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所述的“离婚难”问题，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诉讼离婚这一领域。当前正处于离婚高发期，婚姻制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其离婚率上升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尽管离婚率居高不下，但司法实践中“离婚难”的问题却日益凸显。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及其广泛的传播途径，使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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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离婚难”问题，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诉讼离婚这一领域。当前正处于离婚高发期，婚姻制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其离婚率上升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尽管离婚率居高不下，但司法实践中“离婚难”的问题却日益凸显。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及其广泛的传播途径，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直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微博上诸如“5年起诉4次离婚均被驳回”等新闻频上热搜。钱钟书曾比喻婚姻为围城，离婚难的夫妻如同渴望逃离围城之人。若离婚制度不能合理疏解这部分人的诉求，婚姻制度的稳定及社会和谐都将受到挑战。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感情确已破裂”成为法定离婚标准，并沿用至今。
陈敏、徐达两位学者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2017年3月期间的1931份一审离婚判决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因“感情是否破裂”这一法定离婚条件存在争议的案件竟然高达1666件。然而，在这众多争议案件中，法官最终认定符合我国法定离婚认定标准“感情确已破裂”的案件却仅有213件，占比仅为12.79%。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出，2017年我国诉讼离婚案件的现状是少数案件能够得以判决准许离婚。而时至今日，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当事人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首次提起离婚诉讼，法官通常不会轻易支持其离婚请求。《民法典》实施后，虽新增离婚冷静期，但离婚制度整体调整有限。
司法离婚获得支持的比例较低，尤其在首次诉讼阶段，无论是法定离婚情形还是“感情破裂”引导下的“感情不和”，判决离婚的概率都不高，这是“感情确已破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瓶颈。据统计，诉讼离婚的首要原因是“感情不和”，但因其难以具体量化衡量，法官缺乏明确的评判依据，往往导致不准予离婚的结果。同时，即便涉及重婚、家庭暴力等法定离婚情形，获准离婚的概率也较低，这与法定情形界定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大有关，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在离婚诉讼中较为常见。司法裁判结果常受非法定因素影响，如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使得审判结果有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我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的观念深入人心。受此影响，大多数法官在审理离婚诉讼时，倾向于劝和不劝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概率远高于准予离婚。除非出现特定的法定离婚情形或夫妻双方已达成离婚合意，法院才会在首次诉讼中判离，这实际上是法官给予双方一个“拨乱反正”、修复关系的机会。若至二审仍坚持离婚，既表明了夫妻和好的可能性渺茫，也为判决提供了有力依据。这种“安全牌”策略虽挽回了一些冲动离婚的夫妻，但也给理性离婚的夫妻增添了障碍，使得我国的法定离婚认定标准在无为而治的理念下沿用至今。
离婚诉讼因其涉及家庭私密领域，举证过程尤为艰难。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制原则，原告在提起离婚诉讼时，需肩负起主要的举证责任，以证明其诉请符合法定的离婚情形，否则将面临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离婚诉讼的特殊性使得当事人难以将生活琐事悉数呈现于法庭，或因私生活曝光而羞于启齿，或缺乏搜集证据的能力。据陈敏、徐达的研究，1931起离婚案件中，仅58.31%的当事人提供了证据，且多为身份证、结婚证、财产清单等，难以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此，多数原告因证据匮乏而难以获得法院支持，最终导致法官判决不准离婚。
“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离婚认定标准，其表述过于抽象，给司法操作及实践带来了不小的认定困难。我国立法原则一向秉持宜松不宜紧，旨在使法律能随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而灵活适用。“感情确已破裂”这一标准，正是以高度抽象的原则形式出现，试图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无法预知的新情况时，能够自由灵活地加以适用。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未如立法者所愿。从前文数据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感情确已破裂”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高度“一刀切”的裁判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法官在面对这一高度模糊概括的法定离婚认定标准时，往往采取消极适用法律的态度，导致了裁判结果出现偏差。
迈入婚姻殿堂的夫妻都期盼携手白头，但婚姻需精心经营，否则可能面临危机乃至破裂。法律在裁判婚姻危机与死亡时，需有明确依据和规则，既不让危机婚姻轻易终结，也不让死亡婚姻苟延残喘。尽管“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认定标准赋予了诉讼离婚高度自由，但在实际适用中仍显拘谨。现阶段，单纯的“感情破裂”难以满足人们对诉讼离婚规则学习和标准适用的需求，需要更实际、更适用、更具体的规则和制度来保障婚姻自由稳定地建立或消亡。国内婚姻理念相对保守，婚姻危机时第三人介入较少，司法途径因此成为婚姻救济的最后防线，明确裁判标准、统一裁判路径对稳定离婚率至关重要。
来源：知更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