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社会，宠物不仅是人们生活的陪伴，还延伸出一整套商品与服务体系。

在现代社会，宠物不仅是人们生活的陪伴，还延伸出一整套商品与服务体系。

然而，这种“宠物经济”并非现代独创。

早在唐朝，权贵阶层便掀起了一股宠物风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养鹦鹉。

唐代人养鹦鹉，不止是图个好玩或者装点门面。

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彰显地位的社交“利器”，宫廷贵族甚至用鹦鹉当“传声筒”。

那么，唐朝人为何偏偏喜爱鹦鹉呢？又是如何用鹦鹉作乐的呢？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繁荣开放的一个朝代。

这个时代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文化多样，以及与外界的广泛交流，为宠物经济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们的生活风趣也逐渐变得多元化。

作为外来鸟类的鹦鹉，其色彩鲜艳、声音模仿能力强，迅速俘获了权贵阶层的喜爱。

鹦鹉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拥有强大的语言模仿能力，这是其它鸟类难以比拟的。

唐朝人非常喜欢写诗，而鹦鹉会背诗、念人名、学方言，甚至模仿主人的口音，自然成了绝佳的“宠物艺人”。

据一些史书记载，有不少文人雅士都喜欢训练鹦鹉背诵诗句或复述对话。

并且，鹦鹉的“异域属性”也为其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大多数鹦鹉来自岭南、印度、波斯等地，是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贸易引入中原。

异域宠物在唐代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风尚的表达。

在那时，一个人养鹦鹉，往往意味着有“门道”，与西域商人有交往，或者有进入宫廷、与使节为伍的资源。

此外，唐代社会讲究“诗礼之家”“文雅风流”，宠物亦需“懂文识趣”。

鹦鹉可教可训，不仅能说话还能与人互动，满足了富人阶层对“知性伴侣”的幻想。

鹦鹉会说“谢主人”“小姐好”“吃饭了”等话语，极具娱乐性和社交功能。

唐朝宫廷对鹦鹉的宠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唐玄宗是著名的“鹦鹉粉丝”，有传言称，他曾在宫中设立“鹦鹉宴”，命人训鸟说话作诗，与妃嫔共赏。

他的爱妃杨贵妃也非常喜爱鹦鹉，每天不离身，甚至在沐浴时也命婢女提笼相伴。

不仅如此，唐代甚至还专门设立了“鸟医”，为贵重鸟类如鹦鹉诊病、开方，体现了皇家对宠物健康的高度重视。

皇室的示范作用也让民间风潮迅速扩散。

宫中玩鹦鹉，士大夫仿之；士大夫玩鹦鹉，商贾百姓争效。

这种自上而下的审美传导，推动了鹦鹉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宠物。

在唐代，鹦鹉不仅仅是供人娱乐的宠物，它还承担了多种社会角色。

鹦鹉会说话，是一种极佳的社交“破冰者”。

宾客来访，主人命鹦鹉献上一句“欢迎贵客”，顿时宾主尽欢。

鹦鹉还可以背诗助兴，增强主人的文化品味。

许多文人墨客，甚至将鹦鹉作为文会、诗宴上的“助演嘉宾”。

更有趣的是，在特定场合中，鹦鹉还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例如，书信不便或身份所限时，鹦鹉可被训练说出一两句定制台词，送到“意中人”身边传情。

这种方式，隐秘而风雅，又充满情趣。

贵重品种的鹦鹉价格不菲，甚至有“千金难得”的说法。

唐朝的鹦鹉笼也极为讲究，常用紫檀、象牙、金丝打造，兼具工艺与审美。

鹦鹉成为唐代奢侈生活的一个符号，与现在豪车、美酒、珠宝的地位相当。

鹦鹉的流行不仅是审美或趣味的体现，更是唐代商品经济日渐繁荣的缩影。
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唐朝出现了专门贩卖鹦鹉和鸟类饲料的商贩。

这些“鸟贩子”多数来自南方或西域，沿着交通要道形成一个庞大的运输和贩售网络，形成早期的“宠物经济生态”。

除了交易，还有专人训练鹦鹉说话，甚至代写“鹦鹉台词”。

这类服务类似于今天的“宠物教育”“宠物表演班”。

也有技艺高超者专做鸟笼，为达官显贵定制“宫廷款”。

鹦鹉的价格高低，与品种、颜色、口音和语言能力有关。

稀有种类如“青头鹦鹉”“红嘴绿鹦”最受欢迎，甚至出现“一鹦难求”的局面。

这种价格与稀缺性挂钩的机制，也体现了早期市场运作的成熟逻辑。

唐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鹦鹉？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审美风潮，也是一种“身份焦虑”。

一方面，唐代文化极度讲究“风雅”。

文人风流、士族风度成为时代追求。养鹦鹉是这种风雅生活的一部分，表现出主人的高趣味和文化涵养。

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动，阶层流动性增强。

中产阶层和新贵们试图通过“模仿”上层生活来获取身份认同，而养一只鹦鹉，成为他们“跨入上流”的象征工具。

这种焦虑，也为宠物经济提供了持久的需求支撑。

从皇家到市井，从娱乐到经济，从炫技到社交，一只小小的鹦鹉串联起了盛唐社会的审美趣味与经济逻辑。

它不仅是唐朝宠物经济的代表，也映照出一个多元、开放、精致的时代。

来源：柳八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