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家族，它不仅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千年魔咒，还从唐朝延续至今，跨越了整整30代人。这个家族一门出了350个进士、104个科学院士，其族人在近代更是带领中国开发出“两弹一星”，让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挺起了脊梁。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无锡钱家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家族，它不仅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千年魔咒，还从唐朝延续至今，跨越了整整30代人。这个家族一门出了350个进士、104个科学院士，其族人在近代更是带领中国开发出“两弹一星”，让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挺起了脊梁。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无锡钱家的千年家族史，探寻这个家族的传奇与辉煌。

钱家的故事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末年。当时的盛唐长安，曾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气象，然而，历经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之后，曾经的辉煌已然不再，灾难与瘟疫接踵而至。就在这样一个昏暗的乱世，钱家的奠基人钱镠于公元852年出生在杭州临安县。相传，钱镠出生时家中红光满屋，其父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竟将他扔掉，幸亏祖母不舍，又将他捡回，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婆留”，意为“阿婆留下的孩子”。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险些被遗弃的婴儿，日后竟成了改写中国千年国运的关键人物。

钱镠长大后，正值黄巢起义席卷天下。他以镇海军将领的身份镇守杭州，凭借善于用兵、虚张声势的智谋，成功吓退了黄巢大军，保住了杭州的安宁。这一壮举，使得江南士族免受战乱之苦。彼时的大唐王朝已名存实亡，钱镠的上司董昌企图趁机割据越州称帝，并邀请钱镠一同反唐。然而，面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钱镠却毅然提笔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劝谏：“与其闭门做天子，不如开门做节度使。”他以忠诚之心表明了效忠大唐的立场。见董昌执迷不悟，钱镠最终率军攻破岳州，将昔日恩主押送至长安。这一忠义之举，令摇摇欲坠的唐昭宗大为感动。公元897年秋，一匹快马携着丹书铁券奔入杭州城。这瓦片状的铁券长有半米，嵌着333个金字，唐昭宗亲笔写下誓言：“长河有四代之妻，太华有如泉之日，青树九死，子孙三死。”意思是钱镠本人若犯死罪，可获赦免九次，其子孙后代若犯死罪，可赦免三次；一般罪行，官府不得随意抓捕问罪。钱镠跪接铁券，时年46岁，他感动不已：“臣才微公薄，何堪天恩至此！”他将铁券供奉于祖庙，终其一生都严守法度，未动用分毫特权。

后来，唐朝彻底垮台，后梁政权封钱镠为吴越王。他于两浙地区建立了吴越国。经历过无数战乱的钱镠深知百姓疾苦，于是决定休养生息，不再主动挑起战争。在他的治理下，吴越国不打仗，专心搞生产，百姓无需被拉去当兵，可以安心种田、养蚕。江南很快成为鱼米之乡。钱镠还鼓励海外贸易，派人打通海上航线，将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卖到国外，换来香料、珠宝。杭州城越来越热闹，码头上天天停满各国商船，国库也日渐充盈。在那个乱世，吴越国的百姓却能安稳度日。钱镠也因此被百姓尊称为“海龙王”，为钱氏家族千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根基。

经过钱镠三代五个当家人的努力，吴越国一跃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民间盛赞“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足见百姓对这片土地繁华与安乐生活的由衷赞叹。后来，南宋将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如今苏杭的风华绝代与蓬勃生机，可以说与钱镠的功绩密不可分。

钱镠不仅有卓越的政治头脑，对家族子孙的教导也别具一格。他亲自编写了《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为子孙量身定制了人生指南。到了1924年，钱镠的32世孙钱文选在这些家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编成了《钱氏家训》。这套家训的社会地位极高，被誉为“东方的圣经”。2021年，《钱氏家训》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第一个国家级家训非遗项目。

随着时间推移，钱镠的部分子孙开始迁徙。北宋和南宋时期，钱氏家族分支逐渐形成。其中，胡头、后山两支后人在迁徙浪潮中最终选择在江苏无锡落地生根，无锡钱氏由此而来。钱镠的孙子钱俶是个特别会审时度势的人。当时赵匡胤刚刚建立北宋，钱俶便主动将自己掌管的土地全部交出，归附宋朝，成就了“纳土归宋”的佳话。赵匡胤自然十分高兴，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后来宋朝编撰百家姓氏，将钱姓排在赵姓之后，要知道赵是宋朝皇帝的姓，钱氏家族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俗话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在任何时代，看清局势、做出正确选择都至关重要。钱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北宋时期，公元1011年，胡头支的祖先钱进来到无锡南太湖沙头定居。这里靠着太湖，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钱进便带着族人搞起了渔业，还种庄稼、加工农产品。1225年，后山支的钱迪搬到无锡后山的西边。由于交通便利，钱迪利用家族积累的经验，做起米、粮、布匹的买卖。就这样，两支钱氏家族在无锡扎下了根，并逐渐发展起来。除了经商，不少钱氏子弟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钱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考中进士后官至翰林学士，其撰写的《南部新书》后来成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也让钱氏家族“重视学问、勤于著作”的家风声名远扬。与此同时，宋朝宽松的商业政策让钱氏家族的商业才能得以施展。他们借助无锡便利的运河交通，将当地的丝绸、茶叶、手工艺品等特产销往全国，又从外地引进各类商品，家族财富不断累积壮大。

到了元朝时期，蒙古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汉族士人地位骤降，科举也时断时续，许多世家大族逐渐衰落。然而，钱氏一族凭借老祖宗留下的生存智慧，一边坚守“耕读传家”的老规矩，一边灵活调整策略，把生意重心转向民间买卖和手工业。当时的掌家人依托无锡运河枢纽，开了不少纺织作坊和商铺，还偷偷搞海上贸易，将瓷器、漆器卖到高丽、日本。从前玉墓里挖出来的鎏金银盘子、精美的缂丝袍子，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可见钱家当时在江南的富裕程度。除了商人，钱家还出了很多文学大才。钱玄是宋末明初的著名画家，他拒绝当官，选择以诗画寄情山水，其作品《浮玉山居图》是绘画风格转变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武并举、农商兼修”的风格，让钱氏家族在元朝近百年的乱世中攒足了家底儿，为后来明清钱家的风光埋好了伏笔。

明朝初年，钱家险些遭遇灭顶之灾。洪武年间，钱永勤在担任江西建昌知府期间，因贪污被抓。按当时的法律，钱家是要满门抄斩的。朱元璋一生最痛恨贪官，关键时刻，钱家想起老祖宗钱镠留下的丹书铁券。钱家人赶忙拿起这个保命金牌去求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是当年唐朝给吴越国钱镠的承诺，便说：“这都不是本朝的东西，我不认。”直接杀了钱永勤。然而，朱元璋却破天荒地承认了丹书铁券的效力，留了钱家一命。这是为什么呢？大唐在历史上、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极高，它代表着中原正统。承认唐朝的丹书铁券，有助于朱元璋向天下表明，明朝是传承自唐宋的正统王朝，强化明朝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表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应历史传承的。而且，钱氏家族在江南地区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赦免钱永勤可以赢得钱家后人以及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有助于朱元璋巩固在江南地区的统治，缓和与江南士人的关系，争取他们对明政权的支持。同时，这也是给所有文武大臣树立榜样——皇帝连前朝的丹书铁券都承认，可见皇帝很重视忠义之士。就这样，钱家一脉神奇地躲过了一劫。

这场劫难之后，给钱家人敲响了警钟。此后，钱家家规更加严格，经商者必须恪守诚信，谁敢耍手段、走歪路，定受家法严惩。于是，钱家从头开始，重操旧业，把丝绸、茶叶的老本行又做了起来。借着郑和下西洋的东风，钱家将苏木、檀香等南洋货卖遍江南，甚至承包了南京城墙、砖窑的木材供应。到万历年间，钱家已是“财似连云，舟车塞河”的江南第一商帮，连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饷，都是族中商铺凑的银子。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钱家出了个和纪晓岚齐名的钱大昕，被人称作“南钱北纪”。这个学霸于1754年高中进士，后来花费近50年心血，精心撰写了《廿二史考异》。这本书在历史研究领域相当有地位，一直到现在都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借着钱大昕在文化圈的名气，钱家开始和文化商界的知名人士有了更多交集。凭借着这些人脉，钱家顺势转型做起了文化产业的生意，开书房、搞印刷、做字画交易，在文化市场里混得风生水起。就这样，钱家的生意越做越高端，不仅赚得盆满钵满，钱家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在钱氏家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真正让家族飞黄腾达的是钱振伦和钱振常兄弟。在清朝，科举是改变命运的大事，考上进士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1838年，钱振伦高中进士，同一期的考生曾国藩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说他当时在京中闻名一时。1871年，钱振常也高中进士。后来，钱振伦再婚，娶了翁同龢的姐姐翁端恩。翁端恩的父亲翁心存是大学士，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她的弟弟翁同龢后来做到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钱振伦和翁端恩结婚后，钱家就和翁家结成了联姻。靠着翁家的关系，钱家结识了很多权贵，这些人脉让钱家在官场发展顺利，家族也越来越兴旺，威望越来越高。

然而，钱家并没有因为攀附高枝就靠着关系过日子。钱振伦虽然借着翁家的人脉在官场上站稳脚跟，但他没忘了本职工作，不仅精心编著了《古书樊南文集补篇》，还去扬州梅花书院当老师，靠着自己的学问赢得了尊重。钱振伦的弟弟钱振常拒绝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好机会，一心投入学术创作，将多年来对古今贤人的追慕与研究倾注笔端，完成了自己的心血著作《明贤生日失》。这种“借势而不依附，入世不忘治学”的智慧，不仅是钱家长胜的关键，也是我们后世应该学习的处世哲学。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钱孙卿被推选为无锡县国难委员会主席。钱孙卿是吴越王的第34世孙，和兄长钱基博并称“无锡二钱”。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都是近代江南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抗战期间，钱孙卿积极动员无锡各界人士慷慨解囊，将筹集到的2.5万大洋全部捐给了重庆政府，此外还募集了1000万法币的救国公债。1945年抗战胜利时，无锡已被炸成废墟，钱孙卿又当上商会会长，努力帮助无锡工商业恢复。短短3年间，无锡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日产棉纱就恢复到了战前的七成水平。钱孙卿倡导企业联合经营、抱团发展，使得无锡工商业不仅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更逐步发展成为苏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直到新中国建设初期，钱氏家族已繁衍出100多个分支。近代最有名的三大家族分别是杭州钱氏家族、无锡钱氏家族和湖州钱氏家族。杭州钱氏家族以钱学森家族为代表，近代涉足军事、科技和教育领域；无锡钱氏家族以钱穆、钱伟长家族为核心，深耕教育和实业；湖州钱氏家族以钱玄同、钱三强家族为典型，转型为新文化运动和科学研究。其中，仅无锡钱氏一门就出了十位院士和学部委员：钱穆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钱伟长是中科院院士，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钱钟韩作为钱钟书的堂弟，是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中科院院士；钱临照当选为中科院物理化学部委员，在物理学研究贡献突出；钱令希是工程力学领域的中科院院士；钱逸泰为化学领域的中科院院士；钱公宝是高分子化学方面的中科院院士；钱毅作为钱穆的长女，是环境工程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明高是采矿工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俊瑞则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经济学领域建树颇丰。

钱氏家族本着“资源共享不藏私”的理念，让家族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张无形的资源网。抗战时期，无锡钱氏筹的款也暗中支援过杭州钱学森留学，湖州钱玄同搞新文化运动时，无锡的纺织厂也给印刷厂低价供纸。这种互帮互助的传统，让钱氏家族在动荡年间依然能够开枝散叶，各支系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一个家族的兴衰，往往取决于成员间的凝聚力。钱氏家族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他们深谙“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这种团结互助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打破了分支之间的隔阂。

建国初期，我国如同置身于夹缝中的荣矿，外部有美苏两个大国的核威胁和地缘压力，内部又面临着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的困境。此时，改变新中国世界地位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钱学森。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1934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无锡钱氏通过商界渠道为他筹借外汇，杭州本家变卖祖产补贴学费，让他顺利赴美深造。1935年，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凭借扎实的基础和过人的领悟力，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著名空气力学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和导师一起提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这一成果在航空领域引起了巨大轰动，奠定了他在国际航空科学界的地位。

二战爆发后，美国对军事科技的需求急剧增加。凭借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卓越才能，钱学森参与了多项前沿科研项目，协助开展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探空火箭等早期研发工作。尽管这些科研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他始终心系祖国，将这些研究视为为将来回国搞建设做准备。

1949年新中国成立，钱学森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决定回国效力。然而，美国政府深知他的价值，不愿让他离开。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于是，钱学森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无理迫害。他们用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休息，15天的非人折磨使他体重暴跌，一度失去了语言能力。被保释出狱后，35岁的钱学森开始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回国的信念，一边与美国政府周旋，一边坚持进行学术研究。

1955年，在新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声援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国后，他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中。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艰苦，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钱学森没有退缩，他带领着一群满怀热血的科研人员，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开始，一步一步搭建起了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体系。

1960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一伟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向掌握导弹技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导弹技术上的封锁。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的实验。两年后，“两弹结合”试验圆满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弯了100多年的中国人彻底站了起来，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再也不用担心美苏大国的挑衅和侵略。沉睡百年的东方雄狮，再次手握利剑站了起来。有人说：“有也不敢用，有什么用？”但手里无剑和有剑不用是两回事。如今的中东、乌克兰局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截止到今天，世界依然不是和平的。我们的和平，有一半要归功于我们的核威慑能力。这也是钱家对新中国最大的贡献。

1970年，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宣告我国正式进入太空时代。在钱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钱学森无疑是一座闪耀的丰碑。他的杰出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国防和航空事业面貌，也激励着后人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2009年10月，钱学森因病在北京逝世。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使中国在这些领域实现了从落后到赶超，再到部分领域领先的跨越。

妻子蒋英提到钱学森时，称他是“可怜的科学家”，因为钱学森一生几乎都在专心科研，根本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做其他事，连唯一的爱好——吃美食——都没有时间去享受。事实证明，所有的伟大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牺牲。从古到今，正是因为我国一代又一代像钱学森这样富有牺牲精神的科学家，才有了5000年文明的中华大国。

无锡钱氏家族将千年传承的治家智慧与现代商业理念深度融合，一方面恪守《钱氏家训》中“利在天下”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前沿科技与管理模式，在新时代成功续写了商业传奇。这也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传承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精神内核转化为与时俱进的实践智慧。

钱氏家族历经千年岁月洗礼，依旧兴旺发达、声名远扬。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正是长辈的言传身教和对《钱氏家训》的传承。从“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家国情怀，到“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为”的治学之道，家训中的字字箴言早已化作钱氏子孙的行动指南。钱家老祖宗钱镠留下的规矩“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绝非一句空话。北宋时，钱氏迁居无锡的始祖钱进，白天带族人开垦种地，晚上点灯教子侄们读《论语》；明朝时，钱氏商人出海贸易，宁可少赚三成利，也绝不掺假货，只因祖上说过“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代代相传的行动指南，比任何说教都管用。

站在钱氏家族的历史长河里回望，你会发现，真正的豪门一定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对历史、对社会有责任、有贡献的，而不是单纯的创造财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更不必追求“富过30代”的神话。过好当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或许就是为自己的人生交出的最好答卷。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