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年寒来暑往，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小喇叭，改了新颜——从褪色的红到崭新的蓝，但依然见证着她“把女孩送出大山”的信念与坚守。

又是一年高考季，连续15年送考的张桂梅校长，又一次登上了热搜。

6月7日，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高三女孩们，在张桂梅校长的陪伴下，奔赴考场

15年寒来暑往，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小喇叭，改了新颜——从褪色的红到崭新的蓝，但依然见证着她“把女孩送出大山”的信念与坚守。

那支陪伴她多年的红色小喇叭，前不久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

除了小喇叭，被国博收藏的还有华坪女高升旗仪式使用的国旗，一张学生写给张校长的贺卡，以及张校长的手抄件

张桂梅校长的一句“把女孩送出大山”，为什么能打动这么多人？

又为什么没人喊话“把男孩送出大山”？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当人们说，要把孩子们送出大山的时候，其中已经默认了男孩的存在，却未必包含女孩。

在传统乡土秩序中，男孩往往被默认为"天然拥有走出去的权利"；而女孩，却需要张桂梅这样的教育家以命相搏。

中国对于“男女平权”的重视，是上升到基本国策层面的。

“妇女能顶半边天。”

“生男生女都一样。”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

……

上世纪50年代，这些口号被提出，意味着中国在男女平权的立法和政策倡导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举行。这是解放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盛况空前。当时，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站在讲坛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的演讲。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举行

对此，开拓了中国女性研究的李小江教授是这样解读的：“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

但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基层女性仍然困顿？为什么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女性首当其冲？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妇女回家”的浪潮？为什么直到如今，“让女孩走出大山”依然是一件需要振臂高呼的事情？

女性面临的困顿是方方面面的。妇女回家的背后，是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极限拉扯。女性被迫兼顾家庭与事业，男性却被默认只需拼搏事业。

太多的“保姆式妻子”承担起了育儿与家务的双重责任。而鼓吹“996”的职场文化，更让“就业公平”难以自圆其说。双职工家庭，夫妻都在朝9晚9，每周工作6天，谁来照顾孩子？

更委屈的是，承担起更多家庭责任的女性，反而被歧视。

面对全职太太，男性有了优越感。部分女性，尤其是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女性，也往往对全职太太嗤之以鼻。

当张桂梅校长把当全职太太的学生赶走，拒绝接受这位学生的捐款，并怒斥“滚出去”时，她也几乎不可避免地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全职太太真的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吗？不是的，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有条件，支持女性全力以赴拼搏事业，实现自我价值。

都说“女性是一种处境”。而论及男女处境的不同，我敢说：母职是女性最大的羁绊，没有之一。

我们不能像柏拉图那样异想天开，在理想国中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抚养，甚至不让他们与亲生父母相认。

我们也不能要求在婚前检查中，把公公婆婆的品格、可靠程度纳入考量；更不能立法规定，家中的老人必须帮忙带孩子。

至于请保姆，当然也是一个选项。但结构性贫困早已决定了，总有一部分家庭请不起保姆。

近些年来，国策层面的支持也有，说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但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而任何一则关于托育机构的负面报道，都足以将妈妈们吓退。

且不论0-3岁的托育，单说下午4点就放学的幼儿园，就非常地“生育不友好”。

加之仍有大量“专家”在持续道德绑架女性，从母乳喂养到亲子陪伴，将“母乳喂养更好”极端化为“非母乳即失职”，将“高质量陪伴”极端化为“三岁前母亲必须全程陪伴”……如此种种，环环相扣，不断将母职扭曲为道德枷锁。

芒果台2013年首播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让我们看到了男性履行父职的更多可能，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强化一个事实：男人带娃是"加分项"，女人带娃是"本分"。

李承铉为什么能火？实力当然是一部分，但爱妻人设，以及更重要的——作为全职爸爸的经历，助他圈下女粉无数。这些现象，都侧面反映了女性的困境。

和千千万万人一样，我由衷地敬佩张桂梅校长，但真正要托举女性，我们还有更多事情要做。

1923年，鲁迅先生站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尖锐发问：娜拉走后怎样？

100年后，我们也要问：女孩走出大山之后怎样？

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首先应当是女性友好型社会，它不仅需要微观层面的个体觉醒与行动，更需要宏观政策的托举。只有将制度性保障与个人能力建设相结合，才能让"女孩走出大山"之后，拥有更多自由发展的可能。

一、宏观制度：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基础设施

1.将幼儿园放学时间延后到18:00以后，与企业下班时间衔接；推行“弹性接送制”，允许家长按需选择托管时段；

2.将0-3岁托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按人口比例配置公办托育机构；建立托育服务星级评价体系，定期公开安全监测数据；对民办托育机构实行价格管制，设置政府指导价。

二、中观支持：重建社区互助网络

1.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企业推行“带娃上班日”，设置临时儿童活动区；将托育服务纳入工业园区基础配套。

2.教育体系去性别化。中小学开设“生活技能必修课”，男女同修烹饪、护理课程；大学课堂增设婚姻家庭必修课，打破家庭责任分工中存在的性别偏见。

三、微观赋能：女性的自我解救策略

1.学会搭建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警惕“密集母职”，别做“独立女性”。学会用管理者的思维对待家庭事务，而不是固守打工者思维，切忌凡事亲力亲为。学会放权，允许老人用不同的方式带孩子，眼里要容得下“沙子”。

2.将育儿期视为“职业过渡期”，系统学习可迁移技能。全职妈妈只是阶段性的身份，务必腾出自我成长的空间，创建"妈妈成长账户"，每年投入固定的时间金钱用于自我提升，积蓄力量，筹谋未来。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这句源自非洲的谚语含金量还在上升。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同样需要举“全村”之力，而不是让女性、让母亲困于一座座孤岛。

从张桂梅校长的送考小喇叭，到社会公共支持体系的重构，再到每个家庭的厨房，性别平权之路需要更多细致入微的洞察与改变。

当企业的哺乳室和吸烟室一样普及，当职场背奶妈妈拥有专属空间，而不必再躲进厕所，当商场里的“育婴室”不再被统一命名为“母婴室”，当“父母”真正成为并列的词汇而非修辞——那时，走出大山的将不仅是女孩，还有整个社会对性别的想象。

我们不仅要帮助女性"走出大山"，更要重建一个让所有人（包括选择回归家庭的男性）都能自由呼吸的社会生态——那时我们或许才能说，娜拉出走后的世界，终于准备好了。

来源：广河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