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王，我想我们还是各住各的吧。＂春节团圆夜，我却向老何提出了散伙的决定，周围的亲友顿时安静下来，筷子悬在半空。

半年后，我下决心散伙了

＂老王，我想我们还是各住各的吧。＂春节团圆夜，我却向老何提出了散伙的决定，周围的亲友顿时安静下来，筷子悬在半空。

我叫王德明，今年五十有五，在县城里当了三十年的修表匠。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刚从技校毕业，就被分配到县百货公司钟表柜台，一修就是大半辈子。

三年前，老伴因病离世，留下我一个人在老房子里孤零零地过日子。每晚躺在床上，月光透过窗户照在老伴生前用过的梳妆台上，那份寂寞像潮水一样漫过来，让我喘不过气。

城西的老何跟我是几十年的老友，他比我大两岁，退休前在供销社当会计。我们年轻时就在一个自行车队，一起骑车去钓鱼，冬天还在结冰的小河上滑冰。去年他老伴也走了，留下他一个人。

我们常在县城老茶馆碰头，一杯茶喝上半天，听评书，下盘象棋，聊聊日子的苦闷。老茶馆的墙上贴着发黄的春联，木椅上的漆早就掉了，但那股熟悉的茶香和烟火气，让我们心里踏实。

＂两个老头子，一人一个灶，多浪费煤气啊！＂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蝉鸣声震耳欲聋，收音机里正播着《梁山伯与祝英台》，老何突然放下茶杯说，＂德明，咱俩凑合过日子咋样？＂

我吓了一跳：＂你这是啥意思？＂

＂哎呀，你想哪去了！我是说咱俩搭伙过日子，你一个灶，我一个灶，不如合在一起，省钱又省事，晚上有个照应，也不至于有个头疼脑热的没人知道。＂

这主意听着有道理。我家是县城老式的三室一厅，是八十年代单位分的福利房，红砖外墙，进门是狭长的走廊，老伴去世后，两个房间一直空着。

孩子在省城工作，很少回来。老何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只有五十多平，冬冷夏热，墙角还返潮。每年腊月，他就得拿着铲子刮墙皮，那墙皮掉得跟雪片似的。

＂行啊，反正我那房子也够大，你带上你那老座钟，我早就想听听那报时的声音了。＂我爽快地答应了。

搬家那天，老何带着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放着几件简单的家当——一个老柜子，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个手提缝纫机，还有他最珍贵的那个老座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咱们的＇老年幸福生活＇，正式开始啦！＂老何把座钟小心翼翼地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那＂滴答滴答＂的声音，顿时给冷清的房子带来了生气。

刚开始那阵子，日子过得蛮和谐。清晨，老何早早起床，煮上一锅香喷喷的小米粥，还有咸菜萝卜丝，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爱。

我睡到自然醒，起床就能吃上热乎饭。下午，我们一起下棋、看报，他翻《参考消息》，我看《科技日报》。偶尔去公园遛弯，看着夕阳西下，心里踏实。

晚上，我洗碗擦桌子，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下着小雨，我们就窝在客厅里听收音机，那些老歌听得人心里暖洋洋的。

我家阳台上种着几盆吊兰和绿萝，是老伴生前精心照料的。老何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每天早上都要给它们喷水、掐枯叶，嘴里还念叨着：＂活物养活物，人也跟着有生气！＂

但好景不长。搭伙生活的第一道裂缝，出现在一个普通的早晨。

＂王德明！收音机声音关小点，吵死了！＂老何站在客厅中央，不耐烦地喊道。

我正在收听早间新闻，声音确实开得有点大。＂习惯了嘛，我耳朵不好使，听了三十年钟表滴答声，都有点耳鸣了。＂

＂那你戴助听器啊，我还想睡会儿呢！＂老何拖着那双发黄的老式塑料拖鞋，气呼呼地回了房间，＂咚＂地关上门。

这件小事过去了，但类似的摩擦越来越多。

老何喜欢凌晨五点起床，那是他在供销社养成的习惯，噼里啪啦洗漱的声音把我吵醒；而我习惯深夜在煤油灯下看书到十二点，屋里的灯光让早睡的老何翻来覆去睡不着。

＂你这人怎么回事？睡觉也不关灯！＂有天晚上，老何忍无可忍，推开我的房门抱怨。

＂我睡着了忘记关，你小点声，都几点了还吵吵！＂我没好气地回嘴。

厨房更是我们的战场。老何做饭讲究味道不讲究整洁，炒完菜油烟满屋，锅碗瓢盆随手乱放，蒜皮葱叶撒得到处都是，我这个有洁癖的人简直要抓狂。

而我做饭太过干净利落，老何总抱怨＂没滋没味，跟嚼蜡似的＂。有一次我炒了个西红柿鸡蛋，他吃了一口就皱眉：＂这哪是炒蛋啊，跟蒸的似的，连油星子都看不见！＂

冬天，我怕冷，煤炉子烧得足；老何却喜欢凉快，总说＂太热浪费煤，又上火＂。夏天，我喜欢开电扇，老何却坚持＂自然风最健康＂，趁我不注意就把电扇关了。

生活的小事像细沙，看似微不足道，日积月累却能磨出血来。

最让我恼火的是老何的磨牙声。半夜里，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像钢锯拉木头，我经常被吵醒，只能把耳朵塞上棉花。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第二天提醒他，他却不以为然：＂我睡着了哪知道啊？你睡眠浅不能怪我吧？＂

＂不是我睡眠浅，是你那牙磨得跟拉锯似的！整个屋子都能听见！＂我也火了。

＂那你去街道卫生所配副耳塞得了！＂老何梗着脖子。

就这样，搭伙过日子第三个月，我和老何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为了避免冲突，我们开始错开作息时间，减少交流，客厅里那盘长满灰尘的棋子，成了我们冷战的见证。

县城里的街坊邻居私下议论纷纷：＂听说了吗？老王和老何搭伙没过几个月就掐起来了。＂

＂早说了嘛，俩老头子脾气倔，能合得来才怪！＂

＂不知道谁会先服软哩。＂

转机出现在春节前。老何的儿子何军从上海回来探亲，带着八岁的小孙子。何军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一脸精明强干的样子。

＂爸，您跟我去上海住吧。我在黄浦江边买了大房子，三百多平，您住一层都绰绰有余。＂吃晚饭时，何军提议道。

老何的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我这把年纪了，去上海干啥？不熟悉环境，又听不懂上海话。＂

＂有啥不熟悉的？小区里都是退休老人，还有老年活动中心，集体跳舞打太极。再说了，有孙子陪着您，多开心啊！＂何军诱惑着，小孙子在一旁甜甜地喊着：＂爷爷，来上海吧，我教您玩电子游戏！＂

＂你那小区一个月物业费多少钱？＂老何皱着眉头问。

＂两千多吧，不贵。＂

＂啥？两千多？我一个月退休金才三千出头！＂老何瞪大了眼睛，＂我去了不是成了吃闲饭的？＂

我在一旁静静地吃饭，心里五味杂陈。搭伙这几个月虽然不愉快，但想到老何要走，我竟然有些舍不得。万一他去了上海，我又是一个人了，那种孤独会不会更难熬？

＂德明，你说我该不该去？＂饭后，老何悄悄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你儿子有能力，跟着享享清福也好。＂

＂可是...＂老何欲言又止。

让我意外的是，老何最终拒绝了儿子的邀请。他说：＂我和老王搭伙惯了，况且我这辈子都在县城，老了就想落叶归根。你爷爷的老座钟还在这呢，搬来搬去容易坏。＂

何军临走时，拉着我的手说：＂王叔，谢谢您照顾我爸。他脾气倔，您多担待。＂他塞给我一个红包，被我婉拒了。

＂咱们这辈人，讲究个情分，不图钱。＂我拍拍他的肩膀。

从那以后，我发现老何变了。他不再半夜五点起床制造噪音，收音机声音也调小了。但我常常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默默地翻看孙子的照片，眼角湿润。

那个老座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老何也没再去上弦。

有一天深夜，我上厕所时，发现客厅的煤油灯亮着。老何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全家福，泪水顺着皱纹流下来。照片是七十年代拍的，他年轻时抱着儿子，旁边站着他老伴，背景是县人民公园的牡丹亭。

＂想孙子了？＂我轻声问。

老何抹了把眼泪：＂上海那边条件是好，可我去了就是个外人。何军夫妻工作忙，孙子要上学，谁有空理我？我在这儿好歹还能施展拳脚，做顿饭，下盘棋，有话说的人都认识几十年了。＂

我递给他一块手帕：＂其实，我们搭伙也不太合适，你有你的习惯，我有我的规矩。整天鸡飞狗跳的，比以前还累。＂

＂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老何叹了口气，＂说句心里话，人老了，就怕孤单。就算天天吵架，也比一个人对着墙说话强啊。＂

那天晚上，我们难得地推心置腹，泡了一壶老白茶，聊到了凌晨两点。屋外下着小雨，屋内茶香弥漫，时光仿佛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才知道，老何的磨牙是心病，自从老伴走后，他就开始失眠，吃了安眠药才能睡着，磨牙也是那时候开始的。他早起是因为睡不踏实，天一亮就醒了，不敢继续睡怕做噩梦。

＂她走的那天，我在医院守了一夜，回家后连口水都没喝，就睡死过去了。梦里她来找我，说她冷，说她饿...醒来后，我再也不敢睡熟觉了。＂老何红着眼睛说。

我也向他坦白，我的洁癖是老伴生病那段时间留下的。老伴卧病在床，我必须保持家里一尘不染，怕有细菌影响她的病情。

＂最后那几个月，我天天用开水烫碗筷，用酒精擦门把手，生怕把什么细菌带到她身边。可到头来，人还是走了...＂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哽咽了。

老何递给我一根烟：＂人这辈子啊，总要学会放手。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

第二天早上，我主动煮了小米粥，还煎了两个鸡蛋。老何起床后，惊讶地看着餐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想着你喜欢吃热乎的早饭。再说了，睡不着，想起我老伴最爱吃我煎的鸡蛋，说我煎的蛋黄嫩，恰到好处。＂我笑着说。

＂那我得好好尝尝。＂老何坐下来，夹了一块鸡蛋送入口中，＂嗯，确实不错，蛋黄流油但不生，你有两下子啊！＂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习惯。我尽量早点睡，不熬夜看书；老何起床时轻手轻脚，收音机声音也调得适中。我不再对厨房的油渍斤斤计较，他也学着用完东西就归位。

老何把他那老座钟又上了弦，＂滴答滴答＂的声音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隔壁的王阿姨知道我们的情况后，主动来做调解。她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几年前和姐姐搭伙过日子，经历过类似的磕绊。

＂搭伙过日子，最重要的不是生活习惯，而是互相尊重。＂王阿姨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你们可以像我和姐姐那样，把家务事分清楚，写下来，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一目了然，免得产生误会。＂

＂这法子好！＂老何一拍大腿，＂就像咱们以前干活有班组，有分工，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加班加点。＂

＂还有啊，你们都是有年纪的人了，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空间。＂王阿姨继续说道，＂我和姐姐就约定，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是＇独处时间＇，各干各的，互不打扰。＂

在王阿姨的建议下，我和老何制定了一份＂搭伙公约＂，从早饭到晚餐，从打扫卫生到娱乐活动，都有明确分工。

我们还约定每周五晚上＂评议会＂，有什么不满当面说清楚，不憋在心里。第一次＂评议会＂上，老何说我洗完脸总是把毛巾扔在盆里不晾；我指出他剃须后满脸的泡沫没冲干净，镜子上全是水渍。

＂得嘞，我记住了，下回保证把镜子擦得跟新的一样！＂老何拍着胸脯保证。

我也承诺：＂我会把毛巾晾好，不再造成细菌滋生。＂

日子渐渐步入正轨，但我心里清楚，搭伙生活始终是一种妥协。老何想念孙子的眼神，我深夜写日记时的孤独，都昭示着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定。

一天，老何突然从上海收到一个包裹，是何军寄来的。打开一看，是个录音机，附带一盘磁带。磁带里是孙子稚嫩的声音：＂爷爷，我好想你啊！爸爸说你不肯来上海，那我就用这个录音和你说话吧！＂

老何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从那天起，他每晚都要听一遍那盘磁带，然后录下自己的回应，再寄回上海。

＂这样也挺好，＂老何对我说，＂不用上海来回跑，又能听到孙子的声音。＂

我心里五味杂陈。这样的牵挂，我能理解，但也让我意识到，搭伙生活并非老何的最优选择。

转机出现在半年后。

一天，我路过县城新开发的幸福里小区，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如果我们住得近但又各自独立，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

幸福里是县城最新的安置小区，楼间距大，采光好，还有老年活动中心和小花园。最重要的是，有不少五十多平的小户型，价格不贵。

回家后，我翻出存折和房产证，做了详细的预算。卖掉我的老房子和老何的单位房，加上这些年的积蓄，完全可以在幸福里买两套小户型，一梯两户，门对门。

想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跑去找老何商量。出乎意料的是，他立刻拍案赞同：＂这主意好啊！各过各的，又能照应，简直是最佳方案！＂

＂你不会想去上海吧？＂我有些不确定地问。

＂上海是个好地方，但不适合我这把老骨头。＂老何摆摆手，＂我这辈子，习惯了县城的节奏，吃的是这里的水土，说的是这里的话，认识的都是老街坊。何军来看我一两次就行，我图的是他孝心，不是要去增加他的负担。＂

就这样，我们决定了要＂散伙＂，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我们的友谊和互助。

于是在春节那天，面对亲友们疑惑的目光，我宣布了散伙的决定，并公布了新计划。大家先是惊讶，继而恍然大悟，最后纷纷称赞我们的智慧选择。

＂这法子好啊！既能独立自在，又有个照应，真是老年人的明智之举！＂王阿姨第一个鼓掌。

＂我就说嘛，他俩天天掐架，能搭伙到底才怪！＂一个街坊悄悄嘀咕。

＂不是散伙，是升级！＂老何举起酒杯，＂咱们这叫＇邻里互助计划＇！＂

房子很快办妥了手续。我们选的是幸福里三号楼二单元的两套小户型，一梯两户，推开门就能看到对方。搬家那天，老何特意买了两个门牌，一个写着＂老王之家＂，一个写着＂老何之家＂，红底金字，喜气洋洋。

如今，我和老何住在幸福里小区，一墙之隔却各自天地。我家浇花、读报；他家听戏、练字。早上，我们各自做早餐，时常隔着阳台互相喊话：＂今天吃啥？＂＂我包饺子了，一会儿给你送两屉！＂

中午，谁有空谁做饭，或者一起去小区食堂；晚上，常常是我家或他家聚餐，一起下棋看电视，但到点就各回各家，谁也不打扰谁的休息。

老何的儿子何军对这个安排十分满意，逢年过节带着孙子回来，住在老何家，我就不去打扰。平时老何想孙子了，就录音交流，或者让何军帮忙视频聊天，脸上笑容灿烂。

一个雨夜，我正在看书，门铃响了。老何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盒刚出炉的蛋糕：＂尝尝我新学的手艺，社区老年大学教的。＂

我连忙请他进来，沏了一壶龙井。雨点敲打窗户，屋内茶香四溢，热气腾腾的蛋糕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搭伙过日子，真不是用嘴说说就能过得来的。＂老何啜了口茶，感慨道，＂但现在这样，挺好。＂

我点点头：＂是啊，既有自己的天地，又不觉得孤单。就像当年分房子，一人一套，有事互相照应。＂

＂下个月，老年大学开烹饪班，咱俩一起去学学？＂老何提议，＂学会了做几样拿手菜，轮流请客，多好！＂

＂行啊！我一直想学做红烧肉，我老伴最爱吃，可惜我一直没学会。＂我欣然答应。

窗外雨声渐歇，天空中露出一弯新月。老何的老座钟被安置在了他的新家里，依然准时报时；我的厨房里，终于可以按我的习惯保持一尘不染。

我们相视一笑，举起茶杯，在这安静的夜晚，两个相伴终老的老友，各自拥有独立与陪伴的完美平衡。他的房间里有他的回忆，我的屋子里有我的思念，但只要推开门，我们就能看到彼此，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

这大概就是人生最理想的相处之道——亲密但不纠缠，独立而不孤独。像那首老歌唱的：＂花不语，水自流，拈花嗅水各自由。＂

来源：青柠衬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