自主决策时倾向于直接选择高级别的医疗机构，跳过乡镇而选择县一级。这在我的家乡也有体现，大家更多选择直接跳过县级，就医机构呈现为小病找私人诊所，大病去市里或更高，医疗体系缺少中间层级。

经济条件与就医便捷考量之外，是什么影响了伯父和村民们的医疗选择？

1、社会资本与非正式网络

在熟人社会中，医疗资源的获取不仅受经济条件限制，更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寻找医疗机构时，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哪个医院好，而是哪个亲朋好友说过哪里好、哪个医生行，或者是哪个熟人在当医生。一方面，这种通过互相询问传播的信息能够让大家在缺少获取医疗信息途径的情况下减少信息差，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在这个由亲朋好友编织的关系网络中，存在专业判断的认知盲区，医疗选择不当可能导致伤情误判。

伯父通过好兄弟获取医疗服务，选择非正规途径获得X光检查，并到私人诊所就医，本质上是将专业医疗行为降维为人际信任的附属品。在基层社会中，关系比制度更可靠，人情比规则更有效，就医行为中的医疗信任是人格化的信任。村民们对熟人更信任，所以在前些年选择到村医处治疗，村医致死案例后信任崩塌，便通过关系网络寻找新的信任对象，并进行传播。县级医院的信任危机遵循同样的逻辑，一个村民就医后没有康复，“医院不行”这个概念就会在村里广泛传播，形成集体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村民，其周期甚至跨越代际。

互联网传播为村民增加了医疗信息获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现有认知定式，村民有意识到医院就医，并倾向于选择更高级别的医院。但网络上被报道的负面医疗案例也在村内口口相传，又加剧了对医院医生的不信任感。即使选择到高级别医院就医，村民也一定要获取熟人介绍，期待避免高收费、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这满足了他们对“熟人社会”的信任需求。这种非正式网络的运作，反映了基层社会的独特逻辑，村民在碎片化的信息孤岛中依靠口碑传播构建就医地图。

2、医疗抵抗与文化选择

在乡土社会中，文化传统与经验习惯也影响医疗选择。伯父一开始拒绝就诊，表示自己很好，不影响行动，是在表现自己的能力。男性在乡土社会中被期待表现出勇敢、坚韧的品质，小病不喊痛，大病不严重，信奉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的信条，抱病喊痛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会面子上挂不住。这种隐忍的习惯长期存留，对女性也是如此。此种习惯含有对医疗的排斥与抵抗，村民更愿意凭借自己的感觉判断疾病严重程度，与医学专业判断之间形成认知鸿沟。因此，很多患病的村民一检查就是晚期，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治疗难度上升，到了县级医院也会被建议去水平更高的医院接受治疗。

在哪里看病也是面子工程的一环，是判断儿女是否有出息、是否孝顺的标准之一。更高级别的医院资源更好是公认的，且距离更远更难到达，儿女是否愿意让父母去就医，是尽心程度的体现。这种攀比是隐性的，大家会在茶余饭后以抱怨的口吻说出自己的孩子“费功夫”，也会赞叹某某的孩子孝顺，接父母到大城市看病。在市及以上的医院就医就在村民脑海中加深了印象，被跳过的中间层级——县级医院被认为“不行”。

此外，每个家庭的经济水平虽然不同，但节省的观念一直存在。在村民看来，大医院的医生“只会开贵药”，小医馆的医生则“懂我们老百姓的病”，会开便宜药。为避免“被骗”，熟人介绍成为首选。当医生成为熟人，医疗行为被认为更有保障，“要是治不好，我们就都不去”“都是亲戚，哪能给你算贵的”，没有资格证的私人诊所就这样在村民中得到认证并互相介绍。在多方作用下，村民们形成了“诊所-市级医院”的断裂式医疗层级。

3、制度规避与双重解构

在乡村，制度的权威与作用是被否定的。“上面的人哪里会管我们的死活”“非亲非故他凭什么对你好”，专业理性不断被情感关系稀释，抽象的制度信任无法填补真空，医疗制度也是如此。“走后门”盛行是出于自我保护和制度规避的观念，村民们认为可以通过人情关系略过制度所设立的门槛，医疗选择因此退化为熟人社会的经验主义博弈，以期获得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县医院医生被认为水平低下、只会“坑钱”就是对制度性权威的否定体现。大家追逐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并试图规避现有程序。这种抵抗，反映出基层社会对现代制度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大家依赖制度提供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对制度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我能轻易接触到的就是不好的”，基层医疗机构虽然承担着公共医疗保障的职能，但在村民眼中却缺少应有的权威性，医疗系统的专业权威在乡土场域中遭遇双重解构。县级医院既被诟病为“追逐利益”的逐利者，又被质疑为“水平有限”的无能者。对制度权威的解构使得村民更愿意选择通过私人关系和非正规途径来获取医疗服务。

当输液管中的药液缓缓流入伯父血管时，折射出的是整个乡土社会医疗选择的复杂光谱。医疗选择不仅仅与生理上治愈有关，更是心理的信任与抉择。只有当人们真正信任并愿意利用时，基层医疗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构建信任不是简单的资源下沉，更需要与地方传统与知识对话，培育出良好的自主决策习惯，避免就医不当延误病情。

来源：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