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政治学家，以政党与选举制度研究闻名。他毕业于波尔多大学，先后在普瓦捷大学和波尔多大学讲授法学，创建波尔多政治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后长期任教于巴黎大学法律与经济科学系，并以意大利共产党籍议员身份担任欧洲议会议员。
作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
法国政治学家，以政党与选举制度研究闻名。他毕业于波尔多大学，先后在普瓦捷大学和波尔多大学讲授法学，创建波尔多政治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后长期任教于巴黎大学法律与经济科学系，并以意大利共产党籍议员身份担任欧洲议会议员。
很多组织都可以用法语单词中的“partis”一词来表示，但是不能将它们混淆，它们确实大相径庭。例如，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团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雇佣兵队长为核心组建的军队，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议员开会时的俱乐部、法国君主立宪时期组织限制选举的选举委员会以及现代民主国家构成民意的庞大群众组织等，这些词在法语中都可以用“partis”一词来表示。而这么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职责是获取和实施权力。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这些组织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也不过是近一个世纪的事而已。1850年，除了美国，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当时世界上只存在一些不同的民意派别、民众俱乐部、思想协会、议会党团，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到了195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存在政党，而其他国家则在努力模仿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政党。
《政党论》
[法] 莫里斯·迪韦尔热 著
赵智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我们是如何从1850年的体系发展到1950年的体系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就像任何人一生都带着童年的印记一样，政党也深受其起源的影响。如果不了解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各自产生的独特背景，就不可能理解它们在组织上的差异。如果不了解法国、荷兰、美国政党的起源，就不可能真正地分析出为什么法国和荷兰是多党制国家，而美国是两党制国家。通过了解这些国家政党的起源，就能知道为什么多党制能在法国和荷兰发展，而在美国却受到限制。反过来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两党制能存在于美国却不能存在于法国和荷兰。
总的来说，政党的发展似乎与民主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与普选权的延伸和议会权力的发展有关。政治议会的职责和独立性越是增强，其成员就越觉得有必要根据各自的共同点聚集在一起，采取一致行动。选举越是具有普遍性，就越有必要通过那些在选举中推选候选人并能指引选民按照其期望投票的选举委员会来笼络选民。因此，政党的诞生与议会党团和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息息相关。诚然，相较于这种一般情况，有些政党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不同特征，这与选举和议会因素之外的因素有关，而且这种外部性因素构成了这些政党最明显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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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从结构上偏离了选举和议会机制，属于产生于议会之外的外生型政党。外生型政党和内生型政党之间的区别并不严格。然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准确地说外生型政党基本上是在一个预先存在且本身不以选举和议会为主要活动的组织上建立的政党。
各种各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些团体和协会会导致一个政党的诞生。由于没法罗列一个详细的清单，我们只举几个例子。工会创建政党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很多社会党都是由工会直接成立的，而英国工党是最典型的例子。1899年的工会联合大会以548000票对434000票通过福尔摩斯议案（motion Holmes），做出建立议会选举组织的决定，由此产生了英国工党。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一个由凯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的独立工党，以及由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这两者都对福尔摩斯议案的通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尔摩斯本人就属于独立工党）。但决定性的作用仍然是工会起到的，其结果就是工党特别依赖工会。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了政党的非议会内起源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影响。对此，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对两类社会党的区分：一是由工会创建的工人政党，一是我们所理解的，由议员以及知识分子创建的社会党。两者相比，由议员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党比较纸上谈兵，注重理论多于实践。
在法国，农民党属于内生型政党，源于简单的选举和议会机构。但在其他地方，恰恰相反，农民党的出现与英国工党诞生的机制更相近。农民工会或农民团体决定建立一个选举机构，或者直接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政党。可见，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团体对政党创建的影响类似于工人工会对政党创建的影响。农民党的发展虽然不如工党，但农民党在某些国家仍然表现出极大的活跃性，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中欧国家、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美国。
费边社对工党产生的作用也说明了思想学社和知识分子群体对政党起源的影响。19世纪学生社团和大学团体对欧洲民众运动和对第一批左翼政党的出现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些类似现象在今天的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存在。同样，共济会对法国激进党和欧洲各种自由党的诞生也有影响。在比利时，共济会的干预非常明确。比利时共济会总导师德法克茨（Defacqz）于1841年成立同盟会，同盟会的产生促进了地方社团在全国各地的兴起。1846年，同盟会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召开省级社团代表大会，汇集了320名代表。大会由德法克茨主持，决定在各地方选举县建立永久的自由社团。虽然知识团体创建政党的例子也相当多，但这样的政党由于缺乏民众基础，很难在普选中取得成功。让保罗·萨特和几位左翼人士建立法国革命民主同盟的尝试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限制选举下，这种由知识分子创建的政党更可能如鱼得水。
另外，教会和教派对政党的影响力也很大。例如，在荷兰，加尔文主义者成立了反革命党，以对抗天主教保守党。1897年，更顽固的新教徒创建了基督教历史党，以对抗天主教保守党与反革命党的联盟。1914年之前，天主教组织的直接参与，或者神职人员本身的直接参与产生了右翼基督教政党。在现代，他们的直接参与产生了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比利时，宗教当局的干预对天主教保守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反对1879年关于世俗教育的“灾难性”法律并保护宗教教育，神职人员鼓动在全国设立天主教学校委员会，导致儿童从公立学校退学，教会学校大量增加。1884年，这些委员会转变为天主教党的地方分支，天主教党从而成为欧洲组织最强大的组织之一。1945年，教会对创建基督教民主政党的影响似乎就没有那么直接了。例如，在法国，教会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及其各种专业附属协会，如基督教工人青年协会、基督教学生青年协会、基督教农业青年协会等的催化作用。尽管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作为一个组织团体没有进行干预，但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它为政党提供了主要干部分子和活动分子。在意大利，天主教行动党发挥了类似的作用，神职人员的干预可能往往更直接。在德国也一样。
除了工会、思想协会、教会之外，退伍军人协会也是能够促成政党产生的外部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们对法西斯或伪法西斯政党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波罗的海自由军团对纳粹的兴起以及意大利退伍军人团体对法西斯党兴起的影响。在法国，这种影响更为明显。1936年，一个退伍军人协会——法国火十字团直接将自己转变为了法国社会党。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在两年前，法国火十字团以战友团转变为了在法国政治中有特殊意义的同盟（Ligue）。同盟与政党一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的协会，但它与之前讲到的政党成立的外部因素又不同。从达成目的的角度讲，政党和同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党通常是在选举和议会领域采取行动，相反，同盟不提出选举候选人，也不召集议员，它只是宣传和鼓动的机器。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同盟是拒绝民主、反议会的。与法西斯党相比，同盟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政治形式，因为法西斯党虽然也反对议会，但是它深知在民主环境下利用议会来获得权力要比原始的斗争容易得多。同盟自然也会发展成极端主义政党。事实上，一些这样的政党的前身就是同盟，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
秘密团体和地下团体对政党产生的影响可以与同盟对政党产生的影响相提并论。事实上，秘密团体和地下团体都是具有政治目的的组织，但它们都不在选举和议会领域采取行动，秘密团体是因为不想这样做，而地下团体是因为受到法律禁止而不能这样做。但一旦法律取消限制，地下团体就会试图将自己转变为政党。1945年，许多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的抵抗运动组织试图将自身转变为政党，但基本没有成功。法国的人民共和运动（M.R.P.），甚至是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都可以说正是从以前的地下团体中诞生的。苏联共产党也具有同样的起源。1917年，它一下子掌握了合法权力，但同时保留了其先前组织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随后被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所接受，并在最初的模式上重新进行了组织。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政党的起源对其组织结构的影响。从苏联共产党的例子可以看出，维持其组织的合理性在于，一旦遭到政府迫害，它能再次迅速变成秘密团体而存活下来。
除了上述列举的各种外部组织因素外，工商团体的干预也会导致政党的产生，如银行、大公司、工业联合体、雇主联合会等。不幸的是，很难从中找到一些规律。安德希尔（F.H.Underhill）在《社会科学大百科》中指出1854年蒙特利尔银行、大干线铁路和蒙特利尔大企业对加拿大保守党诞生起到的作用。所有右翼政党的产生好像都受到类似的影响，但大多数时候，由于没有证据，对此我们只是进行假设。因此需要特别细致的研究来明确资本主义集团影响政党形成的形式和程度。
无论外生型政党的起源如何，它和内生型政党的特点都截然不同。内生型政党产生于议会，而外生型政党则以群众为基础，外生型政党比内生型政党的权力更加集中。对于内生型政党，其中央组织是由已经存在的地方委员会产生，目的在于协调地方委员会之间的行动，以及限制自身的权力来最大化地保障它们的自由。对外生型政党而言，委员会和地方选区是在已经存在的中央组织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使得它们的活动没有那么自由。那些创建外生型政党的组织的分权程度很显然影响了政党本身分权的程度。例如工党要比资本主义集团创建的政党集权得多。不管怎样，外生型政党和权力集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出于类似的原因，外生型政党比内生型政党组织更严密，纪律性更强。这是因为前者有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可以将基层所有的细胞结合起来。而后者的纽带都只是在议会中几个代表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议会党团对这两类政党的影响也不同，内生型政党深受议会党团的影响。由于内生型政党源于选举和议会，议员在内生型政党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么他们集体组成政党的领导机构，要么其中很多人在委员会中担任独立的领导角色。对内生型政党而言，议员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其在政党诞生之初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解释。相反，在外生型政党创建过程中议员参与程度小，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察觉到外生型政党对议会党团或多或少不信任，或者想要议会党团服从于领导委员会的权威。社会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由议会创立的法国社会党，还是议会制度外创立的英国社会党。然而，这个例子不仅没有否定之前的结论，相反，还明显可以说明议会党团对法国社会党的影响比对英国工党的影响要深。所有社会党，即使是内生型的，是否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呢？在评估议员对政党产生的影响程度上，政党的起源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政党的特点与生俱来。对于内生型政党，它侧重议会和竞选活动，在议会中获取席位对于政党生命而言至关重要，这是其存在的理由和终极目标。相比之下，外生型政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更超然的态度。选举和议会斗争非常重要，但这只是外生政党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是它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之一。对于法国激进党来说，在议会中赢得最多的席位是首要问题。而对于人民共和运动来说，教育党员和选举一样重要，它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选举不太重要，选举只是用来全面夺取政权的一种战略。虽然这些不同之处不能仅靠起源的差异来解释，但起源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总之，外生型政党，即使在理论上依附于议会，但从来没有像内生型政党那样赋予议会相当的价值。因此，外生型政党的发展要求它们事实上不依赖于议会和选举（往往是无意识的和受压制的）。
内生型政党是传统类型的政党，外生型政党是现代类型的政党。这一点和之前的观点同样重要。20世纪之前，大多数政党都是在议会中产生的。在社会党诞生前，除了教会对某些天主教政党有影响，如比利时保守党，工业和金融集团对右翼政党有影响，以及知识界和共济会对一些自由党有影响，很少出现议会外部因素的干预。但在社会党诞生后，外生型政党的创建法则反而成了一般规则，内生型政党成立的方式则成了例外。法国自由共和党的成立及随后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对于当代政党而言这种产生方式是不按常理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那些刚刚才有议会和普选的新生民主国家的情况。在那些国家里，政党的产生通常与内生型政党的情况相一致。这与之前的说法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证实内生型政党是随着民主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普选制的一步步而产生的（普选在实践中终被法条明确规定）。普选的发展需要锁定大量新的选民，将个人投票转变为集体投票，委员会的发展是对此的自然回应。但一旦度过了第一阶段，通过选举牢固地建立起政党，那么新政党的产生就会受到这些旧政党的阻碍。只依靠地方势力或单独的举措很难打破旧政党的阻碍，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党。换言之，对于一个尚未出现政党体系的国家，首先出现的是内生型政党。一旦政党体系建立并开始运作，外生型政党就会出现，也会变得越来越常见。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