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霸权的衰落历来伴随着金融化。随着生产和贸易利润的下降，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将资产转移到金融领域。布罗代尔认为，这是 “秋天的征兆” ，此时帝国“转变为食利投资人的社会，他们寻找一切可以保障平静特权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 霸权的衰落历来伴随着金融化 。随着生产和贸易利润的下降，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将资产转移到金融领域。布罗代尔认为，这是 “秋天的征兆” ，此时帝国“转变为食利投资人的社会，他们寻找一切可以保障平静特权生活的东西”。【1】

“布罗代尔式衰落”的幽灵困扰着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关键人物。现任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竞选期间曾说：“告诉我所有前储备货币的共同点是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它们是如何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答案是：“它们的 杠杆率 很高，并且无法再支持它们的 军队 。”

尽管贝森特这位前对冲基金经理曾正式地否认美元贬值计划，但自特朗普1月份上任以来，投机者一直在推动着 美元汇率下跌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是2019年《美国在21世纪的投资》报告的作者，他在报告中抨击了华尔街的“ 股东价值 至上制度”，认为该制度“使企业决策倾向于快速、可预测地向投资者返还资金，而不是建立长期的企业能力”。乔希·霍利（Josh Hawley）等自诩为共和党“民粹主义者”的人也认同他对金融的观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头几个月的意识形态破裂正是以这种 对华尔街的残余敌意 为标志。 一方面，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激怒了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华尔街以金融恐慌作为报复，努力约束白宫。自诩“MAGA”的民粹主义者和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他们期望通过以 关税 为主导的 美国制造业复兴 和以 驱逐出境 为主导的 劳动力市场紧缩 ，来提高生活水平和保障就业。

由此组成的 联盟 能否维持下去，仍然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核心问题。 化石燃料公司和以国防为导向的科技公司（如Palantir和Anduril）在 军事化的本土主义 中找到了很多符合喜好的东西。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显然损害了私人金融资本和大型科技公司，这两个行业一直支持着特朗普，并期望得到回报。攻击这些部门，就有可能疏远那些支持他重新上台的美国资本派系。

对于这些派系来说，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而且可以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加以控制——此处不得不提及日本。正如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 1994年所言， 金融业一直是霸权转型的中介，并从中获益 。【2】如今，资产管理巨头们既可以通过重新平衡美国的投资组合，使其远离霸权的衰落，也可以通过向中国及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资本池提供美元资产来实现收益。与此同时，大科技公司的目标是对知识和经济协作的全面控制，地缘经济的分裂可能会切断其获取数据的渠道，削弱其网络效应，增加其物质基础设施的成本，并促使不结盟国家追求数字主权，从而使这些公司损失惨重。【3】

因此，在复兴美利坚帝国的努力中，特朗普政府必须微妙地平衡 以制造业为导向的本土主义者 和 利益遍及全球的资本派系 。

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议程，将对特朗普联盟的持久性，乃至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

2016年大选使华尔街内部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虽然“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和“公共资本”资产管理公司在言辞上与民主党人保持一致，但“私人资本”或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却成为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的积极支持者。这种分裂与英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在英国，一群大胆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大亨支持英国脱欧，而传统金融业则倾向于支持留欧阵营。【4】

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想要两样东西： 税收优惠、放松管制 。在福布斯400强排行榜上，私人金融公司老板们的排名不断上升，其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附带权益税 （carried-interest tax）漏洞。在过去25年中，私募基金普通合伙人基于业绩报酬所获得的“附带（权益）”达到了惊人的1万亿美元。【5】

2010年，奥巴马试图填补这一漏洞，尽管以失败告终，但黑石（Blackstone）集团CEO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仍认为这一政策可比作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参议员柯尔丝滕·西内马（Kristen Sinema）在最后关头对拜登政府《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提出要求，维持了这一附带权益税漏洞。这密切关乎 拜登执政期间未能对企业和富人加税 的整体失败。

在放松管制方面，对私人金融资本最大的奖励，是获得庞大的 个人退休资产 。目前，私人的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从超级富豪和机构资产所有者那里捞取利益。它们最大的客户群是公共和私人的固定福利养老基金——拥有固定负债的机构投资者。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401（k）和IRA等个人固定缴纳的退休储蓄计划的增长速度是集体计划的两倍。如今，这两类计划的资金规模接近10万亿美元，全部由华尔街自由派的中坚力量管理，如贝莱德（BlackRock）、先锋领航（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

2020年，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尤金·斯卡利亚（Eugene Scalia），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之子，发文称，现行规定已经允许401（k）计划发起人将计划资金分配给私募股权公司。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板上钉钉的规则变更，劳工部的信函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薄弱，但它仍然意义重大。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不久，私募股权界的巨头们加倍努力地打开 401（k）水龙头，他们认为这将使他们的基金需求翻倍。

私募股权基金决心获得 美国6000万 401（k）计划参与者的资金 ，这一点并不神秘。他们的攻击路线也很明确：通过将投资选择限制在公开交易的股票和债券上，监管机构剥夺了401（k）持有人的多样化投资。阿波罗公司（Apollo）首席执行官马克·罗文（Marc Rowan）抱怨说，401（k）基金“投资的是每日可赎回的指数基金，大部分是标普500指数基金”。最近进军基础设施资产的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同样抱怨说，这些（基础设施）资产“都在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里，高墙之内，大门只向最富有的或最大的市场参与者打开”。贝莱德进军私募股权领域代表了 公共资本资产管理公司的广泛右倾化 ——私募股权回报如今被包装成一种更广泛的“金融民主”举措，向美国退休储蓄者出售。

事实上，私募股权基金部门正在寻求为经济学家卢多维克·法利普（Ludovic Phalippou）所称的 “亿万富翁工厂” 纾困。【6】自2006年以来，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一直未能跑赢股市——尽管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中亿万富翁的人数已从2005年的3位增至2020年的22位。近年来，这类并购基金（注：即 Buyout Funds，是私募股权基金中的主要类型）一直在努力退出投资，在整个行业的击鼓传花游戏中将烫手山芋转出。2024年，私募股权行业数十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在拜登时代，企业交易（注：即Corporate dealmaking，包括并购M&A、IPO、私募股权交易等）被推到风口浪尖，但它提供了一条恢复增长的道路。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第六街（Sixth Street）的首席投资官最近对投资者说：“投资者业界一直在鼓吹并购回归，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他们筹集到的资金数额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人们为2019年至2022年间的资产支付了过高的价款，没有人愿意在没有可接受回报的情况下出售这些资产。”

在不切实际的回报预期堆积如山的情况下，确保现有投资者获利退出的最可靠方法就是 引入新投资者 。业内人士认为，引入1万亿美元的401（k）“傻瓜”资金，将使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个人大额财富所有者能够获利退出所持资产。较小的储蓄者则只能持有这些被高估的资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庞氏骗局。

当金融业分裂成两个政治派别时， 硅谷 精英却惊人地团结一致 向右 前进。三十年来，科技企业家和私人金融家可以“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而不必担心国家施加的重大影响。这些顶端掠食者们认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愈演愈烈的 反垄断执法 必须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团结在特朗普的旗帜下，就是要恢复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反垄断状况。谈到行业领袖们的焦虑，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en）描述了校园和硅谷的“社会革命”迹象，因为“ 新左派 的重生”使劳动力变得激进。

“很明显，公司基本上被劫持到了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引擎上。员工群体正在变得疯狂。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我所知道的多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们感觉自家公司、自家员工距离全面暴力骚乱只有几小时。”

事实证明， 硅谷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 ，这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大流动性、最低监管时期已经过去有关。后来疫情爆发，政府向工人提供了大量的转移支付，其中一些人感到有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最激进的部门——莉娜·可汗（Lina Khan）领导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反垄断执法的矛头指向了大型科技公司。再加上拜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 企业税收 问题上的试探性的国际协调，以及民主党总统对 工会动员 言辞上的支持，你就能明白为什么马克·安德烈森将此视为“一个巨大的激进化时刻”，并花费大量时间在群聊上宣传亿万富翁的阶级意识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科技公司与私人金融公司一道，成为支持特朗普回归的第二个资本派别。 科技大佬们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当天的聚会上确定了这一联盟。他们迅速得到了回报，一系列行政命令取消了 人工智能 公司的公共安全护栏和 加密货币 公司的监管障碍。事实上，与拜登政府迅速摊牌反对Facebook于2019年推出、2022年搁置的Libra全球支付系统计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政府似乎准备以国家的全部信心与信用支持加密货币行业。

加密货币利益集团采用了私募股权的玩法，寻求吸引养老基金的资金。自特朗普连任以来，已有23个州立法允许公共实体投资加密货币。在一些情况下，法案特别包括了公共养老基金。虽然旨在为稳定币提供许可监管框架的“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Genius）”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一个重要的立法程序障碍，但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到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以及DOGE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攻击，都正在削弱监管，并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冒险的动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Visa合作推出X Money账户的计划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场规模更大的硅谷银行危机已被种下。

其结果是，困扰新政府前几个月的严重金融压力，或许与其说是总统企业联盟的漏洞，不如说是其特性。 硅谷新贵们的野心不仅是要让联邦官僚机构失去能力，还要让华尔街失去地位。

这就引出了金融与国家对决中的决定性仲裁者：美联储。 尽管发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机，但美联储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一直享有稳固的货币主导地位。通胀重启后， 货币政策 成为稳定金融和物价的有力工具，而财政政策则退居其次。为了应对疫情时期的低迷，耶伦采取了“大干快上”的策略，高压经济加上由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延误及进而导致的物价上涨，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平抑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理由。

然而，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美联储正走在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上。特朗普的关税和美元疲软使得 通胀压力 明显可能卷土重来。一个有能力、有纪律的政府或许可以通过战略储备和价格控制来防止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7】然而，现任政府既不称职也不守纪律，而 政府专家组对联邦政府的系统性攻击只会让人们更加相信抑制通胀的重任将完全落在美联储身上。

在此，杰罗姆·鲍威尔面临两难境地。如果通胀压力在关税和美元走软的双重冲击下不断增加，美联储通常会 加息 。目前，美联储已经允许债券收益率上升。然而，利率高于预期和收入增长低于预期所带来的金融压力不断加深——汽车车主拖欠贷款的比例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会迫使美联储重新使出2019年底和2023年初的招数，通过紧急贷款和资产购买来支撑资产价值。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和贝森特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 降低美国政府债务的利率 ——这一前景大大增加了任何货币紧缩计划的复杂性。

鲍威尔的两难处境更加紧迫，因为最大的资产——即 美国国债 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地位，也是 美元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融资货币的地位——似乎已经岌岌可危。官方储备管理者对美国证券的偏好多年来一直在下降。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从 2000年的71%下降到2024年的57%。早在2月份，债券投资者就出现了担忧加剧的迹象，当时法国资产管理公司Amundi的首席投资官在回应白宫削弱证券监管的命令时指出，“越来越多的事情……可能开始削弱人们对……美国体系、美联储和美国经济的信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股市的强劲回调，以及更令人担忧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一隐晦的威胁开始变为现实。在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国经历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资本外逃。如果美联储迫于压力允许实际利率随着通胀上升而下降，那么更大规模的 资本外逃 就真的可能发生。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消除美国贸易赤字 和 维护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这两个目标互不相容。 自20世纪50年代末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 美元过剩 ”问题以来，国际货币经济学家就一直认为，通过贸易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取决于储备的可用性。在没有新的储备标准的情况下，这被解释为需要充足的美元供应，通过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提供给世界其他国家。虽然欧元世界和无限的跨境资金流动总额意味着全球流动性不一定与美国的经常账户挂钩，但美国政府提出的将两者分离的想法很难让人放心。

具体来说，其中包括 “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合法、正当的美元支持的稳定币的发展和增长” 的承诺。埃里克·莫内（Eric Monnet）将此称为“加密货币重商主义（cryptomercantilism）”，这一战略旨在扩大而非削弱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为稳定币的价值将得到美元资产的支持。

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暴露了促使其获胜的联盟内部存在 断层 。

受欢迎的MAGA派因特朗普的 民族主义立场 而对其青睐有加，而这与主流金融和科技行业对 开放全球金融和数字市场 的兴趣几乎没有共同点。科技界和MAGA有可能在 振兴美国工业基础 的雄心壮志上共鸣，但这将对主流金融和私人金融赖以生存的 强势美元基础 构成挑战。尽管正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所说，“很多MAGA都在享受医疗补助”，但最近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的联邦预算包括了私人金融所倡导的 激进的福利削减 。尽管言辞激烈，但这些开支削减并不能抵消减税：公共财政赤字将持续存在，正如政府的关税和放松监管议程威胁着金融稳定一样。

长期以来，国家理论家一直认为 “统治阶级并不统治” 。按照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的妙语，自由民主国家的特点是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分工，前者管理自己的公司，后者管理政府。【8】由于单个资本家往往很难超越自己的底线，他们的财富取决于国家管理者能否成功维持社会、生态和金融再生产的条件。

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 聚合利益 来实现自己的生存。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美国政府，以其枯竭的状态，能够聚合支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多个竞争性派别的利益吗？

制定一套关税方案，既保全美国科技公司在华制造利益，又安抚MAGA民族主义者，再叠加国际上精心策划的美元贬值，将会大大有助于维持拜登经济学的制造业投资热潮。

正如特朗普在众议院联邦预算辩论中提出的那样，放松金融监管、为私募股权打开401（k）水龙头，同时让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从37%恢复到2017年之前的39.6%。不过，这种共识能否达成还有待观察。 仅仅几个月过去，特朗普经济学的反常现象就充分展现出来，而且还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