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0年6月10日凌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站在天津火车站的月台上，看着第一批500名联军士兵登上列车。这支由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总计2000余人，计划沿京津铁路直扑北京。

镰刀在月光下划出寒光，河北落垡村的老农王老六屏住呼吸，狠狠劈向铁轨接缝处的道钉。六十公里外的天津火车站，八国联军的装甲列车正冒着黑烟准备出发。

1900年6月10日凌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站在天津火车站的月台上，看着第一批500名联军士兵登上列车。这支由英、美、奥、意、俄、法、德、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总计2000余人，计划沿京津铁路直扑北京。

他们携带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马克沁机枪、野战炮、连发步枪。联军甚至随车带着工程师、工人和修路材料，准备随时修复铁路。

“从天津到北京，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西摩尔对副官自信地说。他没想到，这段短短的路程，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最漫长而屈辱的噩梦。

联军列车刚驶出天津不到40公里，车轮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前方的铁轨不翼而飞。数百名义和团战士突然从青纱帐中冲出，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扑向列车。第一天，联军在落垡遭遇阻击，50多名义和团勇士倒在了枪口下。

接下来的行军变成了一场噩梦。联军第一天只走了40多公里，第二天仅前进了16公里，第三天勉强推进5公里。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铁路沿线的每一根枕木都在与我们作对。”一名英国士兵在日记中抱怨道。义和团和当地民众日夜不停地破坏铁路，拆毁桥梁，在铁轨上撒满铁蒺藜。当联军士兵下车修路时，又常常遭遇突然袭击。

6月13日下午，伤痕累累的联军勉强抵达廊坊车站。喘息未定，约300名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战士如潮水般涌来，将车站团团围住。战斗持续到14日早晨，4名意大利兵被砍死，多名联军士兵受伤。

6月18日，决定性的战斗打响了。2000多义和团勇士与3000名清军甘军在董福祥将军指挥下，向廊坊车站发起总攻。

义和团正面冲锋吸引火力，董福祥的部队则利用专业战术从侧翼包抄。德国上尉吉多·冯·乌泽多姆在战报中写道：“德军在攻击下几近崩溃，董将军的部队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毅力进行了‘大胆而持久’的攻击。”

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中，联军阵地变成血肉磨坊。根据清军战报，此战联军死伤54人；而联军内部记录显示仅德军就7死57伤。义和团和清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约有400人伤亡。

当晚，联军残部仓皇退守杨村车站，但义和团和甘军紧追不舍。深夜，杨村车站突然杀声震天，联军再遭重创，约40人伤亡。西摩尔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

面对拥有马克沁机枪和野战炮的联军，义和团战士的装备令人心酸：大刀、长矛、木棍，偶尔有几支老式火枪。一位参战的美国士兵回忆道：“义和团在进攻中直接无情地冲锋，让联军感到不安。”

这些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展现出惊人的战术智慧。他们专攻联军后勤线，袭击小股分散的敌人，利用青纱帐掩护突袭。当西摩尔决定改走水路时，他们提前拆毁了杨村附近的运河船只；当联军想逃回天津时，他们又破坏了退路上的桥梁。

“如果义和团所有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西摩尔后来心有余悸地承认。从天津到北京短短60公里的路程，联军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最终仍未能抵达北京。

6月23日黎明，狼狈不堪的联军残部逃到天津西沽，夺取了清军的武库据守。直到6月25日，沙俄希林斯基上校率领2000多名援军赶到，才将这些残兵败将接回租界。整个廊坊阻击战，联军伤亡达374人。

廊坊战场上的中国农民，用最原始的武器改写了历史进程。这些默默无闻的庄稼汉，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高粱举起了红缨枪，豆角把子弹推上膛，玉米杆抡起了手榴弹，山药蛋布下了地雷网。” 这首流传在河北民间的歌谣，正是当时全民抗敌的真实写照。老人、妇女甚至儿童都成为抵抗的力量，老汉们用粗砺的铁掌拆毁铁轨，姑娘们灵巧的双手制作武器，老太太们鹰隼一样的眼睛监视敌情，儿童团明亮的红缨枪守卫村口。

125年前的今天，这些草根英雄用血肉之躯证明：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最先进的武器，而是最不屈的精神。

西摩尔率领的残兵败将最终撤回天津租界时，军装已成布条，眼中布满血丝。一位英国随军记者写道：“那些手持农具的中国农民比任何正规军都更让我们恐惧。” 而此刻的华北平原上，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已长出新的庄稼，田埂边散落的弹壳被孩子们捡起，成了游戏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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