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属于人情社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都很难避开人情方面的困扰。故土乡情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会思念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

中国属于人情社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都很难避开人情方面的困扰。故土乡情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情感。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会思念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

伟大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亦是如此，他的故乡正是韶山。

在他投身革命之际，首先考虑的便是动员家乡韶山的民众参与到斗争里。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创立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韶山党支部，引领群众与地主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1927年，毛泽东再度回到韶山，历时32天，发布了广为人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发动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更是直接表示：“若革命不能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再回韶山了！”

毛泽东十分伟大，他能为革命奉献所有。然而，这一切于韶山而言却是有失公允的。韶山作为革命斗争开展最早、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当地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革命最终获得胜利，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后，韶山的乡亲们对毛泽东的期望愈发高涨。

以常理推断，谁家不会遇到些需要他人援手的大小事情呢？因此，从韶山前来找毛泽东帮忙办事的乡亲们逐渐增多。

最初，毛泽东见到前来的亲戚时满心欢喜，能够和大家畅快交谈，还以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在亲戚们要离开时，他还会送上一些礼物，彼此相处极为融洽。

然而，在前往北京的人群里，总有一部分人期望毛泽东给予特殊关照，像安排就业、安排入学之类的。对于这类事情，毛泽东向来都十分慎重。

由于毛泽东对旧社会“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种裙带关系和血缘特权极为反感，故而，他时常规劝那些亲友，要调整好心态，不可“搞特殊化”。

毛泽东曾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要是我在生活方面不约束自己，那些部长、省长、市长、县长也都能随意而为了，如此一来，这个国家还如何治理呢？

新中国建立之后，前往北京的湖南乡亲里数量最多的是毛泽东母亲的娘家人，他们觉得毛泽东是“咱们那地方的”，以“毛泽东的亲属”自称，抵达北京以后，都会得到一定的优待。

在这些人当中，来北京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外婆文家的人。而文家来北京次数最多的，则是文涧泉与文运昌这两个人。

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邀文涧泉、文运昌前往北京。由于文涧泉在文家兄弟里排行第十一，毛泽东便称他为“十一哥”；文运昌排行第十六，毛泽东则唤他“十六哥”。

文运昌曾多达六次前往京城，他进京次数如此频繁，原因在于他是文家最具学识之人，还是和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兄弟。

幼年时期的毛泽东常常前往文运昌家中借阅书籍。后来毛泽东在家赋闲，他的父亲毛顺生希望他在家从事农事。正是文运昌向毛泽东推荐了东山高等小学堂，才使毛泽东得以接受新式教育。

在协助毛泽东办理好入学手续之后，鉴于毛泽东热爱读书的爱好，也尽力予以满足，多次为他设法获取书籍。

1936年，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提及：“表兄送给我两本书。其中一本讲述的是康有为所发起的变法运动，另一本则是梁启超编撰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反复研读，直至能够背诵下来。我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心怀崇敬，也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之后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革命活动，文运昌一家也受到影响，有段时间生活极为困苦，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多次前往北京探望毛主席。

然而，文运昌喜好饮酒。在北京与人相熟之后，他常常不论何种场合都要喝酒，一旦喝多便信口开河，这让毛泽东颇为厌恶。

令毛泽东最为恼怒的是，文运昌已然在湖南谋得一份工作，成了国家公职人员，却仍时常滞留北京，这让毛泽东大感失望，近乎把他赶出了北京。此后，文运昌几乎与毛泽东没了联系。

不过，即便文运昌这个“负面例子”摆在前面，文涧泉仍旧能前往北京达7次之多，成为韶山亲戚朋友里进京次数最多的人，他和毛泽东有着怎样的亲情呢？

事实上，在毛泽东所写的书信里，直至如今仍能发现有两份是毛泽东给文涧泉的回信。针对文涧泉所提的要求，毛泽东大多予以了回绝。

1950年1月，文涧泉致信毛泽东，恳请为其本家文凯谋一份工作。5月7日，毛泽东回信表述如下：

头一回没给文涧泉面子，倒也还算得上是委婉拒绝。

1953年，文涧泉又写信表明自己打算前往北京或上海游玩，还请求毛泽东介绍亲戚赵某到北京求学。同年9月8日，毛泽东在回信中把这些请求都拒绝了。

可说是把这位大表哥的请求全盘拒绝了。

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回绝文涧泉这位表兄的请求，还有更有趣的记录。例如，文涧泉想坐飞机返乡，却被毛泽东直接拒绝了。

1951年4月，毛泽东亲自致电湖南省委，邀请自己的表兄文涧泉等人前往北京。文涧泉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不已，随后满怀喜悦地奔赴北京。

此次于北京前前后后逗留了四个月，往昔童年之事涌上心头，令毛泽东觉得十分亲切。

毛泽东与文家关系融洽，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缘由。

毛泽东的外公家位于湘乡县唐家托，此地和韶山毛家仅隔一座山。毛泽东的外公文芝仪是位勤劳淳朴的农民，外婆贺氏也遵循传统妇道。

毛泽东母亲在文家众姐妹里排第七，家中人都称她“七妹”，之后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自己母亲名为文七妹。

在毛泽东诞生之前，文七妹曾诞下两个男婴，可惜这两个孩子都在婴儿时期就不幸离世。因此，在毛泽东出生两个月后，为了能更周全地照料他，文七妹把毛泽东带到了外婆家，交由外祖母照看。

于唐家托文家生活的时光十分美满。毛泽东的大舅文玉瑞在一众兄弟里排行老七，所以毛泽东唤他作七舅。七舅子女众多，被视作福泽深厚之人。于是，毛泽东的父母让毛泽东认文玉瑞为干爹，以求能沾得福气。

文玉瑞的儿子是文涧泉，有一回，毛泽东对文涧泉等人讲：“我小时候在外婆家生活，舅舅和舅妈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舅妈纺棉花的时候，我就在油灯旁看书，遗憾的是他们都已离世。”

毛泽东在唐家托时，会和表哥一同去放牛、割猪草、捡野粪，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有时候毛家有人来，他还会担忧对方是来接他回家的。

之后在文家众人的协助与劝说下，毛顺生方才答应让毛泽东去读书。在出发之际，毛泽东还抄写了一首诗赠给表兄文涧泉和文运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此和表兄弟们相互激励。

1927年，毛泽东前往湘乡调研农民起义情况，文涧泉全程陪同考察，还踊跃投身农民运动，使革命力量得以壮大，毛泽东对他颇为敬重。

在后续的革命征程里，毛泽东背井离乡，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返回韶山，然而他和文家的亲情始终未曾中断。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文涧泉作为首批被毛泽东邀至北京的宾客，在北京逗留了许久，得到了毛泽东热情周到的招待。

然而，针对文涧泉所提出的某些要求，并非都能予以满足。例如，有一回文涧泉向毛泽东提出要为他缝制一件长袍。缘由是他觉得自己所穿的衣服土里土气，老是遭人轻视，担心别人说他是主席的穷亲戚，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觉得穿上长袍出门更有面子。

毛主席果断地回绝了这一不算过分的请求，还安慰文涧泉道：“如今每人平均就一丈多布票，哪有那么多布来做长袍。”

为了不给这位大表哥难堪，毛泽东让秘书送了一件自己的旧长袍给文涧泉，文涧泉穿上后显得很有精神。

文涧泉向毛泽东提出的最为不合理的一项请求是，在返回故乡的时候希望能乘坐一回飞机。

起初，在国庆典礼结束后，文涧泉望着天空中飞过的飞机，满心都是羡慕。在那个时候，飞机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数量极为有限，好多人都未曾搭乘过飞机。

文涧泉寻思着自己这辈子都没坐过飞机，等回了老家就更没机会了。要是能搭乘一回飞机返回故乡，那回到乡下，能有一辈子的谈资了。于是便鼓起勇气跟主席讲，想坐一次飞机，以此弥补没坐过飞机的缺憾。

实际上，凭借毛主席彼时的职权，莫说乘坐民航客机，就算调配一架飞机过来也并非难事，然而他觉得不能为自己的表兄开创这样的先例。于是便委婉相劝：“搭乘飞机费用太高，坐火车更为合适。”

文涧泉自恃是毛泽东的表哥，性格十分直爽，当下便说道：“你身为国家主席，我不信连飞机票都买不起。”

当文涧泉当面提出质疑时，毛泽东心想若说自己没钱买飞机票，估计没人会信，便耐心解释起来：“十一哥，并非我买不起机票，而是国家正致力于建设，资金紧张，人人都得节约，我身为国家主席，更应起带头作用啊！”

文涧泉尽管文化水平不算高，但并非不通情达理，听主席这么一说，便不再提及坐飞机的事儿了。

实际上，文涧泉能够理解毛主席面临的困境，因此没有重要的事情便不会去烦扰主席。

毛主席也时常邀请文涧泉前往北京。除了1951年4月的那次邀请外，1952年10月，毛泽东再度邀请文涧泉、文梅清等人到北京。在他们准备离开时，毛主席给每人都给了100元。

然而，在某段时期，文家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陡然变差。

关键因素在于，部分亲戚常常凭借与毛泽东有亲属关系，一味谋求特殊待遇。例如在1954年，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写了一封信，信里列出15位文家后辈的名单，希望主席给予关照。

主席看过之后极为恼怒，说道：“好多人来介绍工作，办不了的话，老百姓是会有意见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以及乡政府写了信，清晰表明了他对于亲戚家的看法，信里这样写道：

读完这封信，众多文家的人也都醒悟过来，不能因为和主席有这层关系，就去给主席增添麻烦。

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进行了亲切交流。此后，我们会惊讶地察觉到，给毛主席写信谋求工作或请求帮忙办事的家乡信件日益减少。

毛泽东首次担任主席一职，韶山乡亲们也首次成为主席的家乡人，难免都有些不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都调整好了心态，不再以主席亲属自居了。

然而，在众人都不再前往北京之后，文涧泉依旧去了北京两次，进而成为前往北京次数最多的亲属。莫非是文涧泉始终没能调整好心态，妄图获取特殊待遇？

实际上，文涧泉最后两次前往京城，的确是为了正经事务而忙碌。

自1958年起，地方政府为了促使农业实现快速发展，不顾实际情况与成效，要求将土地深耕，插秧时要加大密度，如此一来播种量便得以增加。

文涧泉有着几十年的种地经验，他深知这做法纯粹是乱来。种水稻怎么能一味地只追求种植密度呢？要是种得太密，收成也未必会好。

念及此处，文涧泉跟乡亲们讲自己要去“问问我表弟，究竟是他毛泽东这样做的，还是下面的人这样搞的，务必要弄个清清楚楚，辨明是非对错。”

之前毛主席曾严格要求乡亲们，没打招呼不能进京，就算进京也得自筹路费，因此文涧泉自己筹集路费前往了北京。

谁也没想到到了北京后他慌了神，竟找不到主席了，原来此时毛主席恰好去南方视察了。文涧泉便以“毛泽东亲戚”的名义，被接待人员安排住进了招待所。

每日清晨天色刚亮便前往新华门欲见毛泽东，然而每次皆被阻拦，如此这般苦苦等候了两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接待人员数次给文涧泉做思想工作，劝他回去。这可让文涧泉犯了难，要是此刻就回去，肯定会被家乡的乡亲们嘲笑。他可是堂堂毛泽东的大表哥，还和毛泽东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到了北京，连表弟的面都见不着，更别说办正事了。

文涧泉狠狠心便拿定了主意，见不到主席就不返程。有一天，他在招待所的报纸上看到一则讯息，毛泽东于北京与外宾会面。文涧泉一下子蹦了起来，喊道：“好哇！原来他在北京呢！”

于是赶忙朝着新华门赶去，大声叫嚷：“我是毛泽东的表兄，我要见毛泽东。”

卫兵没让他进去，这可把文涧泉给气坏了。这次文涧泉铁了心，就守在这儿等着。要是一天见不到主席，那就等两天。

当天的结果是，恰好看见一辆轿车从里面驶出，文涧泉曾坐过这种车，清楚这是毛主席的座驾，于是便去拦车。毛主席瞧见文涧泉后，便邀他上车，接着把文涧泉带到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接着询问道：“十一哥，你到这儿有段时间了吧，来了多久啦？”

文涧泉满肚子怨气，便说道：“多亏了你，我在你这儿搭门板睡觉，都有两个月时间了。”

“摊门板”是湖南的老说法，在乡下只有人去世了才会用到摊门板。毛泽东察觉到文涧泉在气头上，便笑着说道：“哟，火气还挺大呢。我刚从武汉回来没几天，前天刚得知你来了。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看样子，十一哥是有烦心事啦！”

毛主席询问文涧泉情况，还问他来北京为何不提前告知一声。

文涧泉将这几个月在北京等候主席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说完后，文涧泉也不拖沓，直接说起了正事：“我此次前来是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

毛泽东也明白文涧泉这次到北京必定是有要紧事，便询问“是何事？”

文涧泉便勇敢地表示：“当下的干部管事太多，连农民怎么插秧都得听她们的，非得要求插三六寸，甚至三四寸。我种了一辈子的地，还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的密植方法。”

毛泽东也曾于乡间耕种过田地，明白文涧泉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便说道：“我会关注密植问题，你的看法没错，合理密植才符合科学态度。”

获得了主席的认可，文涧泉此次来北京的目标达成，随后对主席讲：“我明天就启程。”

了解到文涧泉是来汇报乡村情况的，主席便说道：“你这次来受累了，再多住几日，不用再睡门板啦！”

后来毛泽东开展调研后，觉得农村干部在实际工作里确实存在某些问题，中央很快便发布了纠正农村干部“五风”的文件，诸多问题也得以纠正，这让文涧泉觉得此次北京之行很值得，为百姓做了些实事。

随后，由于农村教育存在的弊端，文涧泉再度前往北京反映状况，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

可以这么讲，文涧泉最后两次前往北京，的确动用了与毛主席是“亲戚”这一特殊便利。不过，和过去那些想为自家亲戚谋取好处、给自己定制长袍、坐飞机返乡之类的诉求相比，文涧泉开始“为民众发声”了。他把地方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毛主席汇报，以便毛主席能更深入地知晓地方事务。

毛主席曾言：“不做调查就无权发表意见。”文涧泉所呈上的报告，无疑是最为出色的调查成果！

来源：山林间穿梭的野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