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句出现在2025高考语文作文题目里的诗句，出自穆旦的《赞美》，写于1941年，它浓烈而澎湃的情感，是诗人标志性的诗风之一，而此诗也是后来他的所有诗歌选本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诗作。
高考作文题诗句背后的诗人穆旦以及一个时代的图景显现——
用全部努力完成普通生活的人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句出现在2025高考语文作文题目里的诗句，出自穆旦的《赞美》，写于1941年，它浓烈而澎湃的情感，是诗人标志性的诗风之一，而此诗也是后来他的所有诗歌选本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诗作。
穆旦是谁？即便这个名字在今天不再陌生，有关他的自述性文字的匮乏却让我们依然无法真正认识他。恐怕还要在他的诗中寻找答案——
“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这首名为《冥想》的诗写于1976年，它更像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望与慨叹。学生时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沿途随读随撕背完一部英汉辞典，到达昆明西南联大；25岁时，他以中国远征军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直面过死亡；1949年，他赴美求学，四年后归国；1977年，59岁的他黯然离世，头上“历史反革命”的棘冠尚未摘下……历史的一粒灰，几乎将诗人掩埋，而他奔波、劳作与冒险的一生，始终弃绝一切陈词滥调，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的现代汉语，凭借不足160首极具创造性的新诗文本，位列“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榜首，即便是在命运多舛的后半生，在那些被他命名为“严厉的岁月”里，依然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诗人的西方经典引入中文世界，20世纪80年代的“查译名著”出版数量动辄数万、十数万册。
作家王小波曾说：“查先生（穆旦）和王先生（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2025年，同时有两部传记出版，评述穆旦的一生。文学博士易彬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基于其20余年穆旦研究生涯，偏重于史家的审慎与考据；作家邹汉明《新生的野力：穆旦传》，侧重诗史互证的剖析，趋于文学性地描摹穆旦诗与生命交融的前半生。殊途同归，二人均以细微的洞察去试图理解与解读具体历史与时代情境中的诗人。然而正如邹汉明所言，“任何时代，活着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文字难以尽述的”，这也是两部传记共同的心声。
无论如何，我们将从一首蓬勃、痛苦与欢欣交织的赞美诗开始，走近那个用“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的人，他隐秘于历史深处的诗人灵魂以及一个时代的图景，是我们在这个夏天一道意义盛大的考题之外更需理解与铭记的。
确立穆旦诗人形象的诗
出现在高考作文题里的诗歌《赞美》，注定非比寻常。易彬在《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中专门辟出章节分析这首诗，他认为，恰是这首诗让诗人脱离了“还原生活”的写法，真正确立了其诗人形象。而用编著1987年怀念穆旦的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人、翻译家袁可嘉的话讲，即穆旦“对祖国的赞歌，不是轻飘飘的，而是伴随着深沉的痛苦的，是‘带血’的歌”。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02
易彬在书中写道：诗题取名“赞美”，同时，四个段落又均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收束，使其情感的浓烈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一种热烈会让人想起穆旦最喜爱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据说他爱《草叶集》到了一个发疯的地步，时常大声朗诵。借用穆旦本人评介艾青诗歌的话即是，“如同惠特曼歌颂着新兴的美国一样，他在歌颂着新生的中国”。
但在易彬看来，穆旦的诗又与那些歌颂意象型的诗歌不同。如果阅读全诗就会发现，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一反复的咏叹前，诗人铺列了一长串“灾难”和“耻辱”，如：“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的抒情姿态并不高扬，他所选用的词语和意象也并非明朗型。这一点在邹汉明所著《新生的野力：穆旦传》中也有类似的解析。两位传记作者不约而同提及了同一时期穆旦写下的两篇诗评。实际上，在诗人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唯有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前夕分别为艾青和卞之琳的两部诗集写过诗评。而相对于卞之琳诗歌“太平静”的评述，彼时的穆旦对艾青提出的“诗的散文美”显然更为认同。他对艾青诗歌的评语，也完全可以用在这首《赞美》上：“我们可以想见许许多多疲弱的、病态的土地都随着抗战的到来而蓬勃起来了，它们正怎样拥挤着在诗人的头脑里，振奋他，推动他，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粗大的线条把它们表现出来。”
《新生的野力：穆旦传》邹汉明 著
译林出版社 2025.02
穆旦据此提出了“新的抒情”概念——“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他还对“有理性地”特别作出说明：“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应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易彬评述：“看起来，穆旦既欲加入民族大合唱的行列，又让自己成为一个独声部，因而发出的音质也就显得卓尔不群。”
非常时代的诗人传奇
1918年，穆旦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铮，“查”姓在中国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在海宁则延续了六百六十余年，他的同族中，还有一位名为金庸的堂兄弟。邹汉明在《新生的野力：穆旦传》中提到，穆旦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过海宁，而他在各种表格的填报中都会认真填上“浙江海宁”四字，那里无疑是这个北迁大家族的根脉所在。
令邹汉明慨叹的是，现代文学史上，海宁奢侈地拥有两位名诗人，穆旦和徐志摩，“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后者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所幸还有极少数人，也在严肃谈论穆旦的受难。”
如果将时代比作乐器，穆旦的人生就如同一首激昂与低吟、希望和绝望并存的乐章，依托时代发声，为其所塑造，又有独属于自己的秉性。
1932年穆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开始在《南开高中学生》上发表诗文，他写于15岁的《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一生。他把“查”字一分为二，从此有了穆旦的笔名。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绩不错，却也并不算特别出众。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完成学业，光宗耀祖，然而颠沛的时代却以非比寻常的方式塑造了诗人的传奇。
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学期间的穆旦
这是属于穆旦的非常时代：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旦随学校南迁长沙，创作于1937年的《野兽》写于此时，是对被侵略的中国蓬勃生命力的隐喻。他加入由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得以近距离接触社会底层民众，“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滩，笑……/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汗，挣扎，繁殖！……”在路上，他体会到“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湘黔滇旅行团”途中“努力加餐饭”
1940年，穆旦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抗战军兴，他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战场，而不幸经历了一次大惨败。一路上，战友尸横满山，惨不忍睹。足足四个多月，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绝望寻找活命的出口，九死一生。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穆旦，在痛苦与哀伤中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四年后归国……丰富的战争和行走经验，西方现代派的中国传播，复杂的现实与人性体验，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一个诗人以及他不断革新的新诗语言和理性抒情。
在《新生的野力》里，邹汉明描写了贯穿穆旦一生的笑容，这笑容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随时而易，亦融入他的文字与生命：学生时代，纯粹、真挚、坦率的笑；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无所畏惧的笑；在20世纪40年代，他更加频密地写到了姿态各异的笑：有“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疲乏的笑，它张开像一个新的国家”，还有“粗野的笑”：“我听见了传开的笑声，粗野，洪亮”；“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此外还有“多少个骷髅露齿冷笑”“不断的暗笑在周身传开”“当世的讽笑”“每秒钟嘲笑我，每秒过去了”；而在他最具传奇性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和另一首反战长诗《隐现》中，他的笑是不动声色的“无声之笑”，继而成哭：“……领我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同一年，他也写下“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邹汉明说：多年以后，我们认定他是那个时代最擅长书写各种类型的笑的诗人。这么多带着“笑”字的诗行，丰富了中国诗歌的人性，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面貌。
格格不入的“历史之子”
在持续20年的后半生的苦难里，是“什么样的笑像一根不屈的豆芽，从岩石的底部抽出茎来，慢慢地往上长，最后竟然高出了压在它身上的那块岩石”？捕捉到穆旦诗作中丰富的笑声的邹汉明，试图在传记中释析受难中的诗人坚韧之来源，却发觉，直到今天，要探究其中的真相仍困难重重。而他所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把诗人放在具体、鲜活的时代语境中，借助穆旦的遭遇及其诗歌写作，反映乃至反思时代”。
对此，更加注重历史考据的易彬异曲同工，且做了更多努力，他主张“尽力提供一种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让人们能够从中较为清晰地看到时代的面影”。正是本着这一严谨求实的态度，一个原本被冷落的20世纪中国伟大诗人的形象，重新回归学界和公众视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小兵亦是从这些客观、如实的讲述中，“发现”了一个总是“与主流选择格格不入”的穆旦。
在《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中，这类例证比比皆是，如：1937年到1938年，很多聚集在长沙、衡阳的优秀青年，在选择往西北延安投身革命还是往西南到昆明继续求学中经历挣扎，那时穆旦虽有去陕北的意图，却终究未像同时代很多追求民主和进步的青年那样走上革命之路；再如1949年，当很多人在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时，他远赴美国求学；而到了1953年，当很多旅美华人继续对新中国观望时，他却毅然与妻子周与良回国……在唐小兵看来，这些“格格不入”的选择或许来自天性，来自对家庭的顾念，又或许来自一个诗人对于历史走向的直觉。而这种“格格不入”也体现在，当许多诗人热衷于歌颂抗战的胜利时，他却试图描摹和再现战争的残酷，哀悼那些被时代和战争洪流吞噬的具体生命……
穆旦和夫人周与良
传记中，易彬对此有着洞察入微的剖析：“‘野人山’经历之后，穆旦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自由了’，但也‘从此变了一个人’，他不再一味地怀有‘雪莱式的浪漫派’梦想。”
回顾20年“严厉的岁月”，在妻子周与良和子女们的记忆中充满了痛苦：
“1958年穆旦被调离南开大学外文系，1959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机关管制3年，在南大图书馆监督劳动。在管制的3年内，良铮除了去图书馆劳动外，晚间回家一言不发，只是写交待材料，看报看书，很少和我和孩子们谈话。他变得沉默，一句话也不愿意说。良铮是非常孝顺父母的，回国后，每年春节和暑假都要带着孩子去北京住些天。这时连去北京看望他母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62年良铮恢复工作后，又开始译《唐璜》。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基本完成《唐璜》的译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家被抄，书稿等烧的烧，抄走的抄走，其他自用品也都被抢劫一空。”
“8月的一天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大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直到午夜才回来，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它弄乱而未付之一炬！”
在《幻想底尽头》中，尤其是在对诗人后半生的讲述中，《冥想》中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似乎就是注脚，作者没有回避那段混乱不堪的岁月，他所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于时代中的苦涩与无奈，尊严与执着。而唐小兵教授则引用了另一位诗人痖弦的话，来概括这位终生献身于汉语语言的“普通”知识分子并不普通的一生：“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岛日报2025年6月11日7版
来源：掌上青岛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