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句口号,曾风靡一时,后简化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它使语言走上哲学研究的前台,获得人们的重视。对语言进行分析成为哲学分析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哲学本身。认识是以语言表达的,因而与语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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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路
“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句口号,曾风靡一时,后简化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它使语言走上哲学研究的前台,获得人们的重视。对语言进行分析成为哲学分析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哲学本身。认识是以语言表达的,因而与语言相关,所以可以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但是,语言是经验的,仅凭经验性的东西从事哲学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借助理论,借助科学。所以哲学研究会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是借此分析语言,以此来研究认识。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方式一直是哲学研究的实践。实践如此,人们对如此实践的方式的认识却不是非常明确。直到现代逻辑产生之后,直到分析哲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而且人们认识到,这就是哲学研究的方式。
一、语言分析
在传统哲学中,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语言分析,也可以看到不太明确的语言分析。比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共分四卷,第三卷专门论述语言。
在我看来,寻找关于语言的考虑,专门章节的要求过高,关于系词的考虑比较适中。系词指的是句子中的联系动词:它联系主语和谓语,起联系作用。所以,系词的命名体现了一种结构,这是西方语言中句子的一种结构。讨论具有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即是讨论这种结构,讨论表达这种结构和体现出这种结构的用语,讨论与这种结构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认识,而“系词”就是这种讨论结果的产物。若是以此为标准来探索关于语言的考虑,则可以有两个思路:
一个思路是直接寻找关于“系词”的使用。只要谈及“系词”,就是关于语言的考虑,即便是关于逻辑的考虑,也可以认为其中有可能包含着关于语言的考虑。另一个思路需要对“系词”作更深入的思考。“系词”这个术语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在长期讨论中形成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在“系词”这一用语出现之前,人们就有了对被称为系词的东西的认识,即使不用“系词”一词,也依然可以有系词意义上的考虑。
对系词及其相关论述的认识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讨论中,还有两种不太明显的关于系词的考虑:一种是举例说明。比如柏拉图说的“风是冷的”,黑格尔说的“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在哲学讨论中,举例是常用的方法。很明显,人们给出的例子各不相同,但是基本句式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S是P”,都是主系表结构。这是因为,“是什么”是人们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因而“是”乃是语言中表达认识的基本要素。人们讨论“系词”,实际上是借助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谈论认识。另一种关于系词的考虑是关于认识的表达。比如古希腊人关于矛盾律的表述—— “一事物不能同时既是又不是”。这一类表述方式是关于认识的表达,都用到“是”或者说都以“是”进行说明,但是字面上都不具有“S是P”这种形式,也就是说,其中“是”一词并不具有显著的系词特征。
考虑语言的方式还有很多,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哲学史中有许多借助对语言的考虑来说明认识的情况。
二、逻辑分析
传统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是很多的,但为什么在传统哲学的讨论中语言的重要性没有凸显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哲学中有非常明确的关于逻辑的考虑。哲学家们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重视和强调逻辑的作用和意义,因而忽略了关于语言的考虑。确切地说,传统逻辑的核心句式是“S是P”,在此基础上增加量词“所有”和“有些”,增加否定词“不”,构成了AEIO四种命题,并以此构成其核心的三段论推理系统。这样一来,“是”成为逻辑常项,与其他几个逻辑常项一起成为逻辑的核心概念。字面上可以看出,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是以自然语言表达的,因此传统逻辑的基本句式亦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句式,传统逻辑中的系词(联项)“是”也是自然语言中的系词。这样,同样关于“是”的考虑,既可以说是逻辑方面的考虑,也可以说是语言方面的考虑。于是关于逻辑的考虑替代了关于语言的考虑。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两个例子。
康德关于逻辑做出许多说明,包括要从逻辑出发,把逻辑称为形式的和普遍的,然后称自己的研究为先验逻辑。限于篇幅,我们只说一下他关于“是”这个范畴的论述。康德从判断表出发,构造出相应的范畴表。前者是逻辑所提供的,后者是他所需要的,由此他得到了12个先验范畴。对照之下可以看出,在判断表中没有“是”这个词,即没有系词,而在范畴表中却出现了这个词,即“此是—不是”,这就说明,“是”这个词是康德需要的。但“是”乃是逻辑常项,是逻辑中的系词,为什么在康德给出的判断表中却没有出现呢?
这里大概有几个原因。其一,判断的基本形式是“S是P”,由于这是逻辑提供的认识,因此,只要是从逻辑出发,这就是自明的。其二,判断表中分类说到“肯定的”“直(定)言的”和“实然的”,用语不同,但是它们都指“S是P”这样的句式,它们以不同方式暗含着关于“是”的表述。其三,由于范畴表和判断表是对应的,因此其中的概念都是相似的。比如用拉丁文词源的词“Negation”来替换德文词“Verneinung”等。康德的表述方式表明,他想获得一些先验概念,这些概念是有来源的,但是又与原初用语有所区别。所以,康德的范畴表及其表达方式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在“此是—不是”这一对范畴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范畴表中的“此是—不是”乃是句法概念,一如康德自己明确地说,“是”实际上是一个系词。在判断表中与它相应的概念是“实然的”。两处相比,非常明显可以看出,“是”乃是语言层面的说明,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而“肯定”则是关于这种语言情况的说明,即关于这种表达形式的说明。按照康德的说法,范畴表中的概念是派生的,因为来自判断表。但是恰恰在这一对概念上情况反过来了:“是”乃是直接的,不是派生的,而“实然”才是派生的;将“S是P”这种形式的判断称为“实然的”,这不过是对“是”这种语言形式的说明。其次,“质的范畴”一栏给出了“实在性”和“否定性”,分别相应于判断表中的“肯定的”和“否定的”。它们又与“模态的范畴”中的“此是”和“不是”相对应。现在我们看到,围绕“是”这里有三个不同的说明,即“此是”“实在性”和“肯定的”。从表达方式上,“此是”本身就是语言表达形式,而其他两个用语都是关于这种表达形式的说明。所以,“此是”乃是原初的。此外,“此是”这一表达乃是在“是”上增加了“此”,可以说与“是”有所不同。这恰恰体现出“S是P”这样的系词结构。
由此就可以看出,康德的范畴表直接给出了“是”这个词,因此明显地包含着关于语言的考虑。但是,由于他把“是”及其相关范畴混淆在其他范畴中,暗示它们是派生的范畴,因此他关于语言的考虑似乎显得不是那样清楚。而黑格尔建立逻辑体系的工作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黑格尔命名自己的著作为《逻辑学》,并声称从逻辑出发寻找概念,这就说明他的工作是基于逻辑的。因此“S是P”注定是考虑的基本句式。他的初始概念有三个,即“是”(Sein)、“不者”和“变”。前两个显然是从逻辑关于质的说明来的,与康德所说的“(此)是”与“不(是)”也相符合。更何况他还有与康德一样关于系词的说明,关于“不”这个词的说明,以及他自己做出的“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的举例说明。这样,一方面他可以说,单独看,即脱离其表达,“是”就是直接的、没有规定性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到了具体的句子中,“是”就成为有规定性的。而一旦说出事物是这样的,它就不是那样的。这就是“变”,就是辩证运动。
所以,“是”包含对自身的否定,也包含对“不”的否定。“不”也是如此,既包含对自身的否定,也包含对“是”的否定,这同样是“变”,同样也是辩证运动。从他关于“是”这一概念的说明可以看出,表面上他依据逻辑,探讨的是与逻辑相关的认识,但是实际上所依据的是语言表达方式,所以他的考虑是与语言相关的,是涵盖语言的。
康德和黑格尔是哲学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与逻辑密切相关,正如康德说要从可靠的科学出发来建立形而上学的研究,而他认为其时这样的科学就是数学和逻辑,而且他确实是从逻辑出发,由此来建立他的先验逻辑的。黑格尔更是如此,他直接命名自己的研究著作为《逻辑学》。由于他们这样说,后人同样这样来认识他们的著作。所以,强调逻辑的重要性总是不错的,即使忽略了其中关于语言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从语言到逻辑
以上论述表明,传统哲学中一直是有语言分析的,只不过人们有意识地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常常是重视逻辑,而忽视了对语言的分析。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益的。它可以使我们看到,逻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哲学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的,确切地说,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才有了四谓词理论、对当方阵和三段论这样的理论,逻辑才成为一个学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但是,关于语言的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特别是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条思路,这就是借助语言来思考哲学问题。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最早提出关于认识的思考的大概是巴门尼德,他指出了认识之路:“是”,而不能“不是”。特别是,这是以“estin”这一动词形式直接给出的。巴门尼德直接谈论“说”与“思考”,“说”显然与认识相关,“思考”也会与认识相关,而将“说”与“思考”对应和结合起来进行讨论,这种方式表明,这不是在讨论关于某一类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在讨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普罗泰戈拉的论述“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很出名。这一著名论断与巴门尼德关于“真之路”的说明非常相似。它谈到事物“是”的情况,也谈到人们说“是”的情况,而且谈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所说的人们“说是”的情况直接与表达方式相关,与思考方式相关,因而是与认识相关的。
柏拉图的论述是沿着巴门尼德的论述进行的,而且他关于认识的考虑更加明显了。事物的情况(“对我而言是”)乃是一个方面,人的认识(“判断它是”)则是另一个方面,他所谈的是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和关系。就是说,通过区别和结合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认识。也就是说,柏拉图的说明乃是关于认识的:这是他自己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我们可以看到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的方式。但是应该承认,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是那样明确,而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它终于获得明确的说明: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to on hei on)。这即是后人命名的形而上学。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有辅助说明。他认为,一门科学研究“是”的一部分,而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这些说明足够明确。从哲学史的角度说,它直接借助“是”来称谓学科,以集大成的方式使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到概括、总结和升华。就这个说明本身而言,它清楚地表明,这种关于“是”的研究,或者说与“是”相关的研究,乃是与语言表达方式相关,与认识相关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在多种意义上说事物“是”,我们只有认识到事物是什么,我们才最充分地认识事物。这就说明,这种关于“是”的研究甚至关于“是什么”的研究,即关于认识的最基本方式的研究。
由此,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借助关于语言的思考来从事哲学研究。这一讨论以动词estin的方式提出,到最后以名词分词on的形式定格。而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哲学的讨论会以它为核心,会围绕它来进行,并且由此形成了许多著名论述: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on)本身;笛卡尔说,我思故我“是”(sum);贝克莱说,“是”(esse)乃是被感知;康德说,“是”(Sein)实际上不是实在的谓词;黑格尔说,感觉的确定性仅仅表达为“它是(ist)”;胡塞尔强调明证性,后者即是“S是(ist)P”;海德格尔说,在一切命题中,都要用这个“是”(Sein);奎因说,“是”(to be)乃是变元的值。
可以看出,这些表述涉及不同语言,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英文,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形式,包括动词、分词、不定式和名词,但是所说的是同一个词,都与语言相关。而且大部分论述都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与语言相关,尤其是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和奎因的论述。所以,关于“是”的考虑,与此相关关于语言的考虑,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关于语言的考虑越来越明显。
换一个角度说,人们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研究为本体论(ontology),该词的词根“on”字面上就与“是”相关。人们称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为认识论(epistemology),因为他的论述明确提出“思(考、想、维)”,直接与认识相关。该词来自希腊文,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是”本身的“科学”(episteme),因而字面上依然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相关。特别是,笛卡尔的“思”直接与“是”(sum)相关,因而落实在“是”上。所以,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两个不同的名称,称谓两类不同的研究方式,构成了传统哲学的主体,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体化的,相互之间的联系不仅明确而且密切。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他使这种考虑语言的方式确定下来,从此这种思考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在他这里相关研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产生了逻辑。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创建了一种以“S是P”这种句式为核心的理论。这种理论与语言相关,却不相同。至关重要的是,它与认识相关,被称为科学,而且可以直接用于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比如他认为,矛盾律是一切证明的出发点,要遵守矛盾律,要避免矛盾。亚里士多德的工作,特别是他以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从此,人们在哲学研究中开始并一直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以此来发展哲学,从而产生了如上那些著名的论述。
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仍然考虑语言,但常常不再是单纯地考虑语言,也不再是常识性地经验性地考虑语言,而是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人们从应用逻辑中受益,认识到逻辑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在应用这种理论的时候也会更加重视这种理论本身,称应用这一理论的方式为逻辑分析。由于这种理论的独立性,人们在重视这种理论及其应用的同时,往往也会忽略了它与语言相关,或者说,重视和强调逻辑了,相应地就会忽略对语言的分析,甚至忽略了语言分析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四、哲学的实质
哲学的发展在现代出现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产生并形成了分析哲学。它不再使用传统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而是使用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逻辑中,“是”这个词不再是逻辑常项,因此应用现代逻辑的理论来分析语言,“是”也不再是讨论的核心概念。所以,同样是分析语言,同样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形态形成了重大差异。
现代逻辑的产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逻辑是形式的,但不是形式化的。“形式的”是借助传统的一个说法,这一说法的实质是说,传统逻辑保留了自然语言的形式,而自然语言是有歧义的。所谓现代逻辑是形式化的,意味着它是以符号表达的,以公理方式建立起来的演算系统。符号表达的优点在于每一个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东西是一一对应的,没有歧义。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和普遍应用,分析哲学迅速发展,人们的一些观点也发生变化。比如出现了与人工语言相对立的自然语言学派,认为人工语言解决不了自然语言中的一些问题,应该建立一种与自然语言相应的逻辑,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看法也发生变化,主张采用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承认形而上学研究是有意义的,甚至称分析哲学为当代形而上学。现代哲学的发展如今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有两点始终没有变,一点是应用现代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另一点是对语言进行分析。简单说,分析哲学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逻辑的作用和意义,而现代逻辑的运用凸显了关于语言的考虑和语言分析的作用。
归根结底,我们的认识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语言来获得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但是非常明显,对语言进行分析仅仅依据经验是不够的,还要依据理论,特别是依据逻辑的理论。因此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现代逻辑是逻辑,传统逻辑也是逻辑,只不过二者的能量和作用不同;应用不同的逻辑,产生的哲学形态也不同。尽管如此,从古希腊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这就是通过分析语言来从事哲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形成逻辑,而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也促进了语言分析,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变化和发展。可以看出,古代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当代的分析哲学,都是这样进行的。这种哲学研究的特征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
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显示出一种哲学特征,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知识论的特征,因为它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因为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明确提出的研究,也是康德声称要把它建立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我谈论和强调形而上学,主要是借助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称谓并借助康德对哲学的论述来说明,这样的哲学与语言相关,与逻辑相关,而且是哲学史主线上的东西。
相比之下,哲学史上的加字哲学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因为加字哲学所考虑的东西主要在于加字所体现的东西上,而不会是与认识本身相关。比如中国哲学,它所考虑的东西很多,包括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主张改变世界。加字哲学会涉及具体的认识,因而与经验相关。形而上学不是这样的,它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它需要借助语言,也需要运用逻辑。至于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会形成一些不同的看法,有时候强调逻辑多些,有时候强调语言多些,这都是正常现象。
因此,“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哲学的方式。它凸显了分析的对象,强调了分析的方法。这句话也可以简化为“对语言进行分析”。简化归简化,分析无疑需要理论的支撑,需要有可以操作的方法。哲学史表明,对于哲学研究来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
(本文首次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