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虎教授：情绪困扰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结局的关系

摘要：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2025 ASCO）于5月30日-6月3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且最具权威性的临床肿瘤学盛会，ASCO年会汇聚了全球肿瘤学领域的医生、专业人士、患者倡导者、工业界代表以及主流媒体，共同聚焦国际前沿的研究发

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2025 ASCO）于5月30日-6月3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且最具权威性的临床肿瘤学盛会，ASCO年会汇聚了全球肿瘤学领域的医生、专业人士、患者倡导者、工业界代表以及主流媒体，共同聚焦国际前沿的研究发现与临床试验成果。

本届ASCO大会，来自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医院马虎教授、周建国教授团队一项探索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前情绪困扰与生存结局的关联研究成果入选，《肿瘤瞭望》特邀周建国教授解读该项研究成果，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背景

情绪困扰（ED）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不良生存结局相关。然而，一些临床前研究表明，压力与癌症治疗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ICIs。本文利用4632名患者的个体患者数据（IPD）荟萃分析，并通过Kaplan-Meier分析验证情绪困扰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结局之间的广泛联系。

方法

我们在PubMed, We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and Vivli等5个数据库中搜索了报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的临床试验，以获取截至2025年2月的患者个体数据，并使用EORTC QLQ-C30量表来定义患者的情绪困扰状态。将患者按照情绪困扰状态和治疗方法分为四组，进行Kaplan-Meier分析，估算每组的中位总生存期（mOS）和无进展生存期（mPFS）。随后，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算每项试验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的风险比（HR）和95%的置信区间（CI）。最后进行个体患者数据的荟萃分析，生成汇总结果。

结果

在4632名参与者中，2753名（59.43%）接受了初治治疗；3162名（68.26%）接受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1802名（38.90%）被归类为情绪困扰组，2830名（61.10%）为非情绪困扰组。Kaplan-Meier分析表明，不论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还是化疗（CT），情绪困扰患者的生存结局均较差（HR_OS = 1.21，p=0.01；HR_PFS = 1.19，p=0.01）。与非情绪困扰组相比，情绪困扰患者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组（情绪困扰组与非情绪困扰组，中位OS分别为13.34个月与16.07个月；p=0.01；HR=1.21 [1.09-1.34]）和化疗组（中位OS分别为12.02个月与13.93个月；p=0.01；HR=1.19 [1.04-1.37]）均表现出较差的生存期。IPD荟萃分析显示，情绪困扰组的总生存期较差（HR=1.18 [1.07-1.30]，p=0.01）。亚组分析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组（HR=1.18 [1.04-1.34]，p=0.01）和化疗组（HR=1.18 [1.00-1.39]，p=0.05）均确认了这一关联。

排除了无进展生存期不为主要结局的临床试验，并在初治临床试验中进一步研究了情绪困扰与无进展生存期的关系。Kaplan-Meier分析表明，不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中位PFS分别为5.52个月与5.58个月；p=0.01；HR=1.19 [1.06-1.33]）还是化疗（中位PFS分别为5.55个月与5.59个月；p=0.06；HR=1.17 [0.99-1.37]），情绪困扰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较差。IPD荟萃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果（HR=1.15 [1.03-1.28]，p=0.02）。

结论

情绪困扰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结局显著相关，无论是否接受化疗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研究结果建议在临床实践中评估情绪困扰状态，以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结局。

点评

情绪困扰（ED）与肿瘤患者生存结局的关系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多项研究已经表明，ED可能对肿瘤患者的免疫治疗疗效产生显著影响。例如，Nature Medicine上先后发表了PRADO队列（评估ED与黑色素瘤患者免疫治疗疗效之间的关系）以及STRESS-LUNG队列（评估ED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治疗疗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均发现ED可能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提示情绪困扰在免疫治疗中的重要性。

然而，这篇涉及7项临床试验中共4632名患者的个体患者数据（IPD）荟萃分析提供的结果却显示，情绪困扰的影响并不限于免疫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研究表明，即便是接受传统化疗的患者，情绪困扰依然是一个显著的负面预后因素。具体来说，无论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还是化疗（CT），情绪困扰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均明显低于未受情绪困扰的患者。这一结果打破了以往将情绪困扰与免疫治疗效果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框架，提示情绪困扰不仅是免疫治疗中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也可能成为广泛适用于所有治疗方案中的预后性生物标志物。

此外，本文研究还采用了比传统ED评估工具更加简便且临床可操作性更强的EORTC QLQ-C30量表对患者的情绪困扰状态进行评估，这一量表广泛应用于癌症患者的健康评估中。与以往常用的PHQ-9（患者健康问卷）和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不同，QLQ-C30量表更加注重癌症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情绪困扰，且操作简便，便于大规模临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使用QLQ-C30量表评估情绪困扰的结果与使用PHQ-9和GAD-7的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这为未来将情绪困扰作为临床治疗和干预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提供了有力依据。由此，QLQ-C30量表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将有助于更早识别情绪困扰患者，并为其提供及时的心理干预，从而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未来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应更加重视ED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情绪困扰不仅影响患者的生存结局，还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及早识别和管理情绪困扰，已成为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采用QLQ-C30量表作为情绪困扰的筛查工具，能够为患者提供简便、准确的评估手段。临床医生可以在患者诊疗的初期、治疗过程中，甚至在治疗后期定期评估情绪健康，及时发现情绪困扰的症状，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针对情绪困扰的患者，临床应结合心理支持、认知行为疗法（CBT）或其他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进行个性化的干预。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其心理承受力，从而促进患者的整体健康，增强其对治疗的依从性，减少治疗中的负面影响。此外，随着对情绪困扰与癌症治疗关系的深入了解，未来可能会开发出新的综合治疗方案，将心理干预与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结合，形成全方位的治疗策略，从而实现更加个性化、精细化的治疗。最后，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时，应更多关注患者的情绪需求和心理感受，建立更为紧密的医患关系，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治疗支持系统。这不仅能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治疗过程中的身心挑战，也能提高患者的整体治疗体验和生活质量。

马虎教授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主持党委行政工作）、附属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华人肿瘤放射执委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肿瘤病学专委会常务委员、贵州省肿瘤疾病质控中心副主任、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及老年肿瘤学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委员、中国医促会放疗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贵州省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副会长、遵义市肿瘤质控中心主任等。

周建国教授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恶性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初保胸部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特医食品应用专委会委员，西部放射治疗协会青委会委员，遵义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秘书

BMC Medicine 编委,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Frontiers in Oncology, Technology in Cancer Research & Treatment，Cancer Control，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BJC reports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Therapeutic Advances in Medical Oncology编辑及客座编辑,Lancet Oncology, Nature Medicine及ASCO 旗舰期刊审稿人、SITC国际癌症免疫治疗年会会议摘要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