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吹真理子与索南才让通信（二）

摘要：自2023年秋季在“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上第一次见面而后分别，日本作家朝吹真理子与中国作家索南才让通过文字开始了真诚深入的交流。本刊2024年第4期新设栏目“笔谈”，与日本《三田文学》“往来书简”同步刊发了他们的第一组通信，见证了这份珍贵的文学友谊，也激荡起更多

导读

自2023年秋季在“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上第一次见面而后分别，日本作家朝吹真理子与中国作家索南才让通过文字开始了真诚深入的交流。本刊2024年第4期新设栏目“笔谈”，与日本《三田文学》“往来书简”同步刊发了他们的第一组通信，见证了这份珍贵的文学友谊，也激荡起更多涟漪。2024年夏秋之交，索南才让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留参访，刊登其通信的当期《当代》杂志和发表其长篇小说《野色》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也同时进入了日本书店。索南才让再次与日本友人朝吹真理子相见，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他们讨论“沟通”“记忆”“孤独”“死亡”等话题，讲述彼此的生活和创作，并约定将“笔谈”进行下去。本期“笔谈”栏目发表的便是他们最近的往复书信。

朝吹真理子与索南才让通信（一）｜新刊·笔谈朝吹真理子与索南才让通信（二）
文｜［日］朝吹真理子索南才让

索南才让先生：

正值春节，祝您春节快乐！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段时间，您近来可好？我还是一直在写我的长篇小说《梦》。故事讲述一个少年，每当夜晚躺进被窝，床单和被子之间就有海浪涌来，脚一碰到水，回过神时，已经走在海岸边，踏入了别人的梦境。我在写这样一个模糊不清、虚渺不定的故事。在近代，人们认为梦是个体内心的投射，但我更着迷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对梦的信仰。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思考梦的源头，醒来后总会有片刻分不清是仍在梦中还是已然醒来，甚至有时会害怕自己被困在梦里。这时我总会快步走到社区游泳池去游泳。真正清醒后，方觉得自己的担心可笑至极。但那种半梦半醒之间的恐惧，就像身体内部正在渗水，那种冰冷的水一点点渗出让全身僵硬的感觉令人极度不适。而当我快步出门，投入泳池中，感到一种自己所有的思绪都化作水流淌而出的酣畅。

去年夏天，索南先生曾来日本住过一段时间。我们在市谷的雷诺瓦咖啡馆与田中和生先生、佐川光晴先生喝茶聊天，和《三田文学》的关根先生去居酒屋小酌，去近代文学馆参观摆放井上靖先生手稿的房间。我们一起在横滨中华街的路边摊吃晚餐，原本想开车去找海湾大桥，结果迷了路。能和您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真的非常愉快。记得索南先生当时看到中华街满大街的“易”字招牌，还笑着说这里的算命店是不是太多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多，也很惊讶。那段时间天气酷热难耐，但索南先生始终精神饱满，经常和家人视频通话，让人感到十分温馨。我们用手机翻译软件交流，互给对方看那些也不知道是否翻译准确的对话，那些交谈的时间也很开心。不知道那些对话，究竟翻对了多少呢？

索南先生吃刺身连酱油都不蘸，关根先生问您对生食完全没有抵触吗。您说，游牧民族也经常吃生的食物。游牧民族的特色美食之一“肝面”，就是将新鲜的羊肝直接放在炒面上，并且很难吃得到。我听完就觉得一定很好吃。您还说屠宰时，需要亲手检查羊肝是否健康，有无病变，才能决定是否生吃。而索南先生的人生中，也不过吃过四次这样的“肝面”，足见其珍稀。索南先生送我的那块印着鲁迅文学奖标志的圆盘状普洱茶，我一直珍藏着。我也很想去索南先生居住的青海省玩，但又担心高原反应。还记得您曾说，自己长期生活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结果第一次去北京，反而出现了类似“低山病”的症状，这让我印象深刻。平时酒量很好的索南先生，居然因为一杯啤酒就头晕乏力，可见低山病的威力不容小觑。人类会对海拔的落差那么敏感，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去年八月，我因为敬爱的人离世而深陷悲伤，那时，索南先生用翻译软件给予了我安慰，我非常感动。谢谢您。

在横滨与索南先生见面时，原本应该交换第二封书信，但无论如何提笔，内心的状态却难以梳理。我想告诉索南先生，我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离世了，可怎么都难以言表。那时，我只觉得内脏、皮肤的知觉格外敏锐，而情绪却难以冷静地传达，言语变得比以往更加陌生，我与它之间的距离被拉得很远，不仅是稿件，甚至连给朋友打SNS简讯也打不了。

于是，我再次深刻地感受到，言语是存在于我之外的。我的内心充斥着杂乱无章的感知，时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唯有通过阅读、聆听去理解言语，在声音和意义的引导下，勉强将这些情绪与感知打包、归纳、整理在言语之中，最终尝试开口去传递给他人。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怎么表达，我始终不觉得自己真正毫无遗憾地挑选到了最恰当的词句。

2024年8月初，我最敬爱的老师突然离世了。逝去的是画家田名网敬一先生。我的悲伤不是因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陨落，而是一种更为私人的痛楚。一直以来，每当我敬仰的作家离世，我都深信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终止了，但在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一次次地重逢。然而，虽然我仍能在老师的画作中感受到他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但也许是因为那些与绘画无关的、我们曾共度的时光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所以当老师骤然离去，一想到那些曾经的约定将永远无法兑现，而我与老师一起度过的时光，有一天也会从记忆中渐渐消散，我就无比害怕。即便我知道遗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仍然想要记住老师的一切，不愿遗漏任何细节。我想记住那间画室里洒落的光影，记住空气中弥漫的气息，记住老师的声音，记住他的一切。

我再也无法与老师一边品尝着资生堂Parlour的圣代，一边感叹“这家的圣代真是天下第一”；再也无法和先生散步；再也无法和老师在立饮咖啡店里一边喝茶一边肆无忌惮地聊着别人的坏话，一直到晚上十点咖啡店打烊了才走。老师和我，在喝带盖的热咖啡时，都没办法从杯盖上按出的那道小凹口啜饮，总是直接打开杯盖，端起纸杯来喝。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啊，那时老师总是把钞票直接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说：“去买吧。”想到那双略带寒意的手，想到再也无法和老师一起喝咖啡，我就忍不住哇哇大哭。我们曾相约要去很多地方。老师曾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京都有一道只有秋季的短短两周才能品尝到的美食——“海鳗松茸锅”。这道料理只存在于夏末秋初的交界时分，散发着独特的温润香气。老师当时还一脸风雅地说要请我吃呢。

老师享年八十八岁。按年龄来看，也许离别的日子早已临近。但每次见到老师，他总是精神矍铄，背脊笔直，充满活力，让人难以想象他会离世。他原本正在国立新美术馆举办一场大型个展，然而，展览开幕仅三天，他就在8月9日走了。在布展前，先生就已病倒。所以，他只通过模型看过自己倾注一生心血创作的作品被展出的样子。

我虽然称他为“老师”，但他并非我的恩师。我的挚友、画家佐藤允是他的学生，这些年来，我一直听允说老师这样老师那样，不知不觉间，他的老师也成了我的老师。

如果冷静地考虑老师的年纪，或许我早该意识到，我们能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有限的。但老师的体力强得像个能吸取他人生命力的怪物，我总想当然地觉得他至少能活到一百岁。老师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深夜，几乎不曾休息，不是画画就是开会讨论，甚至连躺在床上时，手也在不停地剪裁拼贴作品。老师去世后，我去过他生前的家，发现他唯一能休息的地方，就只有餐桌的一角和一把椅子，其余地方全被画具占满。老师曾说：“如果享受了生活，就必须用绘画来回报；人不该有‘兴趣爱好’这种东西；与其花时间运动，不如多创作一些作品。”在整理遗物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老师是在“画作”里度过了一生。记得有一次，我跟老师说，我平时也只是在家附近随便散散步就完了。结果先生听了很高兴，还夸奖我：“这样就很好啊！”可是，老师，现在的我，居然开始了游泳这样的运动。想到这里，心里竟有些愧疚。看来，我和老师一样，也是个撒谎精呢。

从六月底开始，我隐约感觉到老师的身体状况变差了。但因正值个展前夕，老师的身体不适被严密隐藏。也正因为如此，我常为老师的健康担忧，从而情绪低落。后来，老师在住院期间突发蜘蛛膜下出血，昏睡了整整三周，最终未能醒来。据说，他是在沉睡中，血管悄然破裂。

我与老师的相识方式，也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我和允每周都会通一次电话。几年前，有一天我在咖啡馆写稿，允突然打来电话。我对那家咖啡馆非常熟悉，所以把东西全留在座位上，走到了外面接听。我们聊了大约十五分钟，我回头一看，发现玻璃窗后的咖啡馆里，允常常提起的田名网敬一先生正坐在那里，低头端详一本刚买来的书的装帧设计。我对允说：“诶，你的师父可能就在这里！”说完，我立刻跑回咖啡馆，对完全不认识的老师说道：“老师！我正在和允通电话！您快接一下！”然后突然把iPhone递到他面前。老师显然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到了，但最终，他还是面无表情地接起了电话，与允简单聊了几句。这便是我与老师的初次相识。不久之后，我有机会拜访了老师的画室。先生对我说，他以前读过我的书。但老师是个能一本正经撒谎的人，所以他是否真的读过我的小说，我始终无法确定。

由于老师的离世正值大型个展举办期间，消息被隐瞒了近一个月。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允拿桃子当作老师，举行了一场象征性的守灵仪式。我不停地戳着桃子的果皮，埋怨道：“老师，松茸和海鳗的火锅呢？您不是答应了吗？”允看着我因未能实现这顿约定的饭局而懊恼不已的样子，感到十分无语。

“老师，您骗人！明明说要请客的！”

“还说要再一起去吃圣代，说Ristorante ASO的午餐也不错。”

“这些我全都想吃。”

比起悲伤，生气似乎更容易承受一些。先生生前喜爱咖啡、威士忌、香槟这些嗜好品，我们都为他一一献上。先生品位极高，却从不让人感到炫耀或刻意。从我家可以看到一座垃圾焚烧炉，高耸入云，塔身修长洁白，形态优美。那天，我一边看着它，一边抽着允给我的香烟，忽然觉得，老师的灵魂或许已经随着火焰，飘向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先生一向性急呢。”我和允这样说着，仿佛已经提前进入了火葬的心境。然而，片刻后，我们又意识到，擅自想象老师在垃圾焚烧炉里被烧掉，似乎有些失礼。通宵未眠，清晨也不困，但我们两人还是钻进被窝，聊起了老师的坏话。允突然想起了一位早年男同志艺人唱过的香颂，于是躲在被窝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回忆的Petits Papiers”，逗得我笑个不停，不知不觉睡了过去。而葬礼则在静谧中悄然举行，仅有二十多人出席。允临时跑到便利店买了一件白衬衫，一边穿上前几天在老师的个展开幕式上穿的黑色西装，一边嘟囔道：“没想到第二次是在葬礼上穿。”

我平时很少哭。人生中更多的时候，我会因为哭不出来而感到痛苦。即便是祖父母的葬礼，我也没有流泪。然而，我从不认为“哭泣”意味着悲伤更深。两者都有各自的苦楚。但这一次，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悼念时哭得停不下来”的状态。如果眼泪只是安静地从眼角滑落，那倒也罢了。但真正的哭泣，是伴随着呼吸紊乱、鼻涕不断、口渴发涩，气管憋闷，甚至喘息到作呕的。渐渐地，眉心开始胀痛，不得不吃止痛药。我知道，哭泣会让人筋疲力尽，可是我仍是哭得停不下来。另一方面我也震惊，原来自己能哭得这么激烈。

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无法对任何人提起老师的事。每当有人问起，我只能含糊地笑着敷衍。这种隐瞒对我来说极其难熬，甚至让我无法与人见面。

我本来就有很轻微的口吃。虽然在真正为此困扰的人面前，说“我有口吃”的话，会有些犹豫，但每当紧张，或是想要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讨论小说时，呼吸都会变得急促，发音也会不由自主地带着跳跃感。比如，我想说“言葉（Kotoba）”（注：日语中“语言”的意思），但嘴里却先蹦出“KoKoKo”，就像在确认声音的轮廓，用舌尖反复触摸着某个单词，必须经过几次重复，才能真正说出它。可一旦说出口，接下来的话通常就能顺畅地流淌而出。然而，老师去世后，我在精神上仿佛彻底陷入了一种只能说“KoKoKoKoKo”的口吃状态。

老师生于1936年。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个人兴趣，就是听取关于战争的亲历者讲述他们的经历。我尤其喜欢听长辈们回忆他们的童年。日本的战争历史既有沉重的加害者一面，也有深刻的受害者一面。虽然可以通过书籍了解到一些历史，但我更想倾听那些真正活过那个时代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我总觉得，过去的事情正在不断远去，最终可能会被遗忘、抹去。而我希望通过聆听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尽可能地去抵抗这种遗忘。

我曾听人说，老师有很多战争时期的记忆，所以我多次向他进行了口述采访。然而，随着一次次的倾听，我渐渐意识到，老师作为画家，会刻意放大、反复重构自己的记忆，甚至主动搅乱它们，并将其转化为创作的灵感。因此，在听取他的讲述时，必须格外留意其中的真伪。比如，老师描述的空袭，或许只是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但那种炸弹遮天蔽日落下的恐惧与愤怒，却是真实的情感。只是从历史上来说，年幼的田名网老师当时可能正被疏散到偏远村庄，因为大肠炎而沉睡着。从严格的时间轴来看，他的记忆与史实存在诸多出入。但正因如此，我反而觉得有趣。每次见到老师，我都会细细地向他询问各种细节：母亲的和服是什么颜色的？发髻是怎么梳的？窗外传来的大象叫声是什么样的？他吃过什么？夜里睡在什么样的房间，和谁一起睡？这些与战争本身无关的琐碎细节，我一遍遍地追问，一遍遍地聆听。在这个过程中，我被老师的叙述魅力以及回忆的矛盾之处深深吸引。如果说老师是个“骗子”，也许并不为过。但“正确的记忆”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为老师的个展画集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然而，老师在我尚不知他是否读过的情况下，便永远地离开了。

老师在六月末被诊断出急性血液癌，紧急入院接受治疗，其间突发蜘蛛膜下出血，沉睡了三周后离世了。

如果我能再早一点完成小说，也许老师就能看到它。那部小说，虽说是献给整个艺术世界，而非专门写给老师的，但我心里仍有一份渴望，希望他能读到。我总觉得，自己老是赶不上和重要之人的约定。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一切相遇都会变成过去，最终被遗忘、消失”这件事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或许源自我对自身记忆的不信任。我很健忘，而且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时而膨胀，时而萎缩，像扭曲的泡沫持续变化着，从未真正定型过。小时候，我曾想，如果我的身体变成石头，就不会再感知时间的流逝，那该有多好。或者，干脆让一切爆炸，让地球上的所有事情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也好啊——我曾如此连同地球一起“同归于尽”过。

或许，写作之所以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份“不想遗忘”的执念。我想要留住气味、声音、肌肤的触感。然而，我从未真正觉得自己“留住”了什么。即便如此，写小说的时间，也让我暂时挣脱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束缚，仿佛置身于一片时间溶解的海洋，那种感觉令人莫名安心。在那里，梦境与现实交错，没有所谓“正确的记忆”存在。

因为自己健忘，又深知记忆会欺骗我，所以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拼命地想要记住一切。小学时，我曾相信，只要把每天从早到晚发生的事情、家人的每一个细小瞬间都写进日记，就能把它们牢牢地保存下来。然而，当我努力不去忘记时，我渐渐发现，“现在”变得只是为了“不被遗忘”而存在。我越是拼命记录，反而越无法真正感受到当下的存在。最终，我开始明白，遗忘是不可抗拒的，终究只能接受。尽管如此，我依然抗拒遗忘。或许正因为我想要见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所以我才会去探访旧日的街道，翻阅古老的书籍。

老师的声音，老师的口头禅——如今去世才半年，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可我知道，它们终究会慢慢改变，于是，我甚至不敢主动去回忆。和老师一起喝茶的那家店的味道、氛围，我都没忘。还记得，我们乘坐出租车前往鳗鱼店的路上，我向老师表达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向我讲述关于战争的记忆。但老师却不满地皱起眉头，低声说：“我不是因为想讲才讲的。”我想起自己曾听一位老奶奶说过：“无论你如何努力倾听，没有经历过的人，终究无法真正理解。”于是便把这句话讲给了老师听。老师听完，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回答道：“对啊，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 那个声音，我不想忘记。可是，活着，就注定无法记住所有一切。记忆会一点点流失。若我们能够选择遗忘的内容也罢，但现实却不能如此。于是我开始思考一种时间的存在――每当我回忆起它的时候它就是“现在”，从而永远不会变成“过去”。

内容有些散乱，非常抱歉。我会再写信给您的。一开始，我本来是打算写我的爱猫离世的故事。但在思考这件事的过程中，没想到，我敬爱的老师突然离世，让我最终书写了另一种“死亡”的形态。

索南先生，您是否仍在美丽的草原旁的公寓里，书写您的长篇小说呢？我这边的小说也已进入佳境。期待您回信的同时，我也要回到写作中去了。

朝吹真理子（翻译：高桥溢希）朝吹真理子女士：

见字如面。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在海晏县的书房中，一个明亮的下午，安安静静地读了你的信。我跟随着你有温度的文字，感受到你的悲伤，很受触动。请你节哀！然而，我也深深地感到无力，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到你什么。作为朋友，我很想说一切都已过去，逝者的光辉还在世间，我们生者当披戴着这必有殷切祝福的光辉，继续行进，不舍昼夜。如果文字、一些问候，能够对你有些许慰藉，我将感到很高兴。

你是一个善于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人，这真好。我却有些喧杂，我常常觉得，我处在一个音响不绝于耳的环境中，当我独坐在某个地方，实际的处境也很安静，我仍然会被许多声音困扰，从而内心不得安宁。我的耳朵里没有停歇过的鸣叫，长久以来都在时时刻刻挑战着我的神经。我受着，并常常想起佩索阿的一段独白：“我的内心是一支隐形的交响乐队。我不知道它由哪些乐器组成，不知道我内心中喧响和撞击是怎样的丝竹迸发，是怎样的鼓铎震天。我只知道，自己就是这一片声音的交响。”

于是我会学着去接受，学着去安静。我试图去探索这耳朵深处的音鸣背后有什么。如果此刻有一股很清晰的风声被我捕捉到，我会感到愉快，觉得这就是耳鸣背后等待着我的音乐。我的内心是一曲交响乐。

所以我现在已然接纳，并且不痛苦了。这一幕很熟悉，对吧？人生处处妥协嘛，只要不被吞噬，就能相处。

去年夏季的东京，我过了充实的两个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中华街，关根谦先生携夫人康子女士请我们吃饭，康子女士送给我一条厚实的、蓝色的漂亮毛巾，我带回青海，一直舍不得用，想留作纪念。康子女士通过先生的翻译，讲述她几十年在医院的护士工作，她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关根谦先生对她的呵护，他们相濡以沫的生活很让我感动。关根谦先生翻译了我的短篇小说《和一头牛共进晚餐》，而今又不辞辛苦，主持翻译我们的书简，真的很感激他。我能在日本与先生相识，实在是我的幸运。

除了你说的那些有趣的朋友有趣的事，我去北海道，也认识了很好的朋友。就在前几天，我整理在东京写的日记。我把它命名为《东京日记》，并且在中国的“笔会”报刊上陆续发表。我阅读这份日记，勾起的很多回忆中，就有酒井先生，我在北海道认识的牧场主。

酒井先生在北海道经营自己的牧场，他的牧场叫“绵阳研究所”，很有意思的名字。我当时就反思，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牧场呢？在德州草原上，我的牧场以前叫作“拉玛的草山”。拉玛是我父亲的名字，草山是这个人的牧场统称。后来我当了家主，草山变成了“东君的草山”。东君是我上学时的汉名字，也是我的曾用名。我的官名反而少有人知，直到开始写作。写作后的我也没有意识到给自己的牧场起个名字，这似乎和不给牛羊起名字一个道理，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会用你起的牧场名字，他们还是会固执己见，年老的牧人们依然称之为“拉玛的草山”，年轻的就说“东君的草山”。

说回酒井先生，早在二十几年前，他到蒙古国的北方省份去学习游牧、学习畜牧业，兢兢业业三年。其间，他在国内的女朋友决定用行动支持他，毅然抛下所有，追随他到了蒙古草原上，他们一起游牧，生活。学业有成后回国，筹备了两年时间，终于在北海道的山中经营起自己的牧场。酒井先生是一个胖胖的，留着八字胡，很像蒙古人的日本人。当面就跟我说了一句“赛拜诺”（蒙语：您好）。在他家的会客厅里，他盘腿坐在长长的木椅上，我坐在他对面。我们交流游牧、牧场、牧草等各方面的体会心得，他的三片不大的牧场，我的四片比较大的牧场，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有着不小的差异，但终究殊途同归：养羊，其实就那点事。我们一口气谈论了三个小时，他在我面前展露在蒙古国沾染的生活习惯，比如盘腿的坐姿，说话时打开双手以表真诚，喝茶时拿杯盏的动作。他说二十年来很少有机会展示，今天如愿以偿。

我跟他去给羊喂饲料，差点撞上一面巨大蜘蛛网。这网横亘在小路中间，网中一头拇指大的黑蜘蛛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蜘蛛，令我心有余悸，难以忘记。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朝吹真理子女士，你用饱含情感的语言叙述的这位画家老师，也让我产生了想要相识相交的渴望，可惜斯人已逝。田名网敬一先生给你带来的影响，从这字里行间，我有清晰的感受。想念一个人，怀念一个人，真是件特别奢侈的事情。你说得对，当你要极力去留下这位老师的点点滴滴的时候，这些东西、这些记忆反而消失得更快了。这就是人和一种自然力量的对决吧。而且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对怀念者的真实被赐予了语言阐释的权利后，构成了新的真实。也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失望又错愕，因为这种情况夺去了我们与怀念者之间“直面”的真实性，总让人觉得其中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而我们的手无论再怎么撑开，再怎么用力，能产生的力量——无论是词语形成的，还是感情构成的——都不足以掌握，或者弥补这个鸿沟。并且最终都让人有一种错觉，觉得在绕圈子，在感情的丧失中绕着圈子。因为当我从这一份感情的悲痛中渐渐抽离，平静，新的、熟悉的感情的丧失感又到来了，只不过是换了个人而已，这真让人很无助，连思考的力气都不愿意去积攒。

你对这位老师的情感、你们的点点滴滴，也让我想起我的叔叔，曾经，我也同样觉得他会一直在身边，在某个地方生活，只要我需要，只要我想他，就可以见到。我的叔叔叫罗布加，去世的时候年不满六十，可谓英年早逝。我这位叔叔早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个工作的需要，他开始自学文字，自学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从来没有去上过一天学，但凭借着灵敏聪慧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很快就掌握了很多知识，并且成功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开启了他很多年的电影放映员的生涯。那时候他是草原上最时髦的人，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他又从电影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曾几何时，他和我聊天，他的言行方式、他的谈吐，都是那么地与众不同，给我懵懂无知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凭直觉很笃定地判断出，他一定比别人更优秀，更好。事实如此，如果说我在一些电影当中看到了那些优秀的与众不同的人，那么当电影的帷幕落下，我转头向生活，我看到叔叔，仿佛就看到了电影里的人。这对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重视他的建议，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他的为人处事和言行举止。又过了若干年，当我将精力和心思都投入到文学上，开始学习写作，他是第一个支持我这么做，并且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人。他跟我说话也和别人不一样了。有一年冬天，他宿醉刚醒，撑着难受的身体来我家吃酸菜，以缓解酒劲。他舒舒服服地吃了几碗酸菜面片，擦干净嘴巴，和我聊起了文学，聊起了人生，聊起他读过的书。他那时候读的书比我多。突然，他说了一句话：人在矛盾中生存，矛盾支配着人生。

我记住了他这句话，并且越想越有道理。而后的很多年中，遇到困难，精神受到折磨时，我会想起这句话。这句话被我写在了日记本的扉页上，很长时间里都被当作我的座右铭。我想，极有可能我的性格中有很大部分都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我对此感到很自豪。

我的叔叔罗布加当了很多年的村委书记和村主任。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人格和品德都受到了全村人的信赖。他喜欢喝酒，喝了酒，他会噘着嘴说很多话。言语幽默，表情幽默，常常令人们捧腹大笑。因此，他在活着的时候广受欢迎，谁都想认识他，和他交朋友。

几年前的夏天，他觉得胃里不舒服，就去体检。结果查出是晚期胃癌，时日无多。在他弥留之际，饱受着病痛折磨，真真切切是人瘦成了一把骨头，很凄惨地去世了。那段时间我刚好动了一次手术，未能时时守护在他的身边，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我的另一个遗憾是他没有看到我获得了文学奖。如果他知道我的小说《荒原上》，写的正是发生在我们牧场上的那些事情，他一定会高兴又骄傲。说不定又将对我说一番很有哲理的人生感悟。有些个夜深难眠的晚上，我会想起他，他的那句话突然会跳进我的脑海中，“人在矛盾中生存，矛盾支配着人生”。于是我会想起很多年前，他说这话时那个样子，他盘腿坐在我家老房子的土炕上，他的前面，是那条年代久远的炕桌——现在已经搬到了我在县城的书房当中——他坐在每一次来都会坐的那个位置，戴着鸭舌帽，歪着头，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看着我，和我说话。这是多么久远，而又多么清晰的一幕。但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就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很不确定。你知道，我们在东京庆应大学举行的那次对话中，剖析了记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对创作以及生活造成的影响，交换了记忆带来的困扰和奇迹。在你的小说《贵子永远》中，你很深刻地探索了记忆的世界，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觉得，我上述的回忆，也很有可能如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是我和记忆缠斗的结果。因为我在回忆那个片段的记忆，试图将其返璞归真。如果这是我和我叔叔联合起来，在这里创造形成的一个幻境，那也很好，我不打算深究，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简单，我用不着对每个事物背后的发展逻辑都作出原理的解释。我觉得记忆就像这午后慵懒而温暖的、明亮的阳光一样，无论怎么变，终究它都在围绕着我。所以我不再对此有挫败感和荒谬感，我在物理方面对它投入了信任。我甚至觉得，在很多时刻，记忆“啪嗒”的一声声响，是对我的一次次回应，在感谢我给予它的肯定。而现在，我的记忆是一个有弹性的、有吸引力的、状态饱满且心智成熟的灵物。受到刺激，它也会惊慌失措，也会感到恐惧，或者是兴奋。我同时把记忆归纳到自然当中，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十分睿智的事情。嗯，也许正是这样，而今我在创作时，感到身轻如燕，对过去进行整理和回忆，提取材料时，不再有那么多的沉重与负担，常常满心欢喜地想到很多有用的素材。

我和你一样，正在写长篇小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小说的名字，叫《船的城市》。这部小说里面写了不同年代的一些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于他们而言刻骨铭心的事情，是现实。现实是复杂的，变幻莫测，常常让我难以招架。所以要写一部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实在是耗费心力。我经常被折腾得情绪低落，萎靡不振。然而，经过几天的读书和恢复，又会变得志气高昂，信心百倍。很是有点记吃不记打的模样。我很期待我们的作品都被翻译成彼此的语言，能够交换阅读。我对你的这部关于梦的作品很感兴趣，因为我对梦本身很感兴趣。尽管我对梦是潜意识的投射或者类似的说法都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然而，不得不承认，我的现实是和梦纠葛不清的，常常是我白天想到了什么人，他便会在梦里出现，给我演绎一段真实而离奇的生活。有好些次，我在半睡半醒中醒来，对梦中的一切感到震惊，在床头的笔记本上凌乱地记下一些“梦故事”，第二天早晨真正醒来，看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是记录的那一刻，我是那么的清醒，又那么的兴奋，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忽略的、还没有进去的世界，在那一刻它给我打开了那扇门，我只要再努力一些，再更进一步，就能真真切切地看到里面的东西，能够在里面行走了。但我都失败了，我破译不了自己的记录，更遑论进入其中。

了不起的梦，那么自然地发生每个人身上，好像身体和影子那么自然。

祝你身体健康，创作愉快！

索南才让中国·青海

发表于《当代》202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