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2年，我从队办小学升入村办小学读三年级，袁老师从乡中心校下放来教我们。开学报名后回家，在乡中心校读书的姐姐神秘地告诉我，“知道袁老师为什么来教你们吗？因为他‘不务正业’，所教成绩总是不如其他班”。当时我不到10岁，对“不务正业”似懂非懂，对即将迎来的学校

当年，教我的袁思康老师曾被评价“不务正业”。

1982年，我从队办小学升入村办小学读三年级，袁老师从乡中心校下放来教我们。开学报名后回家，在乡中心校读书的姐姐神秘地告诉我，“知道袁老师为什么来教你们吗？因为他‘不务正业’，所教成绩总是不如其他班”。当时我不到10岁，对“不务正业”似懂非懂，对即将迎来的学校生活也没有任何预判。

正式上课后，我切身感知了袁老师的“不务正业”。那时学校还没有电铃和广播，考试只考语文和数学，上学、放学时间和上什么课由教师自己把握。记得当时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学生每天上午9点到校，先读约一个小时课文，然后开始上语文课，上完课做作业，教师面批完作业、学生修改后就放学了。下午两点上数学课，除了阅读，其他流程与上午差不多，只是在教师批改作业前会有一次课间休息，放学前还安排约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

至今，我仍对两个时间段的活动记忆犹新。

一是阅读课。课上，袁老师除了要求我们背下刚学完的课文，还会对背得快的学生额外加几首古诗词，比比谁还能背下来。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加餐”中，上完三年级我几乎背完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有意思的是，尽管袁老师从来不讲，但通过读和背我也能明白许多诗词的大概意思。

二是自由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袁老师有时会自娱自乐地拉小提琴、写毛笔字、画国画，一副超然不俗的样子；有时会教我们唱歌、写字、画画，并把我们的作品与他的作品一起贴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时还会和我们一起跳格子、打沙包、拔河，直到大家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那时，跟袁老师学会了哪首新歌、哪幅画作和袁老师的作品一起张贴了、在哪项体育活动中赢了袁老师等成了我们炫耀的常用话题。

当然，这样的安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年麦收时节，袁老师带着我们到庄稼地捡了一天麦穗，回校后搓了满满两大袋麦粒，用卖得的钱买回许多糖、书和笔。那年春天，我们在袁老师的带领下，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并建立“一人一棵”管护责任制，驱使我们每天都去照顾它们，支起撑杆、扎上篱笆、浇足水。现在路过母校，我还常常在那些长大的树下坐一会儿，回忆与袁老师、小伙伴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992年，我师范毕业后也回农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在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经历了多轮教学改革，学习了许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发现有些新理念、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如“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提分而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差异性要重视从多方面入手唤醒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要让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等，袁老师早就在我们身上实践了。

去年春节，我应约参加一个小范围的小学同学聚会。在天南海北的闲扯中，有同学忆及我们班当初成绩并不出色，但后来有3名同学考上了中师，说是受了袁老师的影响。还有同学说，袁老师教完我们这届3年级学生就回老家教书了，工作期间曾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目前已经退休。在我的认知里，“全国优秀教师”是一个教师很难企及的崇高荣誉，袁老师能够获评，也许就是因为他坚持“不务正业”。

教育改革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在我身边依然有教师不知道怎么教书育人。乡村振兴需要心系家乡、从事乡村建设的本土人才，但许多年轻人总是希望“往城里跑”，我想，倡导教师也像袁老师那样“不务正业”，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