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4年冬天，河南民权县周岗村的团圆宴上，吴莉莉总会在父亲吴春红常坐的位置摆上一副碗筷。这一习惯，源自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2004年11月14日，村民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因“毒鼠强”中毒，一死一伤，曾被王战胜催交电费的吴春红成了嫌疑人。
2004年冬天，河南民权县周岗村的团圆宴上，吴莉莉总会在父亲吴春红常坐的位置摆上一副碗筷。这一习惯，源自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2004年11月14日，村民王战胜的两个儿子因“毒鼠强”中毒，一死一伤，曾被王战胜催交电费的吴春红成了嫌疑人。
吴春红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不爱说话，靠木工手艺养家，家里条件在村里算好的。案发那天，他因眼睛不舒服早早就睡了，却被警察敲门带走，再没回来。2005年6月23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从此，吴家开始了长达16年的接力式维权。
从一审到无罪释放，吴春红的案件经历了7次审理，3次被判处死缓，最终在2020年4月1日被改判无罪。
第一次审理（2005年6月23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吴春红因投毒报复王战胜，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第一次重审（2006年6月22日）：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商丘市中院再次判处死缓。第二次重审（2006年12月2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要求重审，商丘市中院第三次判处死缓。第三次重审（2007年7月13日）：河南省高院第三次要求重审，商丘市中院第四次审理仍判处死缓。第四次审理（2008年11月15日）：商丘市中院第四次审理改判无期徒刑，河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期间，吴家人从未放弃申诉。吴莉莉回忆：“从父亲被带走的那天起，我们就坚信他是冤枉的。”
“我们始终不相信父亲会投毒。”吴莉莉说。从2005年开始，吴家寄出了六七百封申诉材料，快递单堆成厚厚一沓。
2009年、2012年：河南省高院两次驳回申诉。2014年：爷爷因身体原因无法再奔波，申诉的重担落在吴莉莉肩上。她一边打工，一边整理申诉材料，记录申诉日记。2016年6月3日：服刑12年的吴春红在监狱写下《刑事申诉状》，质疑侦查细节、作案动机及鼠药来源，强调有罪供词系刑讯逼供所得。2018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河南省高院再审。“父亲在会见时仰面大哭3分钟，说等这一天等了14年。”吴莉莉的辩护律师李长青回忆。
2020年4月1日，河南省高院再审宣判吴春红无罪。判决书指出，原审定罪的核心证据是吴春红的有罪供述，但存在诸多问题：
供述矛盾：吴春红对作案细节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与证人证言矛盾。动机存疑：作案动机说法多变，与案件严重程度不匹配。客观证据缺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吴春红在现场投毒。讯问不规范：部分讯问未在看守所进行，录像显示侦查人员提前准备笔录，体表检查表空白。虽然法院未认定刑讯逼供，但指出“侦查人员讯问不规范”，有罪供述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1次死缓判决。重审：3次死缓判决（商丘市中院2006年、2007年、2008年）。申诉：河南省高院2次驳回（2009年、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1次指令再审（2018年）。再审：1次无罪判决（2020年）。16年里，吴家寄出六七百封申诉状，每一次邮寄都是一次希望的传递；7次审理，每一次判决都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吴春红案的纠错，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但也暴露了过往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证据规则的重要性：原审仅凭有罪供述定罪，缺乏客观证据支撑，凸显“重口供、轻证据”的弊端。刑讯逼供的防范：虽未认定刑讯，但讯问不规范问题警示需强化侦查监督。司法纠错的韧性：从3次死缓到无罪，司法系统最终回归“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4月1日，吴春红被无罪释放，一家人终于团圆。奶奶说：“好！好！没有遗憾了。”
这16年里，吴莉莉从初中生变成打工者，弟弟吴云磊放弃学业帮父亲申诉。他们的坚持，不仅是为了父亲，更是为了守护司法的公正。
吴春红案告诉我们：每一个冤案的纠正，都是对司法底线的重申；每一次申诉的坚持，都是对公平正义的呐喊。 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蒙冤者都能等到正义的阳光。
#申诉##被冤枉了申诉也没用怎么办#
来源：北京赵云涛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